當年一個師長一個排長，28年后師長成為上將，排長反而成了大將

在毛主席口中，他們一個是“有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堅決性”的好同志；一個則是“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

前者是周士第，后者則是“娃娃連長”許光達。有趣的是，倆人之前一個是師長，另一個則是排長，可到了后來，擔任師長的成了上將，而當年的排長，卻成了更高的大將。這是怎么回事呢？

1955年，北京中南海燈火璀璨，新中國首次授銜儀式正在進行。

身著嶄新禮服的將領們依次列隊，人群中卻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周士第站在上將隊列里，肩章上三顆金星熠熠生輝，而不遠處的大將隊列中，許光達胸前四顆金星格外奪目。

熟悉兩人過往的老戰友心里都清楚，這場景放在28年前簡直難以想象。

1927年南昌起義那會兒，周士第已是手握七千兵力的第25師師長，而許光達只是他手下75團里一個不起眼的排長，中間隔著營長、團長好幾級。

從師長到上將，從排長到大將，這看似“顛倒”的軍銜背后，藏著兩段跨越幾十年的革命人生，更藏著時代對忠誠與堅守的注解。

1900年出生的周士第，是海南瓊海走出的熱血青年。24歲那年，他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和徐向前、陳賡等人成了同窗。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黃埔一期生堪稱“天之驕子”，而周士第的才華更是早早被孫中山先生看中。

畢業后不久，他就受命組建“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并擔任隊長，這支裝備精良的部隊后來成了葉挺獨立團的前身，也成了北伐戰爭中的“尖刀”。

北伐戰爭打響后，周士第先是擔任葉挺獨立團營長，后來升任參謀長。汀泗橋戰役中，他帶領士兵架設云梯，硬生生撕開敵人防線；賀勝橋一戰，6挺重機槍在他指揮下橫掃吳佩孚主力，為獨立團贏得“鐵軍”稱號立下汗馬功勞。

1926年10月，武昌城被攻克時，獨立團僅犧牲191人就迫使3萬守軍投降，作為核心指揮員的周士第，“北伐先鋒的先鋒”名號傳遍全軍。

到南昌起義前夕，他已經升任第25師師長，成為起義部隊中為數不多的高級指揮員，當時能在職位上壓過他的，也就朱德、賀龍、劉伯承等寥寥數人。

比周士第小8歲的許光達，起點則“寒酸”得多。1908年，他出生在湖南長沙的一個貧苦農家，乳名五伢子，從小就跟著家人下地干活。

靠著一股子不服輸的勁，他一路讀到長沙師范學校，在那里接觸到革命思想，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許光達受組織派遣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炮兵科，畢業后被分配到第25師75團，成了周士第手下的一名見習排長。

南昌起義爆發時，許光達剛滿19歲。在章江門外的后衛戰中，他帶著士兵死守陣地，三小時內打退敵人四次沖鋒；會昌戰斗中，一顆子彈擊穿他的左胸，腸子都露了出來，被抬上擔架時他還嘶吼著“別管我，先送彈藥”。

這股不要命的狠勁，讓不少老兵都記住了這個年輕的排長。起義部隊南下廣東時，許光達在三河壩戰役中再次負傷，被炮彈炸傷的腿讓他只能躺在擔架上，也讓他和大部隊意外走散。

1927年10月，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地區遭遇敵軍重兵圍剿，損失慘重。周士第和朱德帶著 25 師余部在三河壩與錢大鈞的3個師血戰三晝夜，彈盡糧絕后才成功突圍。

突圍后，組織決定派周士第前往香港尋找上級黨組織請示部隊行動方向。可命運卻和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到香港后，周士第很快找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但長期的奔波勞累讓他染上了嚴重的瘧疾，身體忽冷忽熱，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

窮困潦倒之際，他偶遇海南同鄉張云逸，借了錢才住進醫院。就在治療毫無起色時，另一位同鄉陳超鵬從南洋來港，勸他去馬來西亞投奔族人，借助當地同鄉的力量治病。

1927年冬天，周士第登上了前往馬來西亞的輪船。他沒想到，這一去竟與黨組織斷了聯系。在馬來西亞的7個月里，他住在族兄的小茅屋里，靠著華工們的接濟勉強養病，期間目睹了底層華工被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壓榨的苦難，更堅定了反蔣救國的決心。

病愈后，他輾轉回到上海、南京等地，加入黃埔革命同學會，秘密策劃反對蔣介石的活動，結果兩次被捕入獄。

在南京監獄里，周士第做好了慷慨就義的準備，連臨刑時要喊的口號都想好了。幸好宋慶齡等多方志士得知消息后，兩度奔走營救，痛斥蔣介石“殘害革命志士”，才讓他得以脫險。

1933年，周士第參與蔡廷鍇、蔣光鼐發起的福建事變，在漳州擔任團長，多次擊退蔣介石的進攻。可這次反蔣行動最終失敗，他還遭到特務監視，危急關頭，周士第買通特務連長，趁夜揚鞭策馬，連闖三道封鎖線，終于在1934年抵達江西瑞金，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

與周士第的漂泊不同，許光達在與部隊失聯后，始終沒有放棄尋找組織的腳步。

1927年，拖著傷腿的許光達從潮汕出發，一路乞討、打零工，好不容易輾轉到安徽壽縣。為了隱蔽身份，他改了自己的名字，白天給地主當長工混口飯吃，晚上就著油燈寫密信，四處打聽黨組織的消息。

在壽縣的國民黨軍隊里，他秘密開展兵運工作，沒想到身份很快暴露，只能再次逃亡。

1928年9月，許光達回到長沙老家，可僅待了一個月，就被當地警備隊盯上了。無奈之下，他改名許泛舟，投奔在河北清河縣當縣長的岳父鄒希魯，靠著這層關系到縣警備隊任職。

在這個職位上，許光達沒少做“出格”的事：偷偷釋放被關押的革命同志，暗中說服警衛隊士兵，悄悄拉起了一支游擊隊。

1929年5月，他帶著這支隊伍在安徽蕪湖找到了黨組織，隨后又被派往洪湖蘇區。

在洪湖根據地，許光達從游擊隊長做起，憑借在黃埔學到的軍事知識和實戰經驗，一步步升任紅6軍參謀長、紅17師師長。

1932年應城戰斗中，他再次身負重傷，蘇區簡陋的醫療條件無法取出體內的子彈，組織上只好把他送往蘇聯治療。

在蘇聯的那幾年里，許光達沒有閑著，他先后在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還在圖拉坦克廠實習，系統鉆研坦克戰和大兵團作戰理論，期間始終與黨中央保持著聯系。

當紅軍在國內爬雪山、過草地時，許光達在蘇聯圖書館里啃完了《坦克戰》等大量軍事著作，為日后的事業埋下了伏筆。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許光達從蘇聯回國，帶著一箱子坦克教材、駕駛手冊和12本密密麻麻的筆記抵達延安。

他被任命為抗大訓練部長，不僅教書育人，還編寫了我軍第一部《坦克戰術講授提綱》，把在蘇聯學到的先進軍事理論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員。

1942年，許光達被派往晉綏軍區，擔任第120師獨立第2旅旅長，而此時的晉綏軍區參謀長，正是早已回歸部隊的周士第。

闊別15年，兩人再次并肩作戰。這時候的周士第，已經重新入黨，在抗大擔任過分校校長，憑借豐富的作戰經驗，協助賀龍、關向應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許光達在晉綏的戰場表現同樣亮眼。他帶領部隊在五寨、神池一帶開展反“掃蕩”斗爭，創新出“擠牙膏”戰術：白天讓老鄉趕著羊群進敵占區偵察，晚上帶著部隊摸黑襲擊炮樓，一年下來拔掉了80多個日偽軍據點，還恢復建立了多個抗日政權。

解放戰爭時期，兩人各自奔赴更廣闊的戰場。

周士第被任命為華北野戰軍第1兵團副司令員，協助徐向前指揮晉中戰役、太原戰役。

1949年，徐向前病重期間，周士第接手太原前線全面指揮，發起總攻后僅用四天就攻克這座固若金湯的城市，全殲守軍8.9萬余人，生擒國民黨將領孫楚、王靖國等人。

之后，他率領第18兵團揮師西南，連續解放漢中、廣元、綿陽等40多座縣城，為解放大西南立下汗馬功勞。

許光達則成為西北野戰軍的一員猛將，在彭德懷麾下擔任第3縱隊司令員、第2兵團司令員。1947年沙家店戰役中，他率部在烏龍鋪阻擊國民黨軍劉勘部，成功掩護中共中央機關安全轉移，扭轉了陜北戰局。

延清戰役中，他指揮部隊用連續爆破法炸開清澗城門，生擒國民黨整編第76師師長廖昂；宜川戰役中，他采取“圍城打援”戰術，協助主力部隊全殲胡宗南集團3萬余人，軍長劉勘自殺身亡，毛主席更是盛贊這場勝利“改變了西北的形勢”。

1949年蘭州戰役中，許光達帶領第2兵團攻克沈家嶺、狗娃山等核心陣地，搶占黃河大橋，為解放蘭州掃清了障礙。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將在蘇聯學到的裝甲兵知識運用到實戰中，在酒泉檢閱了由35輛日式坦克組成的先遣支隊，摸索出“穿插分割、快速突擊”的戰法，為新中國裝甲兵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1950 年，新中國的軍隊建設進入新階段。周士第被任命為人民解放軍防空軍司令員，從零開始組建防空部隊。許光達則接過了組建裝甲兵的重任，成為首任裝甲兵司令員。

1955年授銜時，軍委的評定標準清晰明確：“現任職務、政治品質、業務能力、革命貢獻”，再加上兵種平衡和歷史一貫性。

周士第的資歷和戰功毋庸置疑，北伐、南昌起義、抗日、解放戰場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可那6年與組織斷聯的經歷，終究成了無法回避的“空白”。

這6年里，紅軍反“圍剿”、長征等關鍵歷程他都未曾參與，雖然回歸后戰功赫赫，但在歷史連續性上難免打了折扣。

許光達的情況則不同。雖然他也沒參加長征，但在與部隊失聯后始終堅守信仰，從未放棄尋找組織，更沒有脫離革命陣營。即便在蘇聯治病學習期間，他也一直與黨中央保持聯系，時刻關注國內革命形勢。

更重要的是，新中國成立后，裝甲兵作為新型兵種，急需專業人才領航，許光達是當時全軍為數不多既懂理論又有實踐的將領，加上他在紅二方面軍的代表性，大將名額非他莫屬。

更讓人敬佩的是，許光達得知自己將被授予大將軍銜后，連續3次寫下 “降銜書”，直言：“我德才功資，難佩四星，懇請改授上將”。

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舉著這封信感慨：“這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就是以這樣的胸懷對待名利”

最終，軍委沒有同意降銜，但特許他享受行政五級待遇，與上將級別相同。

面對上將軍銜，周士第也始終淡然處之。他對身邊人說：“我參加革命，不為當官，不為授銜，只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不論軍銜如何，像周士第和許光達這樣的革命先輩們，永遠都值得我們銘記、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