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罵了千年的“女德幫兇”？

“女德”，存在巨大爭議的詞語。尤其是前一階段，“性商”事件，再次掀起波瀾。

很多人，把封建“女德”上述至東漢的《女誡》，它的作者同樣是女性。

所以，她被人稱作男權的“傳聲筒”，禁錮女性千年，是壓迫同性的“幫兇”。但是，很少有人問：一個能沖破時代桎梏、走進皇家藏書閣、成為太后“閨蜜”的女人，真的會心甘情愿，給自己和天下女子套上枷鎖嗎？

一、班昭身世

班昭的人生，從一開始就自帶“頂配劇本”，卻又被命運狠狠改寫。她生于公元45年前后，出身東漢頂級“學術天團”——父親班彪是德高望重的史學家，著《史記后傳》為《漢書》奠基；長兄班固是《漢書》主撰者，文能修史、武能出征；二哥班超更猛，投筆從戎喊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馳騁西域數十年，重新打通絲綢之路，封定遠侯。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東漢，班昭是幸運的。父親破例讓她與兄弟同席讀書，兄長們更是傾囊相授，她自幼博覽群書，通曉天文、歷法、詩賦、禮制，才華甚至不輸兩位兄長。14歲那年，她遵循禮教，嫁給同郡曹世叔，相夫教子，安穩度日，活成了當時世人眼中“標準閨秀”的模樣。

可命運偏不遂人愿，丈夫英年早逝，年輕的班昭一夜之間成了寡婦。放在尋常女子身上，要么改嫁求生，要么在孤苦中潦草度日，可班昭偏不——她選擇終身不嫁，以“貞靜”立身，卻悄悄把目光投向了父兄未竟的事業。這不是妥協，而是她的清醒：在男權主導的時代，“貞名”是她的保護傘，而學問，才是她安身立命的底氣，是她打破性別枷鎖的唯一武器。

二、續寫傳奇

公元92年，一場政治風波突襲班家：長兄班固因卷入外戚斗爭，冤死獄中，耗時數十年編纂的《漢書》，還差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殘稿散亂，無人能續。要知道，《漢書》是東漢的“國家級文史工程”，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與《史記》并稱“史漢”，編纂此書，是班家三代人的執念，更是整個東漢學界的期盼。

滿朝文武，竟無一人能接過這副重擔——不是才華不夠，而是沒人敢觸碰這份“燙手的遺產”，更沒人能摸清班固的寫作脈絡。就在此時，漢和帝破格下詔，命班昭入東觀藏書閣，續寫《漢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朝廷正式任命一位女性，主持國家正史的編修，也是班昭人生的第一個“破局”：她以寡婦之身，跳出閨閣，走進了只有男子才能涉足的皇家學術殿堂。

東觀藏書閣藏有天下圖籍，竹簡堆積如山，殘稿雜亂無章，很多史料早已殘缺不全，甚至存在諸多謬誤。班昭每日素衣伏案，“披閱舊牘，考訂異同”，一邊整理班固的遺稿，一邊四處搜集史料，核對宮廷檔案。為了寫好《天文志》，她虛心向太史令張衡請教渾天說，校正原稿中星象記錄的時序誤差；為了補全《外戚恩澤侯表》，她遍查西漢以來的封侯詔書，梳理二百余年的外戚封廢脈絡，做到“世次分明，褒貶有法”。

這一熬，就是十余年。她熬過了孤燈伴夜的艱辛，熬過了世人的流言蜚語，熬過了性別偏見帶來的阻礙，終于補全了《漢書》的全部篇章，還對全書進行了統稿、校勘和潤色，讓這部史學巨著得以完整傳世。時人稱贊“班氏之書，固纂其體，昭成其全”，連東漢大儒馬融，都甘愿放下身段，跪坐于她帳前，聽她講解《漢書》——一個女子，憑才華，活成了整個帝國學界的“首席導師”，被后宮妃嬪、天下學者尊稱為“曹大家”（“家”讀gū，即先生之意）。

三、后宮“顧問”

如果說續寫《漢書》，是班昭在學術上的破局，那么走進后宮、成為鄧太后的“閨蜜”與政治顧問，則是她在權力場上的另一場逆襲。漢和帝駕崩后，曾受班昭教導的貴人鄧綏，臨朝執政，成為鄧太后。鄧太后深知班昭的才華與智慧，將她視為人生導師和閨中密友，凡遇疑難政事，必召班昭入禁中參議，稱她為“內輔”——班昭雖無官職，卻成了東漢真正的“影子宰相”。

她不是只會修史的書呆子，更是極具政治智慧的謀略家。鄧太后執政期間，外戚勢力膨脹，朝局動蕩，班昭多次建言獻策，勸鄧太后謙退節儉，約束外戚勢力，還曾引經據典，說服朝臣，為鄧氏家族合理求封，既維護了太后的權威，又穩定了東漢政局。更難得的是，她身處政治旋渦中心，卻始終清醒自持，潔身自好，鄧太后寵信她，常送名貴禮物，給她的兒子加官晉爵，她卻從不恃寵而驕，天下太平時，便安心做學問，與世無爭，最終得以全身而退。

四、《女誡》爭議

就是這樣一位傳奇女子，卻因晚年寫下的《女誡》，被罵了千年。這部僅1600余字的著作，被后世視為“女德圣經”，里面提到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被封建統治者歪曲利用，成為禁錮女性自由的枷鎖，班昭也因此被貼上“男權幫兇”的標簽，被無數后世女性批判。

但這，恰恰是對班昭最大的誤讀——《女誡》從來不是禁錮女性的枷鎖，而是班昭寫給古代女性的“生存保命手冊”。很多人只看字面意思，罵她鼓吹“女子順從”，卻忽略了她寫下此書的時代背景：東漢時期，貴族女性常因失寵被廢、被誣陷“巫蠱”處死，后宮權斗慘烈，外戚專權禍國殃民的事層出不窮；而民間女子，更是毫無地位，嫁入夫家后，稍有不慎便會被休棄，甚至連累家族。

班昭寫《女誡》，初衷不過是擔心家中后輩女子不懂禮儀，出嫁后辱沒門楣。她在書中強調的“敬順”“謙讓”“和叔妹”，從來不是鼓吹奴性，而是在男權絕對主導的時代，為女性劃出一條安全、體面的生存邊界——就像今天，我們教職場女性規避性別風險、學會為人處世一樣，班昭是在用自己的人生智慧，告訴當時的女子，如何在逆境中自保，如何在夫家立足，如何守住自己的尊嚴。

更有意思的是，班昭自己，從來沒有活成《女誡》中“順從卑微”的樣子。她續寫《漢書》，打破“女子不可著述”的禁忌；她入宮講學，創辦中國第一所“女子高等學堂”，教后宮妃嬪讀書明理；她參議朝政，在權力場上運籌帷幄；她還曾為遠在西域的二哥班超上書請命，以凄切筆觸描述班超“衰老被病，面無肌膚”的慘狀，最終感動漢和帝，讓二哥得以歸國養老。

就連她的小姑子，都不認同《女誡》中的觀點，寫書反駁她，而班昭從未阻止，也從未辯解——她深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女誡》是她給出的“生存建議”，而非“強制準則”。真正將《女誡》變成枷鎖的，從來不是班昭，而是后世的封建統治者和理學家，他們為了鞏固統治，篡改刪節《女誡》，將其極端化、工具化，卻把班昭推上了“恥辱柱”。

五、享年落幕

公元117年前后，班昭壽終正寢，享年七十多歲。鄧太后悲痛萬分，身穿素服，為她行國葬之禮，這是古代女性所能獲得的最高禮遇。她一生，從未封侯拜相，從未馳騁沙場，卻以一支筆，改寫了自己的命運，也影響了中國千年的史學、文學和女性教育。

她寫《漢書》，是為了完成父兄遺志，更是為了證明，女子亦可有大學問；她寫《女誡》，是為了守護后輩女子，更是為了在亂世中，給女性一份生存的底氣。她這一生，矛盾又統一，溫柔又有力量。

最后，借用一句俗語：被誤讀千年，卻從未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