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盧漢為什么要放走張群？這一別恩怨散盡再無虧欠，各自安好

1990年，臺北一處清靜的宅院門口，一位鬢發皆白的老人被允許走出大門，距他上一次自由行走，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很多人都知道，他叫張學良。稍微往前翻一翻歷史的日歷，就會發現，1949年冬天昆明上空的一陣槍聲，其實曾經握著改變他命運的機會。

把時間撥回1949年，解放戰爭已進入尾聲，華北、東北基本易幟，長江以南的大片區域也陸續解放，西南成了國民政府最后的退路之一。云南地處西南要沖，向北連川康，向南接越南、緬甸，一旦成為“殘余政權基地”，西南戰局就會拖長許多。

在這種背景下，昆明的省政府大院里，盧漢每天都要面對“向哪邊站”的問題。操著一口云南味普通話的他，看似粗豪，心里卻清楚得很：站錯隊，不只是個人前途的問題，很可能把整個云南再次推入戰火之中。

有意思的是，在戰場硝煙尚未散盡的時候，這個關鍵人物的命運，早在抗戰時期就與另一個名字擰到了一起——張群。

一、舊交難忘：從龍云到西南重鎮

抗戰爆發以前，云南的天空幾乎被“龍云”三個字遮住。這個出身滇軍的“地方王”，對云南軍政控制之嚴，在當時頗有名氣。盧漢一路從底層軍官往上爬，始終要在龍云的庇蔭下行事。

1930年代后期，蔣介石為了真正把西南握在中央手里，設法把龍云調離昆明。過程曲折，但結果很明確：龍云失勢，中央系人物逐漸進入云南。其中，張群就是關鍵的一環。

張群出身政學系，早年留學日本，既做過行政院院長，又擔任過駐蘇大使，是蔣介石身邊極信任的一位“老手”。在蔣介石謀劃調整云南權力布局時，他多次在南京為盧漢說話，強調盧漢“穩重、聽招呼、能守邊”，不主張再派一個完全外來的中央官員空降。

說白了，在那樣的格局里，如果沒有張群從中周旋，盧漢想從“滇軍將領”順利轉成“云南省政府主席”，難度會大得多。后來不少回憶資料里都提到這一點，只是語氣有差別，但大體方向相同。

雙方的交情并未止步于此。到了抗戰后期，西南成為后方大本營之一，公路、機場、防線都要大規模修建，軍政人事更是盤根錯節。張群經常以“中央代表”身份巡視西南，能給誰撐腰、對誰冷淡，很多人都在看。

1948年，國民黨統治已是風雨飄搖。張群受命出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名義上統籌川、滇、黔等地軍政事務。那時西南地方實力派心里都打鼓，誰也不愿輕易綁在一條船上。

就在某些軍政人物觀望甚至冷眼的時候，盧漢態度比較鮮明，公開表示擁護張群的任命，還在實際工作中配合他的部署。對一位在局勢不穩時愿意“捧場”的老朋友，張群自然記在心里。

很多老軍人后來回憶，那幾年在西南的某些宴席上，兩人經常同桌，言談之間并沒有太強的上對下的味道，更像是“互相知道底細”的老相識，一杯酒端上來，不用多解釋，就明白對方的難處。

正是這段往來的積累，使得1949年冬天那場風云突變時，兩人的選擇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政治算計。

二、昆明風云突變：起義與“階下囚”

1949年下半年，隨著大陸戰局的迅速演變，云南再難置身事外。重慶失守、成都危急，國民政府高層開始考慮把部分機關和部隊向西南撤退，希望把四川、云南一線變成“最后屏障”。

盧漢心里明白，這種“屏障”不過是拖延而已。云南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一旦成了“負隅頑抗基地”，最受苦的必定是當地百姓。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方面也在積極爭取西南地方實力派的起義或和平解放，云南自然在工作重點之列。

就在這個關口，蔣介石想到利用“私人交情”再搏一把。1949年12月7日，張群乘飛機抵達昆明，表面身份是“考察西南”，實際任務卻相當明確——憑借與盧漢多年的情誼，說服對方繼續追隨南京政權，至少不能倒向中共。

張群這次來，并非兩手空空。他帶來了蔣介石的親筆信，里面開出的條件，不難看出“最后一搏”的用心：一筆可觀的軍費，滇軍可以擴編，云南境內的國民黨部隊盡量集中到盧漢手中，由他統一指揮。

這些條件放在早兩三年，未必沒有誘惑力。但到了1949年冬天，整個大陸的力量對比已經完全失衡，更何況云南的普通百姓早就厭倦了動輒軍費、捐稅的日子。盧漢對這些“好處”聽得很冷靜，心里卻逐漸偏向另一條路。

有意思的是，盧漢沒有立刻攤牌，反而安排了一場頗具“社交味”的宴會。起義前一晚，他在公館設宴，邀請張群，也請來了駐昆明的美、英、法等國領事，場面看上去依舊歌舞升平。

燈光下，杯盞交錯，兩位老相識表面上談的還是西南局勢、云南建設。間隙中，張群壓低聲音，似乎是真心勸了一句：“云南若能堅守，對全國大局終歸有利。”盧漢聽完，只是笑笑，答得很含糊。

就在同一晚，以張群名義發出的“通知”，飛快地送到昆明各處國民黨軍政要員手中：次日五華山開會，商談要務。許多人以為是上級召集的例行會議，準時前往，毫無戒心。

12月9日清晨，五華山會場外荷槍實彈，起義部隊已經布防完畢。等國民黨要員們魚貫入場、就座不久，槍機聲此起彼伏，原本熟悉的衛兵不再聽命于舊日上司，而是按照起義計劃行事——會場迅速被控制，來人悉數“請去談話”。

同一時間，張群被“恭敬地”請到盧漢新設的公館，名義上是“暫住”，電話線卻悄然被切斷，出入也被嚴密限制。直到這時，他才真正意識到，昆明的棋盤已經翻面。

有傳記記載，當他試圖走出大門時，攔住他的衛兵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主席已經起義了，請您暫時不要外出。”這一句看似客氣的提醒，讓一向穩重的張群也不免心頭一沉，幾乎坐倒在沙發上。

為數不多的幾天里，他不斷寫紙條，請求見盧漢一面，希望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紙條都送出去了，卻始終得不到正面回應，“主席在前線”“事務繁忙”之類說法，此起彼伏。

而在昆明之外，關于這位“政學系大佬被扣”的消息，已迅速傳到了北平。中共中央方面很快意識到，這個人物的政治價值，遠遠超過云南地方一省的范圍。

三、一念之間：放人、自責與“各自安好”

在北平，一些中共領導人迅速討論起“用張群交換張學良”的可能。張學良自“西安事變”后長期被軟禁，其命運牽動無數人的關注。如果能借云南起義之機，讓這位曾經的東北少帥重獲自由，無疑具有象征意義。

據多方史料記載，當北方相關方面獲悉“張群已在昆明起義部隊控制之中”時，態度頗為積極，希望盧漢穩妥看管，等待統一安排。云南這張牌，似乎可以在更大范圍上發揮作用。

然而問題就出在這里——對于北平而言，這是一次頗有價值的政治籌碼；對于盧漢個人，卻是一道難以下筆的情分難題。

一邊是舊日交情。一邊是新政權的期待。中間還牽扯著云南未來的安穩，三者互相糾纏，讓這位出身滇軍的將領陷入長時間猶豫。不得不說，這樣的猶豫帶著明顯的舊軍閥色彩：講義氣，又繞不開算計。

據回憶材料，盧漢在這幾天里很少公開露面，多數時間與心腹商議。有人主張照顧大局，把張群交給中央，由上級統一處理；也有人提醒他，不能忘了當年張群“扶上一把”的恩情。

“如果就這么交出去，算不算忘恩負義？”類似的疑問，很可能在他心里反復盤旋。對于一個一向強調“兄弟、朋友”的地方實力派將領，這一句話比很多大道理要更致命。

幾天的徘徊之后，盧漢做出一個看上去有些“別扭”的決定：既不公開宣布張群的去留，也不在昆明久拖，而是悄悄安排起飛，將他送往香港。執行這一任務的是他極為信任的心腹龍澤匯。

臨行前，盧漢寫了一封字數不長的信，讓人帶到張群手中。信中大意是：此番來滇，任務重大，然而大勢已定，已難回頭；念在舊日交情之上，只能安排您離開云南，此舉既是報恩，也是無奈。用詞不算花哨，卻處處透著慚愧。

機場那天的情形，后來在不少敘述中出現。1949年12月11日清晨，昆明機場霧氣未散，一架飛機匆匆滑行起飛。張群登機前，心情復雜，有人說他一路沉默，只是緊緊握著護身的手杖。

飛機剛剛離地，有士兵舉槍朝天放了幾梭子子彈，在霧中劃出幾道火線。有人認為這是象征性的“追緝”，也是對外的一種交代，讓看熱鬧的人覺得“不是說放就放”；也有人覺得，這是盧漢慣常的“模糊打法”，既送走了人，又保留了一點“被動”的說法。

無論如何，飛機最終飛出了云南上空。自此，兩位曾經的“戰友兼朋友”，在昆明機場這一別后，各走各路，再無交集。

張群抵達香港后，很快轉赴臺灣，繼續追隨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他后來擔任“總統府資政”等職務，在不少重大問題上站在強硬立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一些表態，便是例證之一。

而在北平，當確知“張群已離開云南，不在掌握之中”時，人們多少帶著幾分惋惜。有說法提到，周恩來身邊有人轉述他的一句感慨，大意是“這樣一來，漢卿恐怕暫時回不來了”。這句話背后的重量，外人很難完全體會。

對于已經決定起義的盧漢來說，放走張群既像是報恩，又明顯是一次“政治判斷的失誤”。他很快意識到，此舉勢必會影響中央對自己誠意與立場的看法。

起義后三天左右，北方的正式回電尚未到達昆明，盧漢心里卻像壓了一塊石頭。為了彌補，他開始在可以掌控的范圍內，做出一系列“表態式”的動作。

其中最顯眼的一條，就是將昆明起義之后仍然掌握在手中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按照“戰犯”身份一并送交中央機關。其中包括原本已經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的沈醉——這位保密局云南站站長在舊日秘密工作中名聲不小，本可以借起義之機一筆勾銷，卻還是被列入戰犯名單，后經多年審查和平反才重歸社會。

從政治角度看，這一處理方式多少帶著“加碼示好”的意味。很明顯，盧漢希望用“嚴厲對待舊部”的姿態，來抵消“放走張群”所造成的負面印象，向中央證明自己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并未糊涂。

1951年，一次會議上，已經融入新政權體系的盧漢，當眾談到了這段往事。他主動提及，自己在昆明起義時，因為顧念與張群的私人關系，沒有聽從“上面”的建議，錯失了一次以張群換回張學良的機會，他形容那是“從個人交情出發做出的錯誤”，“現在很后悔”。

在那個強調實事求是的氛圍中，這番不加粉飾的自我批評引發了現場掌聲。掌聲未必全是贊許，更像是一種認可：承認錯誤、承擔后果，是對自身角色的一種重新定位。

而另一端的張群，在臺灣政治圈里繼續履行著“老臣”的角色。他對舊主的忠誠，從未在公開場合動搖。有人評價他“顧全大局”，也有人說他“因循守舊”，評價各不相同，卻都承認他一向把“蔣家江山”看得極重。

有意思的是，兩人在昆明機場之后再無會面，更沒有留下什么正式的往來書信。沒有重新結盟，也沒有公開翻臉，看上去就像題目里那句——恩怨散盡，再無虧欠，各自安好。

從情分角度看，盧漢在那封送行的信和那次“冒風險的放人”中，算是還清了當年張群“扶他上位”“在西南出頭”的舊賬；從政治角度看，他也為這一念之差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不僅背負“錯失張學良”的歷史遺憾，還不得不通過交出戰犯等方式，反復證明自己的立場。

從張群的角度看，離開昆明的那一刻，他也失去了對西南局勢最后的影響機會。此后他在臺灣的政治生命，更多依附于蔣氏父子安排，再難有1940年代那樣翻云覆雨的舞臺。

再往后，張學良的命運像一條獨立的支線，在兩岸格局中默默延伸。長期軟禁、輾轉遷徙，直到1990年代才真正重獲自由。很多研究者在梳理他的生平時，總會提到一個假設：如果當年昆明方面牢牢掌握張群，以此為條件進行交換，東北少帥的人生是否會改寫？

這類假設沒有答案，只能停留在“如果”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那個霧氣彌漫的昆明早晨，盧漢在心里為“義”字留了一條縫，也為歷史留下了一處缺憾。

說到底，這位云南出身的將領，并不像閻錫山、李宗仁那樣精于算計、善于權衡利弊，用當時人的話說，他“更像個講江湖規矩的人”，寧可在政治棋局上丟一子，也不愿背上“忘恩負義”的罵名。

歷史走到后面，誰對誰錯，已很難用簡單的尺子來量。那一天從昆明機場起飛的飛機，帶走的是一位政學系重量級人物，也帶走了兩位老友之間最后一點可以再算計的空間。剩下的，只能交給各自不同的歸宿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