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老總回憶錄中曾稱：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算重要

1927年秋天，贛南一帶的山風已帶著涼意，村口土路上時常能看到一支支衣衫襤褸的小部隊，拖著疲憊的腳步從山坳里鉆出來。表面看，是幾百上千個人的流動，實質上，卻是大革命失敗后革命武裝命運的拐點。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兵敗如山倒”的氣氛中，朱德的名字，慢慢從南昌起義中一個不起眼的“老同志”，變成了日后被反復提起的總司令。

這段變化并不是一開始就注定的。陳毅在自己的回憶中，曾經很坦率地說過一句話：“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這話聽上去有些刺耳，但放在1927年那個夏天去看，卻并不夸張。起義之前、起義之中、起義之后，朱德所處的位置，確實遠遠談不上“核心”，甚至一度只是被尊重為“年紀大的老同志”。

然而，有意思的是，等到南昌起義主力南下失敗、潮汕戰役失利、大隊人馬四散而去的時候，真正咬牙“把隊伍帶出來”的，卻偏偏就是這個當初“不算重要”的人。

一、從“老同學”到“請客之人”：南昌城里的那一夜

說起朱德在舊軍隊中的履歷，很多人并不陌生。云南講武堂畢業，跟著云南軍隊參加過辛亥革命時期的重九起義，又在護國、護法戰爭中打出了名氣。棉花坡一戰，他指揮部隊血戰，當時軍界都在傳他的勇猛和膽識。以舊軍的標準來看，他完全可以沿著軍閥將領的路子一路往上爬。

可不得不說，他當時選的路，跟身邊不少同學完全不一樣。1927年初，朱德受黨組織派遣，到朱培德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工作，并主持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兩人又是云南講武堂的“模范二朱”，一個主政江西，一個掌管教育團，互相都看得上眼。朱培德想留這位老同學，好好幫他整軍練兵，將來在江西有一番新局面。

理念上的分歧，卻早早種下了。朱培德本身傾向國民黨左派，希望借北伐東風做一番事業，卻對共產黨“再往前走一步”的路線有明顯顧慮。朱德則在接觸共產黨人后，對蔣介石的獨裁已經相當反感，決心靠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兩人看問題的角度漸漸拉開距離。

到了1927年夏天，形勢迅速惡化。“四一二”清黨、馬日事變接連發生，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消息一波接一波傳來。7月底前后，朱培德已經察覺朱德同賀龍、葉挺接觸密切，不過他沒有直接拆臺，反而為了自保，把第三軍的實際指揮權交給王均，自己提前躲到廬山上“養病”，南昌城里的軍政大權，客觀上都壓到了朱德肩上。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南昌起義，都是電影里那個在地圖前指點江山的“朱總指揮”。比如后來《建軍大業》里，黃志忠飾演的朱德高聲布置戰術，鏡頭一轉，眾將盡聽號令。但從當時的組織架構看，起義的軍事籌劃與戰術部署，主要在賀龍、葉挺和擔任參謀長的劉伯承手里，朱德在前敵委員會中并不居于顯赫位置。

朱德自己回憶南昌起義時，說得很清楚：“我被分派的任務是，邀請朱培德下面的一些軍官喝酒。”也就是說，起義打響前夜，他真正要做的，是用“打麻將”“敘舊”的方式，把守城要害部隊的團長、團副拖在自己家里，給起義部隊創造行動時間，而不是坐在地圖前拍板整個戰役。

那天晚上，南昌守軍主要是第三軍第二十三團、第二十四團。盧澤明、蕭曰文以及幾位團副，被請到朱德家中，名義上是打牌敘舊，實際上是被拖住行動。朱德一邊打麻將，一邊有意無意地多輸點錢，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表面看，他和幾位舊同僚談笑風生，心里卻清楚得很——城里的氣氛已經緊張到極點，再拖不過幾個小時，事情就要捅破。

意外出在一個叫趙福生的軍官身上。這人是賀龍部下的云南籍軍官，起義前夕突然叛變，把南昌即將“暴動”的消息泄露給了守軍。消息很快傳到牌桌上，幾個團長坐立不安，臉色大變。有人放下麻將牌就要起身，說要“回營看看情況”。

朱德還試圖穩住他們：“各位老弟，不必驚慌。多事之秋，謠言四起，什么‘起義’‘暴動’，天天都有人在講，不見得都是真的。你們都是從大風大浪里闖過來的，何必大驚小怪？天塌下來，有一顆腦殼頂著。”

話說得不輕，但畢竟事關人頭性命，這幾位團長哪里坐得住，很快還是告辭離去。朱德心里明白，話再多說反而容易露出破綻，只好裝作沒事，把人送走，然后立刻趕到江西大旅社向周恩來、賀龍、葉挺等人報告叛變情況。前敵委員會迅速決定，起義時間提前兩小時。

也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朱德提出了一個看似很正常的請求：希望回到自己直接領導的軍官教育團去，起義時與部隊在一起。周恩來卻拉住了他，勸他留在前委機關所在的位置相對安全一些。周恩來既是朱德入黨的介紹人，又是多年的朋友，擔心敵人回過頭來追查“請客吃飯”一事，朱德會率先被盯上。

在前委成員眼里，這位資歷深的老軍官更多像一個可靠的“老大哥”，卻還遠談不上“起義核心領導”，分工也是偏輔助性質。陳毅后來那句“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說的正是這一層現實。

二、從南下失利到三河壩血戰：帶著“別人的部隊”硬扛強敵

南昌起義打響后，部隊在城里取得了初步勝利。但從一開始，起義就打著“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旗號，沿用的是國民黨左派張發奎的番號。按最初設想，總指揮本該是張發奎，只是周恩來察覺張發奎已向汪精衛靠攏，才臨時改由賀龍任代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原第十一軍、第廿軍番號不變。

朱德則被安排為新編“第九軍”副軍長，軍長是滇軍出身的韋杵。這個“第九軍”與早年在贛州組建、由金漢鼎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九軍并非同一支部隊，只是沿用番號。南昌起義發生時，金漢鼎部留守九江，并未參加起義。很多后來的記述如果不區分這兩支“第九軍”，很容易混淆。

需要注意的是，那支“朱德率領的五百人南昌公安隊伍”，在南昌起義南下途中確實出現了大量逃亡。年齡偏大、顧慮家庭、對起義前景迷茫，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等部隊一路南下，公安隊伍大半潰散，朱德幾乎成了“光桿司令”。這一點，在不少回憶材料中都有提及，也被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用來說明，朱德在整個南昌起義領導層中，起初并不居于核心位置。

起義軍南下的計劃是很宏大的：離開江西，經閩西，直抵廣東潮汕，奪取出海口，再接應蘇聯援助，重建革命大本營，某種意義上再組織一支能繼續北伐的革命軍。然而，準備倉促、人心不齊、敵軍密集追擊，種種不利因素都堆到了這條路上。

江西本來就是朱培德的勢力范圍。南昌起義一爆發，他部下的第三軍、第九軍從九江方向迅速行動，在江西境內構成了對起義軍的巨大壓力。起義部隊還沒走出江西境內，人數就從兩萬減到約一萬三千人，沿途逃亡不斷。進賢縣一帶，第十師師長蔡廷鍇又將全師共產黨員驅逐出隊伍，帶著約五千人脫離起義軍，另行行動。

從這一段行軍軌跡可以看出，起義軍內部本身就相當松散，不少軍官懷有自己的盤算，并沒有準備把前途押在南昌起義這一次賭注上。在這種大背景下，朱德的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公安隊伍，根基本就不穩，逃亡現象更為集中，也就不難理解。

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盡管朱培德部隊在軍事上對起義軍施加了壓力，但雙方畢竟同出滇軍系，許多將領都是朱德的舊同學。行軍途中，起義軍始終沒有與滇軍爆發大規模決戰，跟這一層人脈有很大關系。朱德借老同學的情面周旋，客觀上為起義軍爭取了一些機動余地。

進入廣東后，起義軍面對的就不再是熟悉的滇軍，而是粵軍以及由李濟深、錢大鈞等率領的國民黨部隊。1927年8月25日前后，會昌一帶的戰斗異常慘烈，起義軍殲敵數千，自身也傷亡約五千人。這一戰打得雙方元氣大傷，起義軍再無能力按原定設想順利南下。

9月中旬，部隊折返瑞金，再經福建長汀、上杭一線向南移動，沿汀江、韓江進入廣東境內。9月18日，占領大埔縣后，潮汕方向的進軍看似只差一步。就在這個時候，如何處理身后窮追不舍的錢大鈞部，成了擺在前敵委員會面前的一道難題。尾后追來的敵軍還有一萬余人，如果不擋住，潮汕方向就隨時有被截斷和包圍的危險。

經過討論，前委在9月20日作出關鍵決策：主力繼續南下潮汕，而以朱德為首留下約三千余人，進駐大埔縣三河壩，阻擊錢大鈞部。朱德被指定為留守部隊的最高指揮者，統一領導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及第九軍教導團。

從編制上看，這支留守隊伍并不是朱德原來“一手帶出的部隊”，指揮權更多依托周士第這位二十五師師長。進駐三河壩之后發布給當地民眾的安民告示，也是以周士第名義貼出。朱德在此時，承擔的是一個“臨危受命”的角色，要在兵力和火力都處劣勢的情況下，硬頂住后續追來的強敵。

三河壩戰斗，持續了整整三天三夜。錢大鈞部兵力、裝備都占優勢，幾番猛攻，都被朱德、周士第指揮的防御陣地打退。地形、火力配置、部隊紀律，這幾方面在戰斗中都被壓到了極致。由于年代久遠，具體犧牲者姓名多已無從查證，只知道陳毅那時不過營教導員，林彪只是一個連長。黃埔一期、二期出身的一些營長、團干，在這場戰斗中付出了生命代價。

三天后，朱德根據敵我對比和戰局發展，主動下令撤離三河壩，保存余部。約三千人出戰，撤出時仍有兩千多人，雖然損失慘重，卻成功拖住了錢大鈞的追擊，使南下潮汕的主力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此時再回頭看，前面那句“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算重要”，已經帶上另一層含義：在起義最熱鬧的時候，他的聲音的確不算響；可當局勢惡化，輪到需要有人去“擋刀子、扛風險”的節點，他卻站到了第一線。這種角色轉換，本身就說明了組織在關鍵時刻對他的信賴。

三、兵敗潮汕與天心圩：隊伍渙散時的那幾句對話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走向就更加嚴峻。1927年10月初，潮汕戰役失利，南下主力在潮安、汕頭地區與敵軍作戰受挫，部隊大批潰散。朱德在三河壩撤出后，得知潮汕方向情況危急，即刻率隊南下接應。10月5日前后，到達饒平附近時，才與從潮汕撤出的約兩百余人匯合，從他們口中確認主力已基本失敗。

這樣一來，原本就不穩的隊伍士氣更加低落。朱德后來在1962年的談話中回憶：“我們加上這一部分部隊約二千余人，又折轉北上，在武平舊城和敵人一個師打了一仗，然后轉到江西安遠縣的天心圩。”一路轉戰，隊伍里的逃亡者越來越多，剩下的人腳步也明顯發虛，大家心里都清楚——前途變得極其模糊。

天心圩一帶的情緒，確實接近崩潰。部隊來源復雜，有原南昌起義的隊伍，也有潮汕撤退下來的殘部，還有三河壩余部，彼此之間組織聯系松散。干部大量流失，連完整的指揮系統都快要不見。陳毅后來回憶，那時他腦子里冒出過一大堆問題：要不要徹底放棄？要不要出國？要不要回鄉？是不是干脆投靠在國民黨高官任職的老朋友？26歲的年輕人，在大革命失敗的陰影中，很難不動搖。

更具代表性的是，周士第在這個時候提出“要去尋求組織指示”，準備離開部隊。朱德急了，直接問：“部隊是你們帶出來的，你們都走了，部隊怎么辦？”從組織關系的角度看，周士第希望回到上海向黨中央報告情況，并不算逃避；可從眼前這幾千人的存亡上看，這一走，很可能就是把部隊往“一哄而散”的方向推。

集體討論后，還是同意周士第離隊。周輾轉到了上海，向李立三、聶榮臻匯報，后來又因病遠赴南洋治療，一段時間內和黨組織失去聯系。多年之后，他自己也把這段經歷當成“缺乏堅定”的教訓。對當時許多進退維谷的軍官來說，這種“退一步自保”的選擇，很有代表性。

陳毅則在天心圩那段日子里，找到了朱德，把自己內心的矛盾一口氣傾倒出來。他不敢對戰士講這些話，卻忍不住在這個年長者面前問：值不值得繼續？還有沒有希望？如果走開，是不是更合算？這種坦白，在后來流傳的回憶錄里，被許多人視作“年輕軍政干部普遍心理”的縮影。

朱德聽完，沒有責怪，反而先承認現實：“起義失敗，是事實。”但他緊接著又說了一段話，大意是：革命向來伴隨起落，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從小到大、從大到小，本就是常態。打敗仗，隊伍縮到只剩下幾十幾百人，只要不散，只要還能糾正錯誤，就仍有機會重來。四川軍閥隊伍里有的也是這樣打出來的，他們能重新站起來，革命隊伍就更不該一打敗仗就放棄。

“無論情況多么壞，即使只剩下我一個人，也要繼續干下去。”這句表態，當時并沒有多少華麗詞藻，卻有一種不容退縮的硬勁。陳毅聽完，對他的評價是“猶如醍醐灌頂”，當場表態要跟著走到底。多年以后，他回顧這件事，說得很直白：“沒有那一夜的談話，也就沒有后來的我。”這當然帶著一點感慨的成分，但分量并不夸張。

在大部分人都在考慮“如何全身而退”“怎樣保證今后一條出路”的時候，說出“哪怕只剩我一人也要干”的人，確實不多。朱德在那時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在絕境中仍然堅持革命前途的信念。與其說這是“豪言”，不如說是他在幾十年舊軍生活中，對勝敗起伏看得很透之后做出的選擇。

四、贛南三整與“八百人”：不顯眼的保種子之功

天心圩之后，部隊繼續北上。一路上，逃亡現象沒有停止。到了10月底，大庾一帶時，人數又縮了一大截。給中央的報告中，用“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師以上干部僅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只剩陳毅，隊伍面臨一哄而散之勢”這樣的字眼，來形容當時的局面。這種說法并不夸張，甚至可以說是相當保守的概括。

在大庾，朱德、陳毅組織了第二次比較徹底的整頓。朱德站在田埂上，對還留在隊伍里的戰士講得很明白：大革命是失敗了，但想不想革命，各人自己決定，不想干的可以離隊回家，不勉強；愿意繼續的就留下，哪怕只剩兩百條槍，他也有辦法帶著繼續走下去。他舉了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的例子，說那段黑暗最后也迎來了1917年的成功，把中國當時的處境比作“1905式的失敗期”。

這番話，并沒有那些“革命宣傳口號”的高調，卻有一種冷靜的判斷：失敗并不意味著路走到頭，只意味著還沒走完。聽得進的人，就知道這是把未來的希望建立在長期斗爭的基礎上，而不是寄托在一兩次起義的成敗上。

整頓結束后，部隊只剩約八百人。從數字上看，這個結果非常“慘不忍睹”，從起義之初的兩萬余人，到如今還愿意跟著走的只有這么一點。但也可以換個角度理解：這八百人，已經是在連番戰斗、反復動搖、無數次選擇之后，還愿意把自己命運和革命綁在一起的那一部分。

為了適應新的規模，朱德決定撤銷名義上龐大卻已名不副實的軍、師建制，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實際就是一個團的規模。同時，他把黨支部建到了連隊一級，安排黨員擔任連指導員，重新建立起組織對部隊的領導，防止再出現“一哄而散”的局面。

這并不是簡單的“縮編”，而是在“顆粒歸倉”的基礎上，對隊伍進行了一次政治和組織上的再造。贛南地區農民運動基礎較好，群眾基礎尚在，朱德和陳毅選擇向湘粵贛邊界農運比較活躍的區域轉移，在那里進行第三次整訓。1927年11月初，部隊抵達崇義西南的上堡一帶，靠近革命影響較深的山區，利用當地群眾基礎和地形優勢，為之后行動做準備。

在這三次整頓過程中，朱德很少站在“風頭浪尖”，也沒有太多宏大詞句，卻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起眼”的舉措，把南昌起義余部中最堅決、最能打的一部分人保留下來。后來這支隊伍參加湘南起義，人數再度發展到上萬人，再之后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形成了工農紅軍的早期主力。

陳毅晚年談起天心圩和大庾的那幾次整隊時，有一句評價頗有意思：“那時在八百人的隊伍里，沒有幾個人想到，二十多年后會有百萬雄師過長江。”他提到，當時三大主力戰場的幾位主將——林彪、陳毅、粟裕——都在那支小隊伍里。這話說得不算夸張，林彪那時只是連長，陳毅只是營教導員，粟裕更顯不起眼，但這一批人在那種環境中留下來，本身就說明了他們在那時作出的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陳毅那句“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算重要”，與其說是貶低，不如說是對一個現實的坦率描述——朱德在起義發令、戰術構想和部隊番號安排上都不是站在最前臺的人。但當主力部隊受挫，大批將領離去，隊伍面臨徹底崩潰的關頭，真正扛起“把隊伍帶出來”這面旗的人，卻恰恰是他。

南昌城頭的禮炮聲、宣言書上的簽名，固然耀眼；贛南山道上的失意、三河壩的浴血、天心圩田埂上的幾句樸素話語，也同樣構成了歷史的一半。只不過，前者總是先被記住，后者往往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被一點一點翻檢出來。

對那一代人來說，能不能在失敗面前“守住一點東西”，往往比在勝利時喊多少口號更重要。朱德之所以在后來被稱為“總司令”，與其說是因為他在南昌起義一開始就站在最上位，不如說，是因為在起義主力潰散、革命最黑暗的幾個月里，他做出了一個不那么顯眼，卻至關重要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