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戰役：霍去病奔襲千里突襲，到底多厲害？事后才知真高明

公元前121年春天，隴西一帶的山風還帶著寒意。營帳之中，年僅二十出頭的驃騎將軍霍去病攤開地圖，一條長長的路線，從黃河邊一路繞向祁連山。隨行的校尉忍不住低聲問了一句：“將軍，真要繞這么大一圈？”霍去病只是看了一眼外面的風沙，說了四個字：“他們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真正讓匈奴人膽寒、讓漢軍名揚塞外的河西戰役，并不是簡單的“打贏一仗”那么輕松。河西走廊的得失，牽扯的是大漢對西域的門戶，是匈奴賴以南下的廊道，也是兩種文明在西北交界處的生死博弈。而霍去病那兩次看似“莽撞”的奔襲，背后其實是一整套極為精妙的戰略布局。

漢武帝敢把這么關鍵的一塊地方交給一個年輕將軍，既是冒險，也是權衡。要弄明白河西戰役到底厲害在什么地方，得從更早的一段拉鋸說起。

一、十年拉鋸，河西成了匈奴的命門

公元前133年，馬邑之謀失敗，大漢與匈奴的全面戰爭實際上已經難以回頭。到公元前123年前后，這場拉鋸已經持續了十年。

這十年里，從衛青出定襄、代郡，到漢軍收復河套、在朔方設郡，局勢已發生明顯變化。早期那種匈奴南下擄掠、漢廷被迫防守的局面，慢慢讓位于漢軍主動出擊、深入漠南的態勢。

匈奴的勢力，自冒頓單于以來，原本橫跨漠北漠南，南界幾乎逼近黃河彎道。漢軍奪回河套之后，相當于在黃河一線筑起了向北推進的平臺。匈奴在漠南的立足點，被壓縮到一條狹長的走廊上。

這條走廊，就是河西。

這片東西連通、南北夾山的走廊地帶，在當時的重要性，恐怕遠超后人印象。往東，它緊挨著隴西、上郡一線，是漢地與西北的緩沖區；往西，它又是通向西域諸國的必經之路。誰掌握了河西，誰就掌握了對西域的主動權。

對匈奴來說，河西走廊不只是一個駐牧之地，更是南下掠邊的前沿陣地和與西域往來的通道。右賢王將此地交給渾邪王、休屠王統轄，顯然是加以重視的安排。酒泉、武威一帶，成了匈奴右部的核心區域。

對漢武帝來說，十多年用兵北疆，耗費巨大，如果遲遲不能掌控河西，就等于半拉功夫白干。河套有了，漠南未穩；漠南未穩，西域更是無從談起。

于是，公元前121年，時機到了。

那一年，漢武帝將重任交給兩位在之前戰事中嶄露頭角的將領：驃騎將軍霍去病，合騎侯公孫敖。河西走廊，成了這個年輕將軍真正走上歷史前臺的戰場。

二、第一次河西出擊：直插要害，鋒芒畢露

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領一萬多精銳騎兵，從隴西出發，目標指向河西右部的腹心地區。

這次行動，路線并不輕松。隴山一線海拔高度不斷抬升，山道路窄而險，補給困難。對以騎兵為主的漢軍而言，這可是削弱機動力的天生障礙。偏偏霍去病選擇了這條路，可見其意在出其不意。

這一年春天，漢軍出隴西之后一路西行，很快就與匈奴河西部的數位小王遭遇。霍去病指揮騎兵迅速展開沖擊，先是擊潰了“五王”合兵，將河西一線的前層防御直接掀翻。

有趣的是，霍去病并沒有停下來“鞏固戰果”。他沒有在原地大肆整頓，也沒有急著建立穩固防線，而是帶兵繼續向西推進，翻越焉支山，直撲皋蘭山一帶，奔著匈奴河西主力而去。

皋蘭山之戰，可以說是第一次河西戰役的關鍵交鋒。面對匈奴右部主力，霍去病沒有拖成消耗戰，而是利用機動、突擊和斬首打擊，硬生生打亂了對方的指揮體系。

這一戰，匈奴折蘭王、盧侯王被斬，渾邪王狼狽逃離，其子與相國、都尉被俘，陣亡、被俘的匈奴兵超過八千九百人。這在當時的河西地區，幾乎相當于把右部的一大塊軍力打殘。

更值得一提的是，霍去病拿下休屠部的祭祀圣物——用于祭天的“金人”。在匈奴傳統觀念中，這類祭天之物象征著天意護佑。失了金人，不僅是戰損問題，還有精神支柱被摧毀的打擊。

戰事結束后不久，第一次河西戰役落下帷幕。漢軍以一次銳利的插入，撕開了匈奴河西防線的口子。然而，這充其量只是打開了門，真要掌握這塊走廊，還得再下一步棋。

漢武帝顯然不會滿足于“打一仗、嚇一嚇”的局面。河西之戰，很快迎來了第二回合。

三、第二次河西戰役：千里大包抄，打的是匈奴的心理

公元前121年，夏。

漢軍再度出擊，這一次，布局更大，兵力更廣，風險也更高。

這一輪行動中，漢軍分成兩路。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由北地方向出擊，目標仍然是河西走廊。而在東面，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從右北平出塞，直指匈奴左賢王領地。

看似各打各的，其實是聯動配合。通過多點施壓牽制匈奴主力，給河西方向的奔襲制造戰略空間。

霍去病這一次的打法，與第一次河西戰役完全不同。他明白一件事：匈奴人已經見識過他從隴西直插河西的套路，若再沿原路突進，很容易被提前防備、誘入包圍。因此，霍去病選擇了一條幾乎近乎“瘋狂”的路線。

漢軍自北地出發，渡過黃河，繞行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一帶，越過弱水，再從北向南折回酒泉附近，一路行軍兩千里多，這種行動方式，完全超出了匈奴的常規預判。

這條線路的問題很明顯：路遠、環境惡劣、水源稀少、補給困難，對人馬體力消耗極大。也正因為如此，匈奴方面幾乎不相信漢軍會從這條路繞大圈殺來。

霍去病賭的，就是對方“不信”。

途中，與霍去病同行的公孫敖因行軍遲緩、路線偏差而失去聯系，等于是被甩在了后面。驃騎將軍不得不單獨帶領精銳騎兵繼續深入。這個時候再退，就前功盡棄；硬挺著往前推，危險很大，卻也是換取戰機的唯一辦法。

渡黃河，穿大漠，越高地，折向南，一路難以想象。沙漠之中晝夜溫差巨大，水草稀少，人畜疲憊是常態。隊伍里的將士恐怕心里也都在打鼓——這么繞來繞去，能不能碰上敵人不說，自己先被困死在荒漠里也不是沒有可能。

不過戰略上的效果極好。匈奴完全沒料到漢軍會從大漠深處折襲而來，防線明顯空虛。待到霍去病回旋至酒泉附近，直撲祁連山一帶時，匈奴河西的反應已經手忙腳亂。

在祁連山地區，霍去病與匈奴右部主力展開決戰。此次戰斗中，單桓王、酋涂王被生擒，投降的匈奴小王超過七十人，參與投降的丞相、都尉等高級別官員約有二千五百人，陣亡與被斬的匈奴士兵三萬零二百人。

從數據上看，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打敗一支敵軍”，而是將一個區域性的匈奴勢力集團連根拔起。

這時候，再看東線的張騫、李廣，情況就明顯不同了。兩人自右北平出塞后按縱隊推進，李廣以四千騎兵為先鋒先行快速突進，張騫則率一萬多騎兵跟在后面。結果李廣的先鋒部隊孤軍深入，在意外中遭遇匈奴左賢王四萬主力軍。

四千對四萬，這比分一眼看去就讓人頭皮發麻。漢軍被層層包圍，士兵看到外圍密密麻麻的匈奴騎兵，心里自然發慌，陣勢一度混亂。

李廣為了穩住軍心，讓幾十名精銳騎兵由兒子李敢率領，沖擊包圍網。李敢一行在匈奴的大陣中左突右沖，的確給被圍的漢軍打了一針強心劑，慌亂的士卒精神一振。

李廣隨即令全軍就地列陣，四千余人組成環形防御圈，同時抽調一支預備隊以強弩待命，準備專門射殺沖陣而出的匈奴將領。交戰中，李廣親自上弓，用強硬的大黃弓射殺了數名匈奴統領級人物。

天黑時分，匈奴停止攻勢，第二天繼續圍攻。這場戰斗持續時間很長，漢軍傷亡過半，但始終沒有崩潰。直到張騫率領主力進入戰場，左賢王這才判斷局勢不利，選擇撤退。

不過，從漢武帝的角度來看，這個過程有嚴重問題。先鋒孤立，主力救援遲緩，差一點釀成覆軍之禍。張騫作為主帥行動遲緩，李廣雖然在困境中頑強支撐，但從整體戰局評估，既有功也有失。

戰后，漢武帝對各方的處置，頗能體現其一貫風格：有功必賞，有失不掩。

霍去病因戰功顯赫，食邑增加五千戶；公孫敖因為途中耽擱未能與霍去病會合，按律應斬，贖身后降為平民；李廣功過相抵，沒有封賞；張騫因行動不夠迅速，延誤戰機，按律當死，同樣贖身為民。

評價嚴厲，卻符合當時的邏輯：在關乎國策的大規模用兵中，個人功名可以遲一點，但戰機只要錯過一次，就可能牽動許多年的邊疆形勢。

從這一點看，霍去病的大包抄之所以被認為“高明”，不僅是結果輝煌，更在于他用極高風險換取了對時間的掌控。匈奴反應過來時，一切已經晚了。

四、渾邪王南降：河西易主，匈奴被迫北退

公元前121年秋，形勢迎來了一個關鍵轉折點。

匈奴單于伊稚斜面對河西慘敗，尤其是渾邪王、休屠王部損失慘重，打算干脆把這兩位敗將召到王庭處死。一來殺雞儆猴，二來向部眾示意自己仍然握有絕對權威。

消息傳到河西，兩位王的選擇，決定了這片土地歸屬的最終走向。

渾邪王、休屠王得知單于要治他們死罪之后，并沒有乖乖赴約，而是傾向于用另一種方式自保——投降漢朝。對他們來說，繼續留在匈奴內部是死路一條，倒向漢廷，起碼還有活路，而且不排除換來新的封賞。

正在黃河一線修筑城堡的大行令李息，恰好抓獲了渾邪王派出的使者，由此得知兩王有意南降的信息。這個情報非常敏感，也極為關鍵，李息立即上報漢武帝。

漢武帝的反應極快，隨即命令霍去病率軍前往接應。這一次，霍去病的任務不單是“迎降”，還要防止局勢失控、避免大規模叛逃與騷動。

事實證明，擔心并非多余。

霍去病率軍抵達后，局勢果然出現波折，前后起了兩次相當危險的變故。

第一次，是休屠王臨陣翻臉。原本與渾邪王一起有意歸附，等到真正要行動時，休屠王又改變主意，欲反悔不降。渾邪王看得很明白，如果再猶豫，雙方都得沒命，只能下狠手——先殺掉休屠王，合并其部眾。

這一決斷一出，渾邪王掌握了近四萬兵馬，表態堅持歸降漢朝。這支部隊的規模，對于當時北部草原格局來說，絕對稱得上影響全局的大力量。

第二次變故，則出現在真正交接部眾之時。霍去病率軍渡過黃河，準備正式接收渾邪王部。就在關鍵時刻，渾邪王麾下的裨王、裨將忽然后悔，試圖裹挾部隊，出現大規模騷動。

一旦這四萬騎兵突然反身而走，不但原先的歸附會變成一場鬧劇，稍有不慎，霍去病一行還可能被卷入突發沖突，前功盡棄不說，漢軍自身也要陷于危險境地。

霍去病的應對，展現了其戰場上的果斷和對人心微妙變化的把握。他不等待局勢自行平息，也沒選擇先退一步觀望，而是直接縱馬沖入亂軍之中，徑直奔向渾邪王的大帳。此舉的關鍵在于兩點：一是穩定渾邪王本人，二是向其部下表明，歸降的路線不會改變。

確認渾邪王本人的態度堅定之后，霍去病再調集人馬，對試圖脫離的裨王、裨將部隊進行打擊。這一輪出手非常干脆，有八千多名準備逃跑的匈奴士兵被斬殺，剩余部隊完成交接，河西右部勢力大部分落入漢軍掌控之中。

隨后，漢武帝下令，將渾邪王的四萬部眾，分散安置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個邊郡，稱為“五屬國”。這種安排有不少深意：

一方面，避免四萬原匈奴部眾抱團形成新的勢力，分散在五郡之中，可以削弱原有內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利用這些熟悉草原環境的騎兵，駐守邊郡，既能補充兵力，也能起到緩沖作用。

河西走廊方面，在原先渾邪王、休屠王所控制的酒泉、武威地區，漢廷設立了郡縣體系。酒泉郡、武威郡的設置，標志著漢朝政權開始以制度性的方式管理這一區域，而不再只是通過一次次軍事行動維持短暫控制。

可以說，兩個階段的河西戰事，前半是刀槍拼殺，后半則是圍繞降附與安置的政治博弈。霍去病的奔襲，為漢朝打開了河西的門；渾邪王的歸降，以及后續對其部眾的安置，則是把這扇門徹底固定住，不再輕易被關上。

從此之后，漠南局勢趨于穩定，匈奴主力被迫退居漠北。匈奴草原上流傳的一首歌謠，頗能說明當時那種強烈的失落感：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這兩句民歌中的焉支山、祁連山，正是第一次、第二次河西戰役的核心戰場所在。山河一失，邊民之感，可見一斑。

站在戰爭的角度看，兩次河西戰役并非只是“打贏了兩仗”這么簡單。路線的選擇、時機的把握、敵情的判斷、降附的接應，每一步都踩在了關鍵點上。

一次從隴山翻越奔襲，打的是匈奴河西防線的措手不及；一次繞大漠、大包抄，打的是匈奴對機動能力的輕視與心理預判；最后接納渾邪王部眾，又是在匈奴內部矛盾爆發時果斷切入，把對手的損失變成自身的收益。

如果只看戰報數字，容易忽略那種“險中求勝”的分寸。真正的高明之處，往往在那些別人不敢走的路和不愿承擔的風險當中。霍去病在河西一役中展現出的，是敢于賭，又善于贏的本事。

而對漢帝國而言，河西的平定，不只是邊疆線往西推了一截，更為此后對西域的經營、西北交通的開辟，奠定了根基。這一點，在當時的人心目中未必都能看得很遠，但在之后幾代的歷史變化中，影響已經悄然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