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胡志明預寫遺囑：越南要當主宰印支的強國！我國看后為何不滿

1965年夏天，越南北方的天空時常被美軍飛機劃出白色尾跡，地面的戰火一刻沒有停歇。就在這樣緊張的局勢下，年逾古稀的胡志明已經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自己離開人世，該給后人留下怎樣的政治囑托，又要把越南帶向哪條路。也正是在這一年前后，他動筆寫下那份后來在越南政治生活中分量極重、卻從未完整公開的遺囑草稿。

有意思的是，這份被視為“精神旗幟”的文件，在越南國內的宣傳中被反復引用，卻始終只以節選的方式見諸于世。公開內容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那些關于民族解放、國家統一、黨內團結和國際主義的表述，多年來被一遍遍印在教材、掛在標語上。而沒有公開的那一部分，卻引出了一個頗為敏感的提法——“主宰印支半島的強國”。這就牽扯到越南的區域雄心，也牽扯到當年中國的不滿。

一位長期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史的學者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中記下了一段頗為關鍵的說法：1965年前后，胡志明在遺囑中提到，越南要成為主宰“印支半島”的強國。這句話后來并未出現在正式公布的遺囑文本里，卻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是記錄有誤，還是后來被刪、被改，抑或只在內部版本中存在，一直爭論不休。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當時作為“兄弟黨”，對這種“主宰印支”的提法并不贊同，這一點在當時的氣氛下幾乎是可以想象的。

公開發表的部分遺囑，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最被強調的是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胡志明在遺囑中表達得極有把握，認為無論戰爭道路多么艱難，美軍終究會從越南撤走，南北越遲早要合而為一。越南要在擊敗法國殖民者的基礎上，再贏下一場對美國的戰爭，由此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贏得崇高地位。這樣的表述，符合當時北越的整體戰略，也完全契合胡志明“民族獨立”一貫的政治主張。

緊接著，他談到的是黨內團結和國家建設。那段文字被反復引用，強調全黨、全民要為建設和平、統一、獨立、民主、富強的越南繼續努力。這種說法看上去樸素，其實透露出一個基礎判斷：在他看來，越南走向統一只是時間問題，真正長遠的考驗，還是統一后的國家發展。而團結則是穿越戰爭與和平兩種時期的核心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遺囑中還有一條，在后來引發過不小的爭論。胡志明在公開部分中被寫成對“兄弟黨之間的不和”表示“痛心”，希望越南能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下，推動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重新團結。在中蘇分歧日益尖銳的六十年代，這句話顯得很微妙，看上去既關切團結，又盡量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口氣。

除此之外，遺囑還提到要重視國內優秀干部的培訓與使用，強調年輕干部應得到鍛煉。最后，則是關于身后事的交代。他表示不愿興師動眾，希望遺體火化，骨灰撒在越南北、中、南三地。這部分內容后來被越南媒體大量宣傳，用來塑造胡志明儉樸、淡泊名利的個人形象，也確實符合其一貫的生活作風。

然而，圍繞這份遺囑的爭議，并沒有隨著時間而消失。1981年，一位曾經的越南高層人物出面發聲，把話題重新推上臺面。

一、遺囑風波與“篡改”指控

胡志明在越南黨內有幾位長期追隨的老同志，其中就包括黃文歡。這位出身北越、曾被視作“親中派”的領導人，在六十年代以后逐漸被“親蘇派”的黎筍取而代之，后來更是在權力斗爭中被邊緣化。1979年他前往東德治病，在途經巴基斯坦休息時，出人意料地走進中國領事館，提出政治避難，隨后輾轉來到北京，這一舉動本身就透露出他對國內政局的不滿。

1981年9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黃文歡的一份聲明。他在聲明中直接指責黎筍“篡改胡志明遺囑”，這一下在國際輿論場上掀起不小波瀾。黃文歡的說法相當具體，他強調原本遺囑里并沒有胡志明“為兄弟黨之間的不和而感到痛心”的那句表述，認為這是黎筍等人后來加上去的。按他的理解，胡志明雖然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裂有所擔憂，但態度并非這種“騎墻”的口吻。

在黃文歡的描述中，胡志明對“修正主義”的警惕更加鮮明。他提到，早在1930年代末期，胡志明主持越共中央九中全會時，就曾親自引導會議批判修正主義。依他看來，胡志明的真實立場，是在沒有公開與蘇聯完全決裂的前提下，更傾向于支持中國，立場更為尖銳，而不是那種小心翼翼、顧左右而言他的中間話。

這位流亡者的表態，難免帶著個人政治遭遇的色彩。作為被逐出權力核心的“親中派”，他把矛頭對準處在權力頂端、又明顯“親蘇”的黎筍，既是出于理念，也摻雜著個人恩怨。站在外界的角度，他的指控難以完全證實，也很難成為單一的判斷依據。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越南黨內確實存在對胡志明遺囑“原貌”的爭議，這種爭議恰恰反映出六七十年代越南在中蘇之間的微妙搖擺。

從更長的時間線上看，中蘇之間的分歧隨著蘇聯解體而成為歷史，胡志明晚年究竟更偏向哪一方，今天已經不再具有現實政治意義。真正讓人感興趣的，反而是另一條線索——那句關系到“主宰印支半島”的提法，到底是不是胡志明親筆寫入過遺囑草稿，又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現。

這一疑問，把視線從文件本身引向更寬廣的地理空間：越南對中南半島的定位，以及它對自身區域角色的期待。這就不得不提到幾位與越南打過多年交道的外國政治家，他們的回憶，為這段歷史提供了另一重視角。

二、“印支龍頭”的構想與越南民族心理

在美軍撤出越南的進程中，有一位經常被提起的人物——基辛格。1973年，《巴黎協定》簽署后，他因為參與推動越南停火進程而與北越代表黎德壽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無論對這份獎項爭議如何，基辛格確實有過相當深入地接觸越南高層的機會，也留下了不少細致的觀察。

在后來的著作《論中國》中，他提到一個頗為關鍵的判斷：越南并不是任何大國的簡單代理人，而是在為自身的國家利益、尤其是對“獨立”和“區域地位”的向往而戰。他寫道，北越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由自己主導的印支聯邦，讓越南在中南半島扮演“龍頭老大”的角色，其區域地位類似于歷史上中國在東亞的主導位置。這段描述，用詞直接，透露出他對越南雄心的一種理解。

基辛格明確指出，美國在冷戰時期對北越的判斷出現了嚴重偏差。當時美國往往把河內視為蘇聯和中國的“戰略先鋒”，認為它只是受人操控的“棋子”；中國則把援助越南看作是在阻止美國在亞洲“稱霸”的戰略舉措。然而，從基辛格的視角看，中美蘇三方都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越南的自主意志，各說各話，卻沒有真正意識到河內是在按照自己的路線圖行事。

他回憶說，1973年2月，他作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訪問河內，商討《巴黎協定》的執行。同他同行的，是代表北越方面的黎德壽。按理說，那時中越關系還處在正式盟友階段，中國在北越抗美戰爭中提供援助，雙方在公開場合相互稱為“同志加兄弟”。但基辛格在河內逗留期間，卻感受到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氣氛。

有一段經歷尤為耐人尋味。黎德壽陪他參觀河內的國家博物館時，特意帶他看了關于越南歷史上抵御北方強鄰的展覽內容，從古代抗擊封建王朝南下，到近代反抗法國、日本，再到現代抵御新的威脅。基辛格注意到，講解重點并不在與美國的沖突，而是不斷強調越南對“北方大國”的防范。他后來回憶，當時心里頗感驚訝，因為在那個年代，越南和北方鄰國在名義上還是“同志關系”。

通過這些細節，他得出一個判斷：越南人對北方大國懷有一種復雜的感情，一方面廣泛吸收那里的文化與制度影響，另一方面又充滿戒備，有時甚至達到“疑神疑鬼”的程度。越南長期處在大國夾縫中，形成了一種既向往文明中心，又極度強調自身獨立性的民族心理。

這種心理在越南的精英階層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由于長期受到儒家文化影響，越南培養出一批熟悉漢文典籍的士大夫，他們在文化認同上與中國傳統有相當程度的接近，卻同時孕育出一種“區域中央王國意識”——在中南半島一隅，越南自視為文明燈塔，對周邊民族帶有某種居高臨下的態度。

這種心態并非停留在觀念層面，而是在近現代歷史中不斷顯現。基辛格提及，在20世紀幾次印支戰爭期間，越南在使用老撾和柬埔寨領土作為戰略通道時，態度頗為強硬，很少顧及對方的敏感。這種“理所當然”的姿態，折射出它對自己在區域政治、文化上的優先地位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認知。

如果把這些觀察與“印支聯邦”“中南半島龍頭”等說法放在一起，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傅高義會認為，胡志明在遺囑中提到要把越南建設成主宰印支半島的強國，并非空穴來風。即便具體措辭是否被寫入最后版本仍有爭議，但越南作為中南半島“領導力量”的設想，在許多內部講話、干部教育中，很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現過。

從中國的角度看，這種雄心就有了敏感的一面。一方面，中國在抗法、抗美戰爭中對越南投入了大量物資和政治支持，付出不小代價；另一方面，如果越南把未來目標設定為“主宰印支”，勢必要對周邊國家施加更強影響，而這種擴張一旦與大國格局疊加，很容易成為外部力量南下的支點。這一層顧慮，在后來一些重要會談記錄中有相當清晰的體現。

三、會談中的“美夢”與中越漸行漸遠

1978年11月，新加坡總統府的一間會議室里，李光耀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圍坐交流。當時的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中蘇對立加劇，美國在越南戰爭后元氣尚未完全恢復，印支半島局勢卻并不平靜。越南統一僅三年，國內恢復尚在初期，卻在對外政策上頻頻出招，尤其是與蘇聯日益靠攏，引起周邊國家普遍關注。

那次會談中，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為什么越南在明知自身國力有限、內外矛盾重重的情況下，還要在外交上緊緊站在蘇聯一邊，甚至不惜同中國關系急劇惡化。李光耀提出這個疑問時，語氣中帶著幾分不解，也帶著對未來局勢的擔憂。鄧小平給出的解釋，后來被李光耀寫進回憶錄，成為研究這一時期中越關系的重要材料。

鄧小平大意指出，越南多年來一直懷抱一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而且這種想法不僅存在于戰后的一代領導人中，甚至可以追溯到胡志明時代。換句話說，“就連胡志明也有過這種想法”，并不是簡單的空洞指責，而是在長期觀察基礎上的判斷。中國方面并不贊同這樣的構想，認為這既不利于地區穩定，也容易為外部大國所利用，結果就成了越南實現這一“美夢”的主要障礙。

在鄧小平的闡述里，如果越南真的能夠掌控整個中南半島，通過某種形式的“聯邦”擴展影響，那么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會失去安全緩沖，區域力量對比會被明顯改變。更關鍵的是，在蘇聯全球戰略布局下，這樣的聯邦很可能成為其南下印度洋、影響海上通道的一枚重要棋子。站在新加坡的角度，這樣的發展方向顯然充滿風險，這也是李光耀對越南走向高度警惕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段會談內容，與傅高義記錄的“印支強國論”、基辛格對越南“區域龍頭”設想的解讀，形成了一個相互印證的框架。幾位來自不同立場、不同國家的政治家，卻在一點上達成了隱性的共識：越南并不滿足于做一個普通的小國，它希望在中南半島扮演主導角色，并愿為此付出代價。

從中國方面看，這種雄心之所以令人不安，一個重要因素在于越南推進自身目標的方式。對于老撾、柬埔寨等鄰國，越南在戰爭與和平時期都表現出強烈的介入意愿，甚至采取武裝手段直接改變對方政局。而在冷戰格局之下，這類行動往往與大國博弈密切相關，稍有不慎，就會把整個地區拖入長期動蕩。

越南與柬埔寨的關系，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兩國共產黨在越戰時期曾并肩對抗美國支持的親美政權，表面上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實則暗藏深層矛盾。紅色高棉內部長期存在一種擔憂，認為越南利用抗美戰爭之機，不斷在柬境內布設政治與軍事影響，一旦戰后形勢變化，就會推動建立一個由越南主導的印支聯邦。出于這種戒心，紅色高棉在掌權后迅速清洗隊伍中受過越南培訓的干部，雙方關系迅速轉冷。

1975年柬埔寨親美的朗諾政權垮臺，紅色高棉上臺，本該迎來“革命同盟”的新階段，卻很快走向激烈對立。邊境摩擦不斷升級，雙方互相指責對方侵擾。越南方面始終強調，是紅色高棉對越發起挑釁、集中兵力準備入侵；而紅色高棉則指責越南企圖控制柬埔寨。在這種互不信任的氛圍下，一場大規模戰爭不過是時間問題。

1978年年底，越南宣布波爾布特政權動用十個師團準備侵略越南，隨即迅速做出決策，決定對柬埔寨發動全面進攻。12月25日，約二十萬越軍越境入柬，大規模軍事行動展開。戰事進展極快，1979年1月7日，越軍就攻占金邊，扶植親越政權上臺，紅色高棉殘部則退入邊境山區，堅持游擊戰。

這次軍事行動在名義上被越南稱作“推翻種族滅絕政權”的正義之戰，但在許多周邊國家和大國眼中，卻又被視為越南落實“印支聯邦設想”的重要一步。試想一下，一個剛剛結束長期戰爭、國力疲弱的國家，卻能在短時間內調動數十萬部隊，對鄰國進行十余年駐軍，這本身就說明其區域戰略并不局限于自保。

越軍一直在柬埔寨停留到1990年8月，時間長達十一年之久。期間，國際社會對其撤軍問題持續施壓，聯合國有關柬埔寨問題的外交博弈不斷。越南方面一度試圖在駐軍與國際談判之間尋找平衡，但隨著局勢變化，特別是蘇聯自身經濟惡化、對外援助難以為繼，越南不得不重新評估長期占領柬埔寨的成本與收益。

1986年，黎筍去世，越南國內路線開始調整，提出“革新開放”方針。這種轉向并不僅僅是經濟政策的變化，也包含對外戰略的重新思考。在蘇聯逐步走向衰落、援助銳減的背景下，維持大規模駐軍顯然難以為繼，與周邊國家改善關系、尋求融入地區合作，慢慢成為一種更現實的選擇。最終，1990年8月，越南完成最后一批從柬埔寨撤軍。

駐軍結束后，柬埔寨在聯合國參與下推進政治和解。1993年，全國大選舉行，聯合政府組建，“柬埔寨王國”名稱恢復，戰亂多年的國家終于走回相對正常的軌道。回頭看這段曲折歷程，越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復雜：既有出兵推翻暴政的一面，也確實帶著鮮明的區域主導意圖，而與蘇聯結盟更是為外界提供了放大的“聯想空間”。

從中國的立場看，越南在印支半島上不斷加強影響、對柬埔寨實施長期駐軍，再疊加其與蘇聯的“全面合作”，所構成的就不是單一的地區矛盾，而是一整套與安全環境緊密相關的戰略問題。當年中國對越南“中南半島聯邦美夢”的警惕，除了考慮周邊小國的處境，多半也在防止外部大國借此向南推進，把矛盾引到本國門口。

回到起點，那份1965年前后開始構思的遺囑，無論是否在公開版本中寫下過“主宰印支半島”的字眼，都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個人身后安排范疇。它折射的是越南領導層在民族獨立與區域地位之間的權衡，是一個戰后新興國家如何定位自身、如何處理與周邊和大國之間關系的深層問題。

不得不說，對越南而言，“成為強國”的渴望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后期的國家敘事。遺憾的是，當這種渴望與“主宰印支”的構想糾纏在一起時，不僅讓周邊國家感到不安，也讓曾經在戰爭中作為援助者存在的中國難以認同。歷史留下的那些爭論與不滿，其根源大多藏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