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預估只有4.15萬億上下

2025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預估只有4.15萬億上下，相比2021年的頂峰已經接近腰斬。地方財政壓力巨大，很明顯，我們已經到了必須告別土地財政的時刻。

那種靠拿指標、搞商品房開發就能拉動增長的日子，不再是主流。

相反，新質生產力、高科技、硬創新，會成為未來發展的核心基調。

在這一輪浪潮里，跟不上的人會被淘汰，地方政府也將經歷一場從“包工頭”轉向“服務者”的深刻改革。

在人口下滑、經濟增速放緩、居民對美好生活要求越來越高的大背景下，我們的未來到底該怎么走？

這期我們就以《轉型中的地方政府》為主題，做一個完整收尾，把這件事講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大量外貿企業破產，剛剛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中國，遭遇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外部沖擊。

正是在這種壓力下，一部分地方政府率先意識到問題，開始了影響深遠的轉型改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合肥、深圳、杭州。

先說合肥。

當年合肥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只有220億，卻敢拿出近1/3的資金，投進京東方六代線項目。

這不是盲目豪賭。

那個年代，高科技制造業被國外卡脖子，液晶面板長期被日韓壟斷，自主研發是唯一出路。

但在純市場邏輯里，沒有利潤，資本就不會投。

好在東亞模式有一個特點：眼前利潤重要，但不是全部。

如果前期虧損能培育出一條完整產業鏈，帶來的就業、GDP、稅收，是長期且巨大的。

于是地方政府帶頭注入資金，京東方就是這一模式的典型成果。

國資引領，項目落地，吸引產業聚集，形成規模效應后，資本再逐步退出。

既增加就業，又拉動產業，還能讓投資人獲得回報，一舉三得。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杭州、深圳，以及一大批愿意布局高新產業的城市。

這種模式看起來不復雜：國資帶頭，企業跟進。

但帶來的變化是顛覆性的。

過去房地產狂飆的年代，地方政府只要批地、搞基建、做三通一平，就能分享增長紅利。

但土地財政不可持續：房價越來越高，居民財富大量鎖在房產里，消費能力被壓制，整個經濟圍著房子轉。

在一窮二白的階段，這種模式能快速拉動就業、建設城市、吸引企業。

可當城市化進入中后期，賣地就會出現邊際效益遞減，投入越來越多，回報越來越少，最后變成負收益。

相比之下，投資有潛力的企業，同樣能增加就業，還能創造高質量的高科技崗位，生產更有價值的產品。

對內，讓更多人以更低成本享受科技進步；對外，讓理工科人才獲得應有的收入。

唯一的難點是：執行難度大幅提高。

地方政府必須跳出舒適區：

以前只要拿指標、開發地產就行；

現在要像頂級VC一樣，看財報、看技術、看產品、看團隊，綜合判斷企業前景。

要看得懂集成電路制程，要評估人工智能商業化路徑，要管理長周期的耐心資本。

合肥為了吃透京東方項目，專門聘請數十位企業家做招商顧問，逐步建立專業化團隊。

在轉型過程中，騙補貼、套經費的現象必然會出現。

地方要做的，不是杜絕失敗，而是降低失敗風險，建立風險防控和容錯機制。

新興產業里，失敗本就是常態。

京東方整體成功了，但合肥也在離子面板、熔盛重工等項目上栽過跟頭。

關鍵是：建立透明化的審查機制，知道錯在哪、改在哪，而不是稀里糊涂虧錢。

也正是基于這一點，國家才會嚴厲打擊各類不良風氣。

如果喝喝酒、聊聊天就能拿到項目，那前期嚴謹的調研還有什么意義？

人性很難完全規避，但規則可以提高投機取巧的難度。

難度提高了，真心干事的人才能冒出來。

在這套新邏輯里，國家拿出的核心指標叫：

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產業空白、人口紅利充足，TFP年均增速能達到4%以上。

到了現在，邊際效益顯現，TFP增速已經回落到1.5%～1.8%。

誰能更有效地拉動TFP，誰就能在下一輪競爭中占優。

中央也做出了重大調整：

2025年，中央本級科學技術支出預算增加10%，從3600多億提高到近4000億。

重點投向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國家戰略科技任務。

方向非常清晰：

過去我們是“從無到有”，能用就行；

現在，技術安全、技術突破，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未來比拼的，不再是誰拿更多工業用地，而是誰愿意在技術研究上砸更多錢、把錢用在更對的地方。

基礎研究的社會回報，遠大于資本回報。

短期看不到現金流，但長期能帶動上下游成千上萬個市場主體崛起。

很多人提到“土運退、火運起”，我不懂玄學，也不摻和。

但這個說法的底層邏輯，就是國家經濟、產業、治理模式的大切換：

過去靠土地、靠關系、靠傳統模式的路，會慢慢失效；

未來能拿出高科技、新能源、新文化、新產業的人、城市、企業，才是香餑餑。

記住一個道理：

財富不會消失，只會轉移。

現在市場低迷、通縮壓力顯現，本質上是在為下一輪技術革命做鋪墊。

很多人覺得現在生產關系跟不上生產力，與其大水漫灌，不如改革制度，讓錢不再被浪費。

讀懂TFP這條新賽道，你才能明白：

為什么2025年政策重心從生產端轉向需求端？

為什么國家大力提升消費、投資、關鍵產業？

因為這才是可持續的增長動力。

未來的地方競爭，是創新生態和規則透明度的競爭。

地方政府必須從傳統行政干預者，轉變為現代治理的資源配置者。

具體落地，就是三件事：

第一，財稅關系重塑。

過去稅收以增值稅為主，地方拼命招商建廠。

未來要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下放地方，引導地方從“拼生產、給補貼”，轉向“促消費、優環境”。

地方收入不再看有多少工廠冒煙，而是看老百姓愿不愿意在這里花錢、生活。

工作重心自然從建廠房、拉投資，轉向建公園、保安全、優配套。

第二，事權上移，基層減負。

過去財政上收、事權下移，基層在債務和“三保”之間左右為難。

未來改革方向是：

養老、社保、環保、食品藥品安全等跨區域支出責任，上收到中央和省級。

避免土地財政熄火后，基層財力不足影響民生兜底。

權責清晰、財力協調，才能讓基層騰出手做好公共服務。

第三，彌補“重土地、輕人”的長期短板。

過去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帶來大量空置房、流動人口問題。

2025年，財政投入邏輯明顯轉向：從“養土地”轉向“養人”。

北大光華的研究算過一筆賬：

如果給0～2歲嬰幼兒每人每年補2萬元，全國2800萬嬰幼兒，就能帶來約5600億消費，帶動巨大的乘數效應。

國家也在持續上調農村基礎養老金標準，不只是公平，更是為了釋放農村消費潛力。

只有老百姓覺得生得起、養得起、老有依靠，才敢消費、愿消費。

這才是中國經濟最真實、最持久的增長動力。

最后，這一切轉型，必須靠法治化、透明化來保駕護航。

從只看結果、不計過程，轉向程序公平、過程規范。

建立透明預算制度、權力清單，每一筆錢流向清晰，每一個項目經得起審計。

推行零基預算，不管過去拿多少錢，現在重新審核：有沒有效率、有沒有民生價值。

從源頭遏制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從包工頭，到服務型“投行”，再到法治化服務者，

地方政府這場跨代升級，必然伴隨陣痛，但卻是在土地信用的廢墟上，重構中國增長動力的唯一出路。

只有實現財稅體制糾偏、人本治理回歸，中國經濟這臺更換動力源的發動機，才能平穩駛向2035年遠景目標。

在這個大背景下，每個人都要認清一個核心：

沒有長期計劃、沒有強執行力，未來成功的難度會越來越高。

未來卷的不是時間，而是有效時間——先思考，再執行，而不是蠻干。

對有頭腦、沒背景、肯執行的人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

AI工具越來越強，想法可以快速落地；自媒體可以低成本放大；做起來了，就能拿到城市資源、政策支持。

這個城市不支持，就換一個支持你的城市。

對只想鉆空子、一夜暴富的人來說，這個時代越來越難。

對勤勤懇懇的普通人來說：

房價、物價趨于平穩，高薪崗位要求更高，階層會慢慢固化，但基層生活會逐步改善。

關鍵在于：你的欲望和能力是否匹配。

欲望大于能力，痛苦是必然；

能力匹配欲望，辛苦但滿足；

能力高于欲望，就是真正的“版本之子”。

這一輪改革已經走到后半段，從上到下的傳導正在全面落地。

2028年之前，一切都會有清晰結果。

再過五年、十年、二十年，我們回頭看，會發現今天這個時代，就是一場巨大的浪潮。

只是身處其中的我們，很難立刻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