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在華盛頓和聯合國會議廳內同時出現了兩條“止戰”路徑:一條依靠個人號召力,另一條則強調多邊規則。誰能勸停刀兵,把失控的局面拉回到談判桌上,就成了外界關注的焦點。特朗普在華盛頓召開了第一次“和平委員會”領導人會議。該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就帶有一定的個人色彩,以加沙問題為由,把自己定位為“和平的搭建者”。除了名片之外,外界更加關注它的工作方式、資金來源、準入條件以及它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同一天,在紐約的聯合國會場又有另外一種說法。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加強聯合國作用的2026年全體年會”上表示,去年成立的國際調解院已經啟動運轉,并向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出邀請,試圖把地區問題以及各種利益訴求納入合法談判的框架之中;中國將在該平臺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由于目的不同,所以力度和韌性也就不一樣了。和平委員會關注加沙這個熱點沖突地區,容易發力,但也很容易被短期政治和個人風格所左右,其生命力能否延續到任期結束還不得而知。國際調解院的目標比較寬泛,既涉及領土主權問題,又涉及經貿和規則方面的分歧,采取的是平臺化、常態化的方式,試圖將那些吵得要掀桌子的事情拉回到談判桌上,并幫助各方找到可以接受的落腳點。
組織性質也有高低之分。特朗普之前就將加沙和平委員會塑造成精英俱樂部,外界流傳著“花錢買入場券、甚至擔任常務理事”的說法,從而引發了關于資金來源、用途以及決策權歸屬的質疑。公開可查的會員安排、經費標準以及監督細則不夠完善,公信力也因此受到影響。國際調解院要以多邊主義、國際法為底子運轉。先有章程與機制,在獲得與會者同意之后開始,程序性強、可復制性強、可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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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沖突的邏輯最易引起爭論。圍繞加沙,和平委員會的設想被很多人解讀為“用實力來實現快速清場”,即把問題移出去、清空土地,然后由資本推動新城計劃。支持者認為這是快刀斬亂麻,但是反對者卻認為這不過是把矛盾從一個盒子里搬到了另一個盒子,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其可行性和正當性缺少透明的證據鏈,社會討論熱烈但是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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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兩個鄰國因為海域劃分產生爭執,在此情況下,選擇和平委員會的道路,可以請“大老板”出面,用資金和項目撬動政治承諾,從而獲得“先不鬧”的協議,速度快,但是合意性和可持續性有待商榷。走國際調解院的道路,就把主張擺到桌面上來,討論歷史證據、法律依據以及現實安排,制定出過渡期和監督條款,最后送回各自國家去批準;慢一點,但是可以簽下來,看得見,追得上責任。
一個平臺要想站穩腳跟,離不開透明、規則以及問責。如果和平委員會繼續“俱樂部化”,就會有三個問題繞不開:錢從哪里來,誰來出,出了能換什么;會議怎么開,誰上臺,臺下怎么發言;達成一致怎么形成,違約怎么處理。沒有明確的答案,質疑就無法停止。國際調解院并不是完美的。如何做到中立,在個案中防止大國脅迫小國、使調解建議得以落實,都是對智慧與耐心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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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現場要“快速止血”,資金、資源可以發揮作用;要讓地區真正穩定下來,還需要被各方接受的規則網絡,把潛在的沖突點一個個堵上。快功夫要有一點,但是后手也不能缺少。信息方面:華盛頓方面的細節較少,議程、參會人員以及后續計劃沒有一個完整的權威版本;聯合國會場的表態比較清楚,國際調解院已經運轉,并向全世界發出邀請。多邊平臺公開、留痕,推進表可以被追蹤,不確定性就比較小了。
如果和平委員會真的想做事情的話,就應該把錢、權、責都放在陽光之下,證明自己可以代表受到波及的人群,而不是僅僅為資本服務。國際調解院也應拿出經得起推敲的案例,用事實來證明協商的價值。和平是一場需要耐心去做的事業,既不使用暴力,也不屈服于暴力,這很難把握,但又必須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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