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心里一直有個疑問:為什么就算是本性善良的人,有時候也會做出壞事?
大約五十五年前,心理學教授菲利普·G·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為了解開這個疑惑,專門設計并開展了一項實驗。
這項實驗就是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它徹底改變了我們以往對“好人”的認知——我們從未想過,好人竟然也能做出那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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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監獄實驗詳解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的研究重點是:當人處于不同的權力地位(要么擁有高權力,要么身處低權力)時,行為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為了找到答案,他設計了一項為期兩周的實驗,邀請普通大學生參與,讓他們分別扮演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獄警和囚犯。
津巴多和他的研究團隊,在一棟教學樓里搭建了一個仿真度極高的模擬監獄,然后通過隨機抽簽的方式,將參與實驗的學生分配到“獄警”和“囚犯”這兩個角色中。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被分配到“囚犯”角色的學生,研究團隊并沒有讓他們直接來實驗室報到;而是聯合當地警察局,以真實逮捕的方式將他們從公開場合帶走,還按照對待真正罪犯的流程,為他們做了登記、入冊。
而被分配到“獄警”角色的學生,也得到了一套足以以假亂真的裝備:統一的制服、能遮擋眼神交流的反光墨鏡,還有哨子和警棍。這些裝備,也在無形中強化了他們的“獄警”身份認知。
之后,所有參與實驗的學生都被安置在這個模擬監獄里——這里有狹小擁擠的牢房,門窗上裝著冰冷的鐵欄,墻壁光禿禿的,沒有任何裝飾,完全模擬了真實監獄的壓抑環境。僅僅過了幾天,“囚犯”們的狀態就出現了明顯變化:他們時而順從,時而又忍不住反抗;而“獄警”們則開始主動對囚犯做出各種貶低、騷擾的行為,以此彰顯自己的權力。
除了和同事一起設計實驗方案,津巴多本人也親自參與到模擬場景中,扮演“監獄長”的角色。實驗進行過程中,他也漸漸沉浸在了自己的角色里,滿腦子都在想如何安撫好囚犯和獄警,讓這個“監獄”能正常運轉,確保實驗能順利進行下去,甚至一度忽略了實驗中出現的異常。
實驗進行到第六天,一位剛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的心理學家克里斯蒂娜·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來到模擬監獄采訪參與實驗的學生。當她看到監獄里的場景——獄警的囂張、囚犯的壓抑,還有雙方之間的對立時,感到極度震驚。她當場就向津巴多提出了質疑,指出實驗中存在嚴重的倫理違規問題,已經傷害到了參與實驗的學生。
正是馬斯拉奇的這次質疑,讓津巴多徹底從“監獄長”的角色中清醒了過來。他意識到實驗已經偏離了初衷,甚至對參與者造成了傷害,于是和研究團隊一起,決定提前終止這項原本計劃持續兩周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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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可能陷入“路西法效應”
在那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津巴多都在潛心研究這項監獄實驗的結果,試圖弄明白實驗背后的深層邏輯——為什么原本善良的大學生,僅僅因為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會做出截然不同的行為?
2007年,也就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結束三十多年后,津巴多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在這本書里,他不僅詳細復盤了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全過程,還結合了其他心理學研究,深入分析了環境和社會角色,到底是如何影響一個人的行為的。
也是在這本書中,津巴多提出了“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這一概念。簡單來說,它指的就是:原本本性善良、品行端正的普通人,在特定的環境影響和情境刺激下,也會逐漸變得邪惡。這個概念的名字,來源于《圣經》中的天使路西法——他原本是上帝最寵愛的天使,卻因為墮落,最終變成了撒旦(惡魔的化身),恰好對應了“好人變惡”的過程。
雖然斯坦福監獄實驗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充滿爭議——有人質疑實驗設計不夠嚴謹,也有人質疑它對參與者造成了心理傷害,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項實驗讓我們對“情境與個人行為的關系”,有了非常重要的認知突破。
很多人認為,這項實驗帶給我們最核心的啟示是:情境和社會角色,對個人行為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它用真實的實驗過程告訴我們(包括參與實驗的學生):就算是那些平時性格溫和、從來沒有想過要傷害別人的人,當他們被賦予某種權力、得到明確指令,并且身處鼓勵這類行為的環境中時,也會做出殘忍、冷酷的舉動。
與此同時,這項實驗也打破了一個我們固有的認知:很多人都覺得,只有本性邪惡、心懷惡意的人,才會犯下殘忍的暴行。其實早在這之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就提出了“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作惡的人,未必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而斯坦福監獄實驗,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作惡,從來都不是少數“壞人”的專屬,普通人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淪為作惡者。
除此之外,這項研究還讓我們看清了兩個重要的心理過程:“去個性化”和“習得性無助”。所謂“去個性化”,就是當一個人融入群體后,會過度認同群體的規則和行為,以至于失去自己的獨立判斷,做出一些如果是獨自一人時,絕對不會做的事;而“習得性無助”,則是指當一個人反復經歷失敗、無法改變現狀后,會慢慢接受“自己無能為力”的現實,放棄反抗,變得被動、麻木。這兩種心理過程,在當時的模擬監獄里,體現得淋漓盡致。
從這項著名的實驗中,我們還能總結出很多其他的啟示,但最讓人震撼、也最受熱議的結論,始終是:就算是好人,也會做出可怕的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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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需要仔細審視自己所創造的系統與情境
很多人在聽說、讀到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故事后,都會有兩種感受:一方面,對實驗得出的結論感到震驚和沮喪——原來人性如此脆弱,好人也可能變惡;另一方面,也對實驗本身的設計感到不安,擔心它對參與實驗的學生造成了長期的心理傷害。
但我們更應該記住一句話:有時候,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就是坦然承認問題的存在。
斯坦福監獄實驗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它讓我們看清了一個真相:就算是那些一直努力過好生活、堅守道德底線、客觀上在做正確事情的人,在不良環境的驅使和誘導下,也可能偏離正軌,做出壞事。
這一點,也提醒著我們:要學會認真審視我們身邊的各種系統和機構——無論是學校、公司,還是整個社會。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孤立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會受到身邊人的影響:朋友的行為、社會的風氣,還有那些掌握著機構權力的人,他們的引導和要求,都會在無形中改變我們的行為和選擇。
我們并不是注定要被“路西法效應”左右,也不必淪為它的犧牲品。既然當身邊的人都在作惡時,我們可能會被慫恿、被影響,做出不好的事;那么反過來,當我們身處一個鼓勵善良、倡導正義的環境中,有人引導我們、鼓勵我們行善時,我們也能做出充滿同情心、甚至彰顯英雄氣概的舉動。
我們更不必輕易接受“自己很無助、什么也做不了”的想法。我們有能力察覺到,身邊的系統和環境,什么時候在助長我們的不良行為;同時,我們也能從自己做起,盡最大的努力,用自己的行為為身邊的人樹立一個好榜樣,慢慢影響身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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