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親筆信盛贊蔣介石

本文轉自新大觀，作者葉永烈，選自《毛澤東與蔣介石》

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大敵當前之際，握手言和：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算起，到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國共之間整整十年的內戰畫上了句號。

從此，蔣介石稱毛澤東為“先生”，不再像往日那樣罵“毛匪”“共匪”。

從此，毛澤東稱蔣介石為“蔣氏”“先生”“蔣委員長”，不再像往日那樣罵“蔣賊”“賣國賊”。

毛澤東當時這么論及第二次國共合作：在民國十七年國共分裂的時候，原是違反著共產黨的志愿的。共產黨一向不愿意和國民黨分裂。過去十年來國共雙方及全國人民都經歷了艱苦的經驗，這種經驗能增強今后的團結。（《毛澤東與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的談話》，載1938年3月5日出版的《解放》第32期）

毛澤東把第二次國共合作稱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是在抗日的旗幟下，蔣介石和毛澤東、國民黨和共產黨結成了統一戰線。

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共識

對于抗日，蔣介石和毛澤東有著共識。蔣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發表《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一文，首先提出了“持久戰”的概念：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們強橫的兵力，我們就要以逸待勞，以拙制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制動，拼死抗戰，來挫折他的士氣。他不能實現速戰速決的企圖，他就是失敗，也就是我們的勝利。

蔣介石此文十分重要，為中國抗戰制定了持久戰的方針。他明確宣布：“敵之最高戰略為速戰速決，而我之最高戰略為持久消耗。”蔣介石還指出：應該“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以爭取最后勝利”。蔣介石制定的這一抗日戰略方針，是頗有見地的。

毛澤東呢？他在楊家嶺的窯洞里，寫出了《論持久戰》等名著。毛澤東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6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著名的演講，題目便是《論持久戰》。

▲毛澤東作《論持久戰》報告

毛澤東的見解，與蔣介石一致：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的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介紹給國民黨將領白崇禧，白崇禧又向蔣介石作了介紹，蔣介石頗為贊賞毛澤東的見解。

白崇禧其人，向來有“小諸葛”之稱，他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概括為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據李宗仁的機要秘書程思遠回憶，這兩句話曾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思想。其實，這兩句話是國共兩黨的共識，也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共識。

不過，蔣介石擁有三百多萬軍隊，而毛澤東手下只有數萬部隊。懸殊的力量對比，決定了中國的抗日統帥、抗日領袖必定是蔣介石。

1937年8月12日，國民黨中央召開臨時常務委員會會議，決定建立最高國防委員會，以汪精衛為主席，張群為秘書長。當天又召開國防最高委員會和黨政聯席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作為抗戰最高統帥部，任命蔣介石為陸海空三軍總司令，授陸海空大元帥。

這么一來，蔣介石成了抗戰最高統帥，成了大元帥！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初，毛澤東也很清楚蔣強毛弱的形勢，所以他對國共雙方在抗日戰爭中的分工，說得明明白白：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后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

這樣，蔣介石和毛澤東并肩抗日，但分工不同：對于日軍的“正面的正規戰”，由國民黨軍隊擔負；對于日軍的“敵后的游擊戰”，由共產黨軍隊擔負。

蔣介石在上海血戰日軍

蔣介石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不過，不管怎么說，通觀他的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們贊賞的：一是領導北伐，二是領導抗戰，三是振興臺灣經濟并堅持一個中國。

雖說蔣介石對于抗日曾有過一個曲折的過程：先是“不抵抗主義”，寄希望于妥協，而且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導致發生了西安事變。然而，在西安事變促進之下，他轉為抗日，成為中國的抗日領袖。

當然，就其抗日態度而言，不如毛澤東堅決，中途曾寄希望于與日本妥協，但他畢竟是領導中國抗戰全局的領袖，作出了貢獻。如毛澤東所言，蔣介石擔負起抵抗日軍的“正面的正規戰”的責任。蔣介石領導著三百多萬國民黨軍隊，跟日軍展開了三次大搏斗：淞滬會戰、南京會戰、武漢會戰。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日宣言

就在蔣介石就任陸海空大元帥的第二天，隨著1937年“八一三”事變的槍炮聲，日軍猛撲上海，淞滬會戰便開始了。日軍的戰略，確如蔣介石所言，乃是速戰速決。日軍在突襲上海之時，便揚言三個月滅亡中國。進攻上海的日軍，達20多萬人，還有300多門大炮、200多架飛機、幾十艘兵艦。面對強大的日軍，蔣介石調集了自己的精銳部隊73個師迎戰——當時，蔣介石可調動的部隊總共約180個師，他這一回投入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力量，而且大多是他的嫡系部隊，表明他確實下了抗日的決心。

蔣介石先以馮玉祥為總司令，以張治中為前敵總指揮，后來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以陳誠為前敵總指揮。酷烈的戰爭在上海展開。坐落在上海蘇州河畔的一座倉庫（四行倉庫）一度成為兩軍爭奪的焦點。由副團長謝晉元率八百名戰士堅守四行倉庫，激戰四晝夜，才最后奉命撤進英租界，成為一時佳話，人稱“八百壯士”。

▲電影《八佰》劇照

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也差一點遇險。那是在1937年10月間，蔣介石夜巡蘇州前線，忽地幾十架日機闖來，狂轟濫炸，蔣介石躲進火車站月臺。所幸月臺未被炸中，蔣介石因此脫險。

日軍在上海與國民黨軍隊僵持著。為了速勝，日軍于11月5日增派兵力在杭州灣北岸金山衛（今上海市金山縣）登陸，包抄國民黨軍隊的后路。

也就在這一天，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拜見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七項條件。顯然，日本對蔣介石也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軟硬兼施。德國乃日本的盟友，這樣，德國駐華大使也就成了最恰當的幕后調停人。

陶德曼跟蔣介石的會談，原本是絕密的。不過，如今隨著德國公布了當年陶德曼致德國外交部的密電，這絕密會談的內容也就為世人所知。日本向蔣介石提出的七項條件如下：一、承認滿洲國、內蒙獨立；二、擴大“何梅協定”，劃華北為不駐兵區域；三、擴大“淞滬協定”，設非武裝區域，上海由國際共管；四、中、日共同防共；五、中、日經濟合作，減低日貨進口關稅；六、根絕反日運動；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

這里提到的“何梅協定”，“何”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梅”即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他們在1935年5月至7月進行了關于在華北取締抗日活動的秘密談判。日本提出的這七項條件，顯然太過分了，使蔣介石無法接受。

在陶德曼11月5日發給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中，透露了蔣介石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國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從來是不投降的。（《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第2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蔣介石這一段話，說出了兩層意思：第一，國民黨不抗日不行，不抗日就會倒臺；第二，共產黨是堅決抗日的。蔣介石把國、共、日兩國三方的關系，說得再明白不過了。蔣介石拒絕了日本的七項條件，日軍就掩殺過來。國民黨軍隊無法抵擋，只得朝南京敗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落入日軍手中。雖然蔣介石敗了，不過他堅守上海整整三個月，畢竟挫敗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日軍本來要三個月滅亡中國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是勝利者。毛澤東對于蔣介石堅守上海，表示熱烈的支持。1937年11月4日出版的延安《新中華報》，報道了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開學典禮上的講演，題為《目前的時局》。

毛澤東說：我們決不要因現在的局面而悲觀，我們完全贊助蔣介石先生在10月9日的演說，堅決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個人一根槍還要再打，這就是共產黨“為保衛祖國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是目前時局的根本方針。

毛澤東再度成為“游擊專家”

當蔣介石在上海與日軍展開“正面的正規戰”的時候，毛澤東如他自己所言，“擔任敵后的游擊戰”。毛澤東可以說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游擊戰專家。他在井岡山上打游擊，打得蔣介石焦頭爛額。

他的那游擊戰十六字訣，被世界軍事專家們奉為游擊戰經典：“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眼下，這位從未進過軍事學院大門的游擊專家，把槍口掉向日軍，又打起神出鬼沒的游擊戰來。

毛澤東可謂“文人武將”，他一生幾乎從不佩槍，卻筆不離手。在延安鳳凰山下的窯洞里，他寫下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成為他關于游擊戰爭的又一理論力作。

毛澤東認為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國家。如今，“小而強”進攻“大而弱”，中國只能采取“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中國之弱，決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拼；中國之大，又為游擊戰爭提供了廣闊回旋的余地。

毛澤東有聲有色地在他的論文中論述抗日游擊戰略，曰：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正是在“游擊專家”毛澤東的這一整套游擊戰略指導下，朱德率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進入華北，開展游擊戰。

朱德

毛澤東在1937年9月25日給朱德的電報中，說得非常明白：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毛澤東手下的軍隊，只有蔣介石的百分之幾，只能打游擊戰。

八路軍進入山西，那里的正規戰是由閻錫山負責。閻錫山比蔣介石年長四歲，乃山西五臺人，早年畢業于山西武備學堂，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此后，他一直盤踞在山西，號稱“山西王”。眼下，他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這位“山西王”并非蔣介石嫡系，他力圖保存自己的實力。

毛澤東在1937年9月21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生動地勾畫了閻錫山的心態：“閻錫山現在處于不打一仗則不能答復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

就在日軍進攻上海的時候，華北的日軍攻下了山西大同，進逼“山西王”的老窩——太原。

太原的門戶雁門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不得不改向蔚縣、淶源等地進兵，企圖奪下平型關，以求抄雁門關的后路，直取太原。

平型關的正面，由閻錫山的晉綏軍防守，而側翼則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長，乃毛澤東手下虎將林彪。林彪籌劃著在平型關打一場大仗。

林彪

毛澤東在1937年9月21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這樣寫及：林彪同志來電完全同意我17日的判斷和部署，他只想以陳光旅集中相機給敵人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于9月24日調集三個團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關東北公路兩側的山地。

林彪知道那是日軍進攻平型關的必經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這類戰術，毛澤東當年在江西對付蔣介石軍隊時，多次嫻熟地使用過。

日軍沒有領教過毛澤東“口袋”的滋味，這一回算是嘗到了。戰斗的這一天是9月25日，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進入“口袋”，突遭伏擊，傷亡是慘重的。

但日軍“能各自為戰，最后一個人也能進行戰斗”，而且“由于語言不通”“死不投降”。經過一天激戰，殲日軍一千多人，繳獲大量武器，這是八路軍第一次大捷。

南京陷落于血海之中

在華東，上海陷落之后，日軍撲向國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于是，第二次“正面的正規戰”，亦即南京會戰已迫在眉睫了。

首都得失，事關重大。蔣介石必死守，日軍必猛攻，雙方必定大戰一番。日軍分三路進攻南京，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率13個師組成南京衛戍軍。1937年11月16日，中山艦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氣氛之中，徐徐駛離南京。它載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離開首都，沿著長江，朝重慶進發。

林森

四川省主席劉湘發表致林森電報，表示“謹率七千萬人翹首歡迎”。林森此行，為何如此隆重？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斗。從此，重慶這座山城成了“陪都”——戰時首都。

不過，最初只是林森作為國家元首先遷往陪都，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機關，則就近遷往武漢。

就在日軍重兵壓境、三面包圍南京之際，那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又求見蔣介石。

他再度充當日、華之間的幕后斡旋人。12月2日，躊躇再三的蔣介石，在會見陶德曼時表示退讓：“中國政府愿以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亦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條。

蔣介石“降價”，日本卻“加價”了！日本在所提七條之外，又另加了四條“亡人之國的新條件”！蔣介石明確地拒絕了日本的條件。蔣介石說：“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余地……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這樣，南京一戰已無可避免。1937年12月5日，日軍兵臨石頭城下，蔣介石飛離南京，前往武漢。

唐生智

翌日，日軍的飛機便大批飛向南京，狂轟濫炸，一場惡戰開始了。唐生智率眾奮力抵抗，無奈不是日軍的對手。12月12日，唐生智不得不敗退。

翌日，日軍涌入南京，首都陷落。一場空前的浩劫，在南京上演：日軍慘無人道地施行大屠殺，三十多萬中國人血染南京！

12月17日，蔣介石在武漢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表示：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

中共立即對蔣介石的文告作出反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于12月25日發表、指出：蔣介石先生本年12月17日告全國國民書所提出之“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后之勝利”之主旨，與本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堅決地相信國共兩黨同志和全國同胞，定能本此方針，親密攜手，共同奮斗。

國共之間，你呼我應，互相支持，同仇敵愾。這是過去十年中所從未有過的。

毛澤東親筆信盛贊蔣介石

南京陷落之后，一時間，地處長江中游的武漢，成了中國的政治中心。蔣介石長駐武漢。毛澤東派出王明、周恩來、博古、鄧穎超組成中共代表團，于1937年12月18日前來武漢。

面對向著武漢推進的日軍，國共兩黨在武漢又開始新的合作。日本首相近衛手下有一個智囊團，即昭和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所。

1938年6月，這個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絕密的報告，叫《關于處理中國根本辦法》。報告一開頭，便這么寫道：殘敗的國民政府現在還在叫喊堅決抗日，毫無投降之意……對國民政府，必須以擊潰為根本方針，明確除此以外別無有效的解決辦法。

“八一三”淞滬抗戰在前線視察的蔣介石

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表明，蔣介石自“七七事變”以來開始實行抗日，就連日本也認為除了“擊潰”，別無選擇。這份報告也強調了必須“摧毀”國共合作：首先為了摧毀抗日戰爭的最大因素——國共合作勢力——攻下漢口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占領了漢口，才能切斷國共統治區的聯系，并可能產生兩黨的分裂。

這表明，連日本也意識到國共合作的威力。日軍為了“擊潰”蔣介石政府，為了“摧毀”國共合作，把攻擊的目標指向武漢。

1938年6月12日，日軍在安徽當時的省會安慶登陸，揭開了武漢會戰的序幕。蔣介石坐鎮武漢指揮，調集了14個集團軍和一個江防軍，迎戰日軍。日軍則調集了12個師團，前后投入了40萬兵力。

比起上海、南京來，武漢有大別山脈、幕阜山脈以及鄱陽湖作為屏障，再說國民黨軍隊也有了跟日軍作戰的經驗，日軍想速戰速決就不那么容易了。

戰斗打得十分艱難。日軍從三面包圍武漢，蔣介石指揮國民黨軍隊奮力抵抗，大小戰斗有數百次之多。對于蔣介石的英勇抗戰，毛澤東表示敬佩。

1938年10月1日，周恩來自延安來到武漢。4日，周恩來會晤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此信，極為熱情地贊揚了蔣介石。

在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政治對手之間，如此熱情洋溢的信，頗為罕見。這是一封難得的信，如今原件保存于臺灣，2007年收入武漢地方志辦公室編《武漢抗戰史料》一書，現全文照錄于下，以饗讀者：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余。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15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于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于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恪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并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終必能于長期的艱苦奮斗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

謹啟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此信，表明國共合作正處于最佳狀態。不僅毛澤東在致蔣介石的親筆信中贊揚了蔣介石，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中共中央代表團也贊揚蔣介石。

也就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團在共產國際發表聲明：“蔣介石，政府，及國民黨，沒有投降，他們出來保護自己的國家以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中國人民則起來進行偉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爭。”“在蔣介石統率之下，中國全部國家政權，與一切軍隊之統一，亦正在完成中。”“我們的黨，并不把自己對于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首領蔣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準備在戰爭之后，還繼續與他們共同工作，以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則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