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被封為親王，卻未獲得一個重要頭銜，含金量大大降低了嗎

咸豐五年二月的北京，天還帶著寒意，紫禁城里卻一點也不冷清。圍繞著一個名字，許多大臣不免低聲議論——僧格林沁。有人感嘆：“這位蒙古郡王，如今也成了世襲罔替的親王了。”另一人接話：“親王是親王，可沒‘和碩’二字，總歸差著一截。”短短一句話，把清代蒙古王公內部那套復雜而微妙的等級差別，點得分外清楚。

很多人知道的是，僧格林沁在平定太平天國北伐軍時立下大功，生擒林鳳祥，震動朝野。卻未必都清楚，他得到的這個“博多勒噶臺親王”頭銜，在蒙古諸部親王體系里，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又為何看上去耀眼，實則仍帶著一點“低一格”的意味。

要看懂這一點，得先把視線從戰場和京城抽回來，拉遠到整個清代蒙古的政治格局上。

一、旗與爵：蒙古王公的“棋盤”

清朝統治蒙古，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面。大體分成三個地區：內蒙古、外蒙古和青海蒙古。內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外蒙古喀爾喀四部八十六旗，青海蒙古五部二十八旗，各有盤算，各有秩序。對朝廷而言，最關鍵的還是那塊離關內最近、最早歸附后金的內蒙古，尤其是科爾沁。

有意思的是，“旗”這個字，在蒙古各部的用法和大家熟悉的“八旗”并不是一回事。滿洲、蒙古、漢軍八旗，是清朝核心軍政組織，直接編在皇帝身邊；而科爾沁等部的旗，更像一個兼具地域和行政、軍事性質的單位。每一旗有自己的牧場、人口和旗地，載在《大清會典》《清史稿》里，分得清清楚楚。

旗上面要有人管，這就是札薩克。札薩克之于各旗，有點類似內務體系里的都統，握著一旗軍政大權。但札薩克本身又不是單獨的爵位，而是“頂在頭上的帽子”，要由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來擔任。換句話說，沒有札薩克實職的王公，牌面是好看一些，實際權力就要打折扣；反過來，有爵有旗才能算真正的實權貴族。

內蒙古諸部中，科爾沁地位格外特殊。它歸附得早，與愛新覺羅皇族聯姻頻繁，被視作“黃金部落”。作為回報，朝廷也毫不吝嗇封爵，把科爾沁部的王公層級堆得很高。天命十一年，科爾沁右翼中旗的札薩克和碩圖什業圖親王又加“汗”號，成了圖什業圖汗，一下子被推到蒙古各部的最頂層位置。這種優待，其他部落難以企及。

在長期的經營之下，內蒙古的高級爵位，尤其是親王和郡王，集中在科爾沁六旗當中。六旗分左翼、右翼，各有中、前、后三旗，編制看著簡單，里頭卻是幾代人婚姻、盟約和軍功交織的結果。

僧格林沁的出身，就在這塊核心區域之內。

二、草原少年：從貧寒臺吉到郡王繼承人

僧格林沁是科爾沁左翼后旗人，這一旗的設立時間并不算早，順治七年才正式成旗。最初掌旗的是郡王章吉倫，從那時起，這一旗的最高領袖就是扎薩克多羅郡王。多羅郡王，在清代爵制中僅次于親王，是蒙古王公圈子里的第一梯隊，但在科爾沁內部，比起那些和碩親王，仍略遜一籌。

有意思的是，僧格林沁雖然出身蒙古貴族，卻談不上顯赫。他的血統很“純”，卻不算“高”，父親只是四等臺吉。臺吉這個頭銜，按蒙古傳統是貴族沒錯，在實際生活中卻并不意味著一定富裕。僧格林沁少年時在草原放牧，日子算不上寬裕，離“天生王公”的那種養尊處優，還有不小距離。

改變命運的節點，在族內輩份更高的那一支。左翼后旗第十代扎薩克多羅郡王索特納木多布濟，娶了嘉慶帝的莊敬和碩公主。公主出身尊貴，然而命運多舛，早逝且無子嗣。郡王雖然手握旗權，卻后嗣無著，這在當時絕不是小事。

道光朝為此做了一個關鍵安排。僧格林沁被指令為索特納木多布濟的繼子，等于直接跨層級被送入旗主這一支脈。道光五年，十四歲的僧格林沁正式承襲左翼后旗第十一代札薩克多羅郡王之位。從放牧少年到一旗之主，跨度很大，看似機緣巧合，其實背后離不開朝廷對科爾沁布置的整體盤算。

自此以后，僧格林沁在科爾沁內部的身份發生了變化。只是，這種變化在整個蒙古王公體系中，還談不上頂尖。

三、“南曾北僧”前：科爾沁內部的排位

僧格林沁承襲郡王爵位后，很快被召入京城，在御前行走，這一步走得頗為關鍵。科爾沁的其他王公，大多扎根草原，管理旗務、牧場、人口，活動范圍以蒙古腹地為主。僧格林沁則不同，他直接進入皇帝身邊的權力圈，和滿洲高官一起在宮中走動。

在道光朝十余年間，他的官職爬得很快，先后做到正黃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等重職。到了咸豐登基，他更成了顧命大臣，以御前大臣身份侍從新君，這一系列履歷，讓他在滿漢蒙古的官場中都聲名漸起。

不過，把鏡頭拉回科爾沁內部，就會發現另一面情況。科爾沁六旗當中，本就存在親王、郡王的層級差別。僧格林沁雖然是札薩克多羅郡王，手握一旗，卻仍然在幾位世系更早、頭銜更高的親王之下。論旗的歷史、牧場規模、人口數量，以及與皇室聯姻的深度，他那一支并不占優勢。

道光以前，內外蒙古地位最高的蒙古親王，大都集中在科爾沁這幾支“老牌”王公當中。按慣例，朝貢排班時，這些親王永遠排在最前面。郡王即便有實權，也只能往后靠。僧格林沁在這套秩序之內，只能算中上層，談不上壓倒群雄。

從這一點看，他后來在近代史上的“出鏡率”之高，更多是因為太平天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等重大事件，讓他的名字與“蒙古鐵騎”“勇猛親王”聯系在一起，甚至蓋過了不少實際上地位更高的王公。

真正改變他名義上等級的，是咸豐五年的那道上諭。

四、戰功與晉封：博多勒噶臺親王的“水位”

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天國北伐軍一路北上，企圖直逼北京。僧格林沁率蒙古騎兵迎戰，在鎮壓北伐軍途中生擒林鳳祥，這一戰大大穩住了朝廷的局勢。咸豐帝對這位顧命大臣的依賴和信任，在這時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為表彰戰功，朝廷封他為“博多勒噶臺親王”，并詔令此爵可世襲罔替。世襲罔替四個字，在滿蒙貴族中意義重大。大量王公的爵位，傳幾代就要遞降，而世襲罔替意味著“封號可以永遠傳下去”，地位穩固得多。所以，當時很多人把僧格林沁和同樣靠軍功崛起的曾國藩相提并論，稱“南曾北僧”，口碑可謂風光。

不過，細看這道封詔的內容，有一個地方很值得玩味。僧格林沁的封號帶有“博多勒噶臺”這一嘉號，卻沒有加上“和碩”二字。照清朝規制，蒙古及宗室親王一般分為和碩親王、多羅親王等。和碩親王，是親王中正正經經的一等，代表最高等級。早年也有封為“親王而不加和碩”的情況，往往是先給個過渡，之后再正式加“和碩”，才能算完全到位。

例如清初的尼堪，在順治六年晉封親王時，并未加“和碩”，兩年后才補封為和碩敬謹親王，爵位由此名副其實。僧格林沁這一封，卻始終沒有看到“和碩”二字。這便等于告訴人：他是親王不錯，但在正式序列里，比真正的和碩親王低了一檔，只是比多羅郡王高那么半級到一級之間。

更直接的變化，是科爾沁左翼后旗的旗號。由于旗主選封親王，這一旗也被抬升為“博王旗”，原本的左翼后旗札薩克郡王稱號就此取消。從行政和象征意義上講，這無疑是整個旗的“抬頭”。旗中貴族、牧民，都能感受到這種地位上的上揚。

只是，這種提升在科爾沁整體關系網里，是有天花板的。

五、四大親王：鑲金邊的“內蒙古天花板”

清朝自入關以后，對蒙古尤其是內蒙古各部極為重視。這里是屏障，也是盟友群體。科爾沁部地位特殊，自努爾哈赤時期起便與愛新覺羅家族多次聯姻，幾個朝代下來，不少皇后都來自這里。皇室與科爾沁關系之緊密，遠非其他蒙古部落可比。

作為交換，皇帝為科爾沁幾支主要旗主不斷疊加榮譽和爵位。到道光之前，內外蒙古中身份最高的一批蒙古王公，幾乎都集中在科爾沁四大親王身上。這四位分別是：札薩克和碩土謝圖親王、札薩克和碩達爾漢親王、閑散和碩卓里圖親王、札薩克和碩車臣親王。

這幾位有幾個共同特點：一是世襲罔替，爵位從清初傳到道光、咸豐仍然穩如泰山；二是與皇室血緣關系極近，或直接出自宗室，或通過多次聯姻與帝后家族盤根錯節；三是所轄旗地面積廣、人口多、牧場資源豐富，在蒙古內部的實權極重。

朝貢、入京覲見、重大典禮排班時，這四位親王總是排在蒙古王公的第一序列。后來的新封親王，即便名義上也是一等親王，論資排輩和象征地位，很難與之相提并論。僧格林沁封親王之后，理論上與他們“平級”，實際場合中卻不可能站到同一高度。

更關鍵的一點，就是前面提到的“和碩”二字。土謝圖、達爾漢、卓里圖、車臣四位親王，封號中無一例外，都帶著“和碩”，這一細節表明，他們是系統中最正宗的那一檔親王。而僧格林沁的“博多勒噶臺親王”少了這兩個字，看似只是文字差異，實際是等級上清晰的區分。

從政策設計看，這也是朝廷刻意保持的平衡。內蒙古舊有權勢格局相當穩固，新功臣即便封到親王，也要讓出“一個頭銜”的距離。既要獎勵戰功，又不能輕易撼動已經運行兩百多年的貴族體系。

六、名聲與現實：二流水準的“北僧”

不得不說，僧格林沁在近代史上的名氣，遠比他的封號含金量要高一些。他統率蒙古騎兵鎮壓太平天國、對抗英法聯軍，身影頻繁出現在各類史書、筆記和后世著述中，“蒙古鐵騎最后一戰”這類說法，更讓他的形象蒙上一層悲壯色彩。

咸豐帝對他相當倚重，多次委以重任。戰場上的兇猛、朝堂上的直率，都讓他在同僚中頗有分量。與曾國藩相比，一個在南方調集湘軍，一個在北方率領蒙古勁旅，“南曾北僧”的稱呼，本身就說明了那一代人對他的評價。

但如果把視角收窄到內蒙古科爾沁諸部之內，僧格林沁的地位，就顯得沒那么拔尖了。世襲罔替的親王沒錯，卻不在開國以來累積兩百余年的四大親王之列；有旗、有地、有兵，卻不是那一批最早崛起、在科爾沁內部深耕數代的舊貴族。缺少“和碩”頭銜，讓他的博多勒噶臺親王看上去光彩，卻離真正的“頂格”總差一步。

試想一下，如果把科爾沁諸旗所有王公按戰功、血統、旗地、與皇室關系逐項排個綜合分數，僧格林沁無疑屬于上游，但要說“第一梯隊”，就有些勉強。他獲得的，是清廷在中后期對新功臣的最高規格賞賜之一，卻還沒有到可以和那些清初以來積累起來的老牌親王分庭抗禮的程度。

從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到，朝貢與典禮中舊有親王依舊排在前列，僧格林沁雖為親王，卻很難在這些儀節中壓過他們。即便在蒙古貴族內部，談到最有分量的幾家，人們提起的仍是那些冠以“和碩”的老親王，博多勒噶臺親王的名號，更多是和具體的軍功連在一起，而不是代表一個跨越整個蒙古地區的最高身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處理蒙古貴族封爵問題時，一直有一條隱性的界限：早期功臣、皇族近支形成的封爵群體，是整個制度的根基；后起之秀再怎么封，也往往會刻意留出一點差距。這種安排未必公平，卻有其現實考量。僧格林沁的封號少了“和碩”，恰好就是這種制度化區別的一個縮影。

從這個角度看，他的親王爵位當然不低，世襲罔替的規格也不容小覷。只是在那張龐大的蒙古貴族“名單”里，屬于閃亮的一員，卻不是最耀眼的幾顆。若將“含金量”拆解為傳統血統、皇室聯姻、旗地規模、爵位等級等幾個指標，他的得分略高于一般郡王，卻仍在四大和碩親王之后，這樣的定位，更接近歷史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