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轉型——從火燒圓明園談起

文/劉剛

郭嵩燾的預言

郭嵩燾是個預言家，他不但在《綏邊征實》里預言了沙俄入侵伊犁，還在此之前，就預言了僧格林沁的失敗。

僧王打擊他，把他打回老家，這反而成全了他。若他跟隨今上一起潰逃，與皇室一道茍安，這豈不更難為了他？

當其預言應驗時，沒人為他平反，沒人為他道歉，還把他的思想看作洪水猛獸，甚至把他當作了“洪秀全第二”。以至于他的《綏邊征實》這樣一部劃時代的地緣政治巨著，一問世就被封殺了。有清一代，何以未出一個世界級的思想家與科學家？不是沒有過，而是一有了就被打壓，被封殺，如清初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晚清郭嵩燾的《綏邊征實》。

郭書被封殺，有中樞禁毀令——軍機處檔案為證，如軍機處寄信檔：“湖督奏《綏邊征實》語多狂悖，著各省督撫嚴查銷毀”；上諭檔：“郭嵩燾私著狂悖，即行毀版，片紙不留”；剿捕檔：附官文原奏“該書妄議俄事，動搖邊釁”。禁令一下，居然“八百里加急”，湖南巡撫衙門《驛遞簿》載“同治四年三月廿六日，接軍機處八百里廷寄”，不就是“妄議俄事”嗎？

英法聯軍打來，朝廷倚靠俄來調停，郭氏此時拋出其“俄患論”是何用意？還要“抗俄聯英”，更是何居心？所以，“妄議俄事”就等于冒犯朝廷。對于那位僧王，他只說了一句：敗了還好，勝了更糟糕。結果呢？又應驗了。因為更糟糕的來了，沖著僧王來，而僧王騎著馬在等。

如郭氏所言，英法聯軍重新集結，再度進攻。進攻之前，先知會了清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告誡曰，若遵守天津原約，聯軍還可以罷兵。

桂清奏聞，帝諭曰：爾等毀我海口防務，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咎由自取。所有議和條款，改作罷論，再有兵船駛入，必痛加攻剿。如此口吻，居高臨下，如馬隊齊發，加速了戰爭。

聯軍勢如破竹，相繼占領大沽炮臺和天津城。這一下，又把皇上打蒙了，趕快派員去和談。于是，把怡親王載垣派去。

可載垣一聽說英國領事巴夏禮要襲擊他，也不問真假，就嚇得趕忙去報告僧格林沁。僧王一怒之下，將巴夏禮抓押到了北京。

和談也不談了，僧王擺開一副戰爭架勢，準備開打，他把陣勢擺在了通州。

通州是帝都的咽喉，被聯軍用槍炮頂著，皇上很難受，一旦咽喉被打通，就會進入心腹。為此，僧王以其3萬兵力，設了三道防線：第一線，張家灣，阻敵先鋒，以綠營步兵依托土壘防御；第二線，通州八里橋，這也是主戰場，蒙古騎兵于此展開，進行決戰；第三線：定福莊——咸豐帝逃亡熱河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戰術設計是先行誘敵深入，再以騎兵包抄。

聯軍兵力8000人，英、法兩軍各4000人。

但裝備代差卻很明顯：清軍以弓箭、馬刀、抬槍，對聯軍阿姆斯特朗后膛炮；以射程100米的火繩槍，對聯軍射程900米的米涅步槍；以密集方陣，對聯軍散兵線戰術加電報指揮。

戰爭開始了，先是張家灣失守。清軍綠營以土壘阻擊，法軍火炮覆蓋陣地，綠營潰散，清軍后撤，退守八里橋。

接下來就是八里橋決戰，僧王親率5000蒙騎，分三路沖擊法軍中路，試圖分割聯軍。法軍第101步兵團，以200米外排槍齊射，騎兵未近身已傷亡過半，幸存者沖至50米內，平炮射之，一發炮彈，擊穿20余騎。僧王令旗被炮火擊斷，部隊失去指揮。聯軍左翼英軍包抄清軍側后，與法軍形成火力合擊。

戰后清算，戰損比可謂驚人，清軍戰死者12000人，包含了7000蒙古騎兵，僧王墜馬，受傷而逃。聯軍方面，陣亡者，法軍3人，英軍2人。受傷者，法軍18人，英軍29人。

誰知清軍這么不堪一擊！聯軍長驅直入，占領北京，咸豐帝匆忙逃往熱河，留下恭親王奕訢為欽差大臣議和。

聯軍入城，清廷交還巴夏禮，可同時被抓的，卻死了十幾人。城門失火——八里橋戰敗，殃及的可不是池魚，而是皇帝。皇帝好戰卻怕死，怒而懼，故其扔下皇城，一走了之。

聯軍見不著皇帝，面對一座無政府的空城，更加憤怒，也更加放肆，何況趁火打劫本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此外，還有一些留下來的太監與賊子，也暗自有其趁火打劫的意思。

火燒圓明園，就由這趁火打劫的念頭而起，而無政府的狀態，便使這念頭風涌冒出。皇帝若在，便是國際政治，該割地就割地，該賠款就賠款，該償命就償命，不至于連家都被人燒、被人搶、被人偷，可他此刻偏偏不在，還談什么家國情懷。

火燒圓明園

搶劫，從1860年10月7日開始到17日結束。

7日，法軍搶先入園，孟托班將軍副官保羅·瓦蘭實錄：“士兵用槍托砸開紫檀柜，金器塞滿行軍包。”

8日，英軍加入劫掠，英軍少校吳士禮親眼所見：“有人為爭翡翠花瓶互毆，血濺《永樂大典》書頁。”

10-11日，拍賣戰利品，隨軍記者比托拍下照片：搶掠物擺滿正大光明殿廣場；

15日，焚毀證據，據一位法軍工兵日記：“奉令燒毀搶掠痕跡，點燃九州清晏偏殿。”

為何法軍搶先？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法國在圓明園劫掠中的主動性和前導性，與法國大革命對凡爾賽宮的沖擊，存在深層心理同構，他們是法國大革命的子孫，不知不覺，就把圓明園當作了凡爾賽宮，他們沒趕上對凡爾賽宮的搶劫，這回趕上了圓明園，豈能放過？搶劫完再放一把火，這豈不就有了“大革命”的感覺？這樣回去，他們就可以吹噓：我等跑來中國，不是去搶劫，而是去“革命”，去用“法國大革命”消滅“中國舊制度”。

法軍士兵自有一種“先祖處置凡爾賽”的隱喻在心頭，這源于17世紀歐洲“主權羞辱式懲罰”傳統，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法國處置德意志諸侯宮殿；或拿破侖戰爭中，對敵國象征性建筑的摧毀。而圓明園之于西方，早有“東方凡爾賽”之稱——傳教士曾稱“圓明園者，中國之凡爾賽宮也”。

凡爾賽宮與圓明園，作為東西方皇家園林的典范作品，可以說是全球化白銀時代形成的兩個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它們是18世紀東西方君主專制巔峰期的建筑象征，分別承載了法國波旁王朝與中華大清帝國的政治命運與文化精神，以其不同的文明邏輯詮釋皇權，卻在歷史宿命中，共赴焚毀與革命的雙重劫難。

作為權力美學的兩極表達，在設計理念上，表現出東西方空間哲學的不同樣式——“順因自然”和“征服自然”。

凡爾賽宮（1661-1710），為勒諾特式幾何園林，由造園大師安德烈·勒·諾特爾（AndréLeN?tre）創作，其核心，是以幾何秩序、軸線對稱和透視控制，構建人工化的自然圖景。其于凡爾賽宮，則以其“征服自然”的理念，確立以路易十四為化身的太陽神阿波羅雕像的視覺焦點，以3公里中軸線強制透視，表明其王權觀念一往無前的軸線控制，彰顯絕對王權的理性美學。

其設計密碼，為權力美學三原則：以“絕對軸線”形成焦點，“聚焦君主象征”；以“幾何切割”，馴化空間，使“自然元素符號化”；以“強制透視”制造幻覺，“無限延伸權力”。

而圓明園（1709-1860），則是權力意志、中西藝術、國匠法式的三重結晶：其政治獨尊，為皇帝主導規劃，彰顯皇權與審美；其技術國粹，以樣式雷家族構建王道營造體系；其于文化，融東西于一冶，以中式園林為基底與西洋巴洛克建筑互動。

這是一代王朝的理想國樣式，依山傍水，把中原王朝政體放在了江南園林中，還引入西洋潮流，以期融合中西。

如此這般，形成了新的“天人合一”——除了蓬萊仙境和寫意山水，還有西洋潮的巴洛克文明樣式，重啟國朝“九州清晏”——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還有“中西合璧”。

凡爾賽花園的康格里夫運河，筆直延伸，象征西方式的絕對權力。而圓明園福海蜿蜒的岸線，與接秀山房“觀瀾堂”，則通過借景西山，實現“戶接西山秀”的虛實相生；1682年，路易十四遷宮廷于此，囚禁貴族于禮儀牢籠，鏡廳不僅是《凡爾賽條約》簽署地，更以巨窗與鏡面，制造“權力無限復制”的幻覺。而圓明園則從雍正到咸豐，五代帝至此“避喧聽政”，在“正大光明”殿接見使臣，“勤政親賢”殿處理政務，將園林化為“隱形朝廷”；凡爾賽宮有東方元素，特里亞農宮嘗試中華裝飾，收藏中式瓷器。而圓明園則有西洋樓，乾隆命郎世寧設計大水法、海晏堂十二獸首噴泉，首次將巴洛克風格，融入東方園林，雖然僅占全園2%。

就結果而言，凡爾賽還算幸運，還能作為文化遺產保留下來。而圓明園，卻被“科學的放火”化為了廢墟，只能讓人來憑吊，一個正在進行時的帝制理想國的樣式，一去不復返。

可這個理想國，建了150年，經歷了六代皇帝，還在建設中就被聯軍一把火給燒了。誰燒的？法國人說不是我們燒的，不信去看凡爾賽宮，我們燒了嗎，沒燒。為什么？是因為對藝術的尊重，偷可以，搶可以，就是不能燒——那叫毀滅藝術。

搶，可以先下手，但燒卻下不了手。法軍司令孟托班雖然允許法軍帶頭劫掠，他說“即便200輛車也運不完珍寶”，甚至默許士兵裹皇后絲袍、掛朝珠，但他堅決反對“系統性縱火”，還說法軍未參與18日縱火，是英軍單獨行動；其事后稱“火勢蔓延非我所能控制”，其日記顯示，他更為關注到手的文物價值。

縱火開始了。“10.17工兵布點”，準備燃料，“煤油浸透300處木質建筑”；10月18日，英軍統帥額爾金手令“徹底焚毀圓明園，作為對皇帝背信的懲罰”，一聲令下，英軍引爆燃料，“地雷炸文源閣”；以此引燃，而且延燒，更以“火墻阻隔救火路徑”；延燒過后，還要補焚，“10.19復查未毀建筑補燒”，要徹底燒毀。目睹于此者曰：“三晝夜火光遮天，仿佛但丁描寫的地獄”，正如法國作家雨果憤怒痛斥的“兩個強盜闖進夏宮，一個搶掠，一個放火”。

火燒圓明園

搶劫，從1860年10月7日開始到17日結束。

7日，法軍搶先入園，孟托班將軍副官保羅·瓦蘭實錄：“士兵用槍托砸開紫檀柜，金器塞滿行軍包。”

8日，英軍加入劫掠，英軍少校吳士禮親眼所見：“有人為爭翡翠花瓶互毆，血濺《永樂大典》書頁。”

10-11日，拍賣戰利品，隨軍記者比托拍下照片：搶掠物擺滿正大光明殿廣場；

15日，焚毀證據，據一位法軍工兵日記：“奉令燒毀搶掠痕跡，點燃九州清晏偏殿。”

為何法軍搶先？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法國在圓明園劫掠中的主動性和前導性，與法國大革命對凡爾賽宮的沖擊，存在深層心理同構，他們是法國大革命的子孫，不知不覺，就把圓明園當作了凡爾賽宮，他們沒趕上對凡爾賽宮的搶劫，這回趕上了圓明園，豈能放過？搶劫完再放一把火，這豈不就有了“大革命”的感覺？這樣回去，他們就可以吹噓：我等跑來中國，不是去搶劫，而是去“革命”，去用“法國大革命”消滅“中國舊制度”。

法軍士兵自有一種“先祖處置凡爾賽”的隱喻在心頭，這源于17世紀歐洲“主權羞辱式懲罰”傳統，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法國處置德意志諸侯宮殿；或拿破侖戰爭中，對敵國象征性建筑的摧毀。而圓明園之于西方，早有“東方凡爾賽”之稱——傳教士曾稱“圓明園者，中國之凡爾賽宮也”。

凡爾賽宮與圓明園，作為東西方皇家園林的典范作品，可以說是全球化白銀時代形成的兩個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它們是18世紀東西方君主專制巔峰期的建筑象征，分別承載了法國波旁王朝與中華大清帝國的政治命運與文化精神，以其不同的文明邏輯詮釋皇權，卻在歷史宿命中，共赴焚毀與革命的雙重劫難。

作為權力美學的兩極表達，在設計理念上，表現出東西方空間哲學的不同樣式——“順因自然”和“征服自然”。

凡爾賽宮（1661-1710），為勒諾特式幾何園林，由造園大師安德烈·勒·諾特爾（AndréLeN?tre）創作，其核心，是以幾何秩序、軸線對稱和透視控制，構建人工化的自然圖景。其于凡爾賽宮，則以其“征服自然”的理念，確立以路易十四為化身的太陽神阿波羅雕像的視覺焦點，以3公里中軸線強制透視，表明其王權觀念一往無前的軸線控制，彰顯絕對王權的理性美學。

其設計密碼，為權力美學三原則：以“絕對軸線”形成焦點，“聚焦君主象征”；以“幾何切割”，馴化空間，使“自然元素符號化”；以“強制透視”制造幻覺，“無限延伸權力”。

而圓明園（1709-1860），則是權力意志、中西藝術、國匠法式的三重結晶：其政治獨尊，為皇帝主導規劃，彰顯皇權與審美；其技術國粹，以樣式雷家族構建王道營造體系；其于文化，融東西于一冶，以中式園林為基底與西洋巴洛克建筑互動。

這是一代王朝的理想國樣式，依山傍水，把中原王朝政體放在了江南園林中，還引入西洋潮流，以期融合中西。

如此這般，形成了新的“天人合一”——除了蓬萊仙境和寫意山水，還有西洋潮的巴洛克文明樣式，重啟國朝“九州清晏”——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還有“中西合璧”。

凡爾賽花園的康格里夫運河，筆直延伸，象征西方式的絕對權力。而圓明園福海蜿蜒的岸線，與接秀山房“觀瀾堂”，則通過借景西山，實現“戶接西山秀”的虛實相生；1682年，路易十四遷宮廷于此，囚禁貴族于禮儀牢籠，鏡廳不僅是《凡爾賽條約》簽署地，更以巨窗與鏡面，制造“權力無限復制”的幻覺。而圓明園則從雍正到咸豐，五代帝至此“避喧聽政”，在“正大光明”殿接見使臣，“勤政親賢”殿處理政務，將園林化為“隱形朝廷”；凡爾賽宮有東方元素，特里亞農宮嘗試中華裝飾，收藏中式瓷器。而圓明園則有西洋樓，乾隆命郎世寧設計大水法、海晏堂十二獸首噴泉，首次將巴洛克風格，融入東方園林，雖然僅占全園2%。

就結果而言，凡爾賽還算幸運，還能作為文化遺產保留下來。而圓明園，卻被“科學的放火”化為了廢墟，只能讓人來憑吊，一個正在進行時的帝制理想國的樣式，一去不復返。

可這個理想國，建了150年，經歷了六代皇帝，還在建設中就被聯軍一把火給燒了。誰燒的？法國人說不是我們燒的，不信去看凡爾賽宮，我們燒了嗎，沒燒。為什么？是因為對藝術的尊重，偷可以，搶可以，就是不能燒——那叫毀滅藝術。

搶，可以先下手，但燒卻下不了手。法軍司令孟托班雖然允許法軍帶頭劫掠，他說“即便200輛車也運不完珍寶”，甚至默許士兵裹皇后絲袍、掛朝珠，但他堅決反對“系統性縱火”，還說法軍未參與18日縱火，是英軍單獨行動；其事后稱“火勢蔓延非我所能控制”，其日記顯示，他更為關注到手的文物價值。

縱火開始了。“10.17工兵布點”，準備燃料，“煤油浸透300處木質建筑”；10月18日，英軍統帥額爾金手令“徹底焚毀圓明園，作為對皇帝背信的懲罰”，一聲令下，英軍引爆燃料，“地雷炸文源閣”；以此引燃，而且延燒，更以“火墻阻隔救火路徑”；延燒過后，還要補焚，“10.19復查未毀建筑補燒”，要徹底燒毀。目睹于此者曰：“三晝夜火光遮天，仿佛但丁描寫的地獄”，正如法國作家雨果憤怒痛斥的“兩個強盜闖進夏宮，一個搶掠，一個放火”。

簽了《北京條約》

燒了圓明園，聯軍不罷休，還聲稱要以洪秀全來取代清廷，把太平天國當作他們的王牌來打，被俄使勸阻。俄使勸恭親王奕訢出來議和，俄使同去，乃敢出，簽了《北京條約》。

其時，有一位鹽商，名張錦文，天津靜海人。當太平軍進逼天津時，他組織城防和籌款；當皇上毀約，令僧王備戰時，他組織長蘆鹽商為僧軍捐資了20000兩，其中他一人就捐資10000兩，捐彈藥5000斤及軍需物品。因其與聯軍打過交道，且頗得中外各方好評，于是，奕訢請他進京，協辦議和事務。袞袞諸公不及一位商人。

談判期間，張錦文周旋于清廷和外國使團之間，建議并促成清廷用外國雇傭軍對付太平軍，“常勝軍”便因之而生。

簽約以后，英、法聯軍尚有7000余名屯于天津，英軍屯于海河西岸，法軍屯于海河東岸，兩軍相對，虎視眈眈。

條約規定天津為通商口岸，條件與別口無異。

英國參贊巴夏禮乘機提出“欲在天津城南采擇地基，為將來英商屯貨之所”，并自行在津城東南紫竹林一帶，勘丈空地，并劃定租地的四至范圍。其范圍，自紫竹林起，至大井莊，長315.5丈；自紫竹林沿河起，至海大道，寬115丈；自大井莊河沿起，至海大道，寬71丈；面積共計為489.025畝。四至地邊界處，各立石柱，書“大英看定地基”。

法國圈地亦如法炮制。租界雖然早已出現，1845年，英國就通過《上海租地章程》取得了在中國內部劃地立界的權力，并建立起第一個租界。但那遠在上海，做皇帝的可以睜只眼閉只眼，難以心安理得，尚能茍且偷安。可是，連天津也出現了租界，皇上臥榻之側，夷人已然入室，是可忍，孰不可忍。租界的出現，是天朝上國失敗的標志。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此一役，所謂天朝才算真正看清了自己，開始了“師夷之長技”。

夷人了解了中國文化，知道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有個“天下”。在天下里，有兩種對立的政治文化，一個是“夷”，一個是“夏”。按老例，“夏”為中心，居于中國；“夷”在化外，覬覦中華。而中國的使命，就是“以夏變夷”，使之同化。如果反了，“以夷變夏”，那就不僅是亡國，更是亡天下了。顧炎武說過，亡國可以，國是王朝；亡天下不行，天下是文化。過去的夷人只要國家，不要天下。進入中國，便為中國所化。堂堂中華，雖有亡國，卻從未亡天下。而新世界的夷人，他們不要國家，只要天下。他們帶來了一整套世界觀，要中國走出天下，進入世界，接受西方文化。

他們不稱“中國”為中國，而稱“中國”為“China”。他們強迫中國人看世界地圖，告訴中國人：中國不中，大清不大，地球是圓的，根本就沒有“中國”，這豈非要“亡天下”？在《中英天津條約》里，英國人再也不許清政府以“夷”來稱呼他們。

如果硬要堅持天下觀，那天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于是，中國移位，強者居中，到頭來不知誰是夷，誰為夏。

天朝上國的天子，只好放下了自嗨的天下觀。

在天下觀里，天朝上國只有“剿夷”和“撫夷”兩種思路。而《北京條約》，卻逼著清政府面對西方的世界觀。而且，是作為一個戰敗的主權國家來承擔戰爭責任，接受戰勝國的制裁。這樣的規矩，在天下觀里，未有先例。

按照天下觀的規矩，統一是絕對的原則，而統一的手段，則是兼并。對立雙方，互不承認主權，戰勝的一方，也從來不會適可而止，他們總是乘勝追擊，吃掉對方，進而統一天下。

天朝的價值觀是重義輕利的，利可以讓，而義不能丟。天朝不怕好利之夷，就怕好義之夷。好利之夷，淺嘗輒止。好義之夷，則要你的命根子。天朝地大物博，不怕讓利；而王權唯一，決不能讓。這便是所謂“春秋大義”——王權主義的天道根柢。

好在夷人對王權不感興趣，他們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不循改朝換代的老例。有了避難熱河的經歷，咸豐帝再也不能像道光帝那樣，埋頭去編什么《大清一統志》修補他那搖搖欲墜的天下，他也要睜開昏聵的眼睛，從天下觀里走出來，去看看世界了。

皇帝的臨終關懷

談到這位咸豐皇帝，他還真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聯軍打來時，他曾下過勤王詔。曾國藩聞詔，悲不自勝，馳折奏稱：我恨自己軍威不振，剛接手皖南防務，徽、寧二地就接連失陷，又驚聞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故其建議，他和胡林翼二人，可飭派一人，帶兵北上，以雪天憤。

又函致胡林翼，提出“北援之議”八條。其時，盡管江南戰局吃緊，曾國藩命左宗棠部迅速轉戰，籌備北上。

可咸豐帝要強，他咬緊牙關硬是挺住了。諭曰：皖南、北地，都是吃緊的時候，你們一旦北上，就難保逆匪竄擾，殃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兩地我都很擔心，你們好自為之，都不要來京。還勉勵曾國藩：你剛接皖南防務，就連失兩郡，雖因餉絀兵單，但畢竟還是籌劃不夠周密，要馬上振作軍心，再接再厲，勿以一挫之后，即損軍威。自始至終，皇上未從江南調一兵一卒。

山西巡撫請西巡，官文請皇上駕陜，他都不動。此時，一動不如一靜。皇駕一動，勞民傷財。當初，謀幸熱河，盡括京城車馬，使人心大震，官民紛紛徒行避難。不得已，還宮，命發還車馬，人心稍定。通州一失，他輕駕而走，居熱河而望京城。他不能再走了，夷軍駐京，江南還有戰事，他要扭轉乾坤。

他不能扭轉夷人，只好扭轉自己，使自己從林則徐的影響中走出來，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一轉，臣下跟著都轉，從主戰轉向主和。一個“和”字，帶來了根本的轉機。

從此，聯夷剿匪，洋務隨之興起。洪秀全錯失了的良機，被曾國藩一手抓住，作為其殺手锏，予對手致命一擊。此后，他守定一個“和”字，并將這“和”字訣，傳給了李鴻章。

咸豐帝在熱河準了奕訢、桂良、文祥等奏，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緊接著，那些外國公使們就開始駐節北京。

咸豐帝如芒在背，因從未有過，他一拖再拖。拖來拖去，拖到了1861年8月，咸豐帝病逝。

逝前，立6歲載淳為帝，任命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大臣”，輔佐幼帝。同時，又將“御賞”“同道堂”兩印分賜慈安太后（皇后鈕祜祿氏）和慈禧太后（懿貴妃葉赫那拉氏），規定詔書，需加蓋雙印生效，形成了權力監督機制。

1861年9月，慈禧授意御史董元醇上奏，請太后垂簾聽政，遭八大臣以“祖制無此先例”直接駁回，甚至當庭呵斥，致幼帝驚恐失禁，這就導致了兩宮太后與八大臣之間的矛盾。而朝廷回京，京城已由恭親王奕訢主事，故八大臣又要排斥奕訢。

奕訢以奔喪為名，趕至熱河行宮，與慈禧密謀后返京，聯合兵部侍郎勝保掌控京畿軍權，僧格林沁亦暗中支持。

不久，兩太后攜幼帝間道回京，靈柩由肅順等另路護送。兩太后車駕抵京，旋即召見奕訢等，次日發動政變。其步驟與時間安排如下：第一步，分路回京，10月26日，慈禧攜幼帝與慈安由小路提前返京，命肅順護送咸豐靈柩走大路；第二步，各個擊破，11月1日，慈禧抵京，次日，即以“擅改諭旨、阻撓垂簾”為名，逮捕載垣、端華；派醇郡王奕譞赴密云，抓捕肅順，肅順于睡夢中被擒；第三步，痛下殺手：11月8日，載垣、端華賜自盡，肅順斬首示眾；其余五大臣，均革職流放。

此次政變，一擊而成，在于當時輿論紛紛，追究聯軍入侵、圓明園被焚責任，以“不能盡心和議”歸咎八大臣。

還有就是權力合法性的變現，利用“御賞”“同道堂”印章合法性，搶先發布詔書，使政變具有“法理”依據，以此形成一個垂簾同治的權力架構：慈禧——“旨出中宮”，慈安——“東位蓋章”，再交樞廷議政王奕訢，由奕訢交總署、六部執行。

授奕訢為議政王，改年號為“同治”，即兩宮同治，亦喻母子同治、叔嫂同治、君臣同治之意。慈禧太后以同治為名，結成了統一戰線，而有后來中興氣象。但當叔嫂反目，母子成仇，由“同治”而欲獨裁時，清朝走向了不可逆轉的衰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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