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鏡頭前穿著印有“中國”字樣的紅色運動服,笑著向祖國觀眾問好。但在無數東北網友的記憶里,2009年哈爾濱的那個冬天,零下32攝氏度——有些家庭,在那年冬天之后再也沒能等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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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下旬,大年初五剛過,一個認證為“原創音樂人”的賬號悄然出現在國內某社交平臺。賬號主人發布了一條彈唱視頻,穿著紅色運動服,語氣親切地給大家拜年,并宣布將于7月發布新專輯。
不到24小時,這個賬號頭像清空、ID消失,疑似被封禁。
賬號的主人叫曲婉婷。十多年前,她曾憑《我的歌聲里》紅遍大江南北。而今天,當她的名字再次出現,伴隨的卻是“滾出中國”的八億閱讀量。
這不僅僅是一個歌手的復出失敗。這是一場關于“雙面人生”的徹底清算——一面是光鮮的歌聲與海外的奢靡,另一面是566個下崗家庭的寒冬,和3.5億血淚贓款的沉重代價。
舞臺上的歌手:從《我的歌聲里》到“血色的歌”
曲婉婷的音樂生涯,始于那個看似光鮮的起點。
1983年出生于哈爾濱的她,16歲獨自遠赴加拿大留學。2009年,她憑借一首《我的歌聲里》在華語樂壇嶄露頭角,成為備受矚目的唱作女歌手。她的聲音溫暖,歌詞動人,一度被視為“勵志偶像”。
然而,這首歌走紅的時間節點,成為一個無法抹去的黑色注腳——2009年,恰恰是她的母親張明杰案發的那一年。
此后,曲婉婷的事業繼續在海外發展。她與溫哥華前市長羅品信的戀情,讓她成為溫哥華華人圈的“貴女”。豪宅、名車、上流社交圈,她的生活與“明星”二字完美匹配。
可這份光鮮背后,是一筆無法見光的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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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位上的母親:3.5億贓款與566個破碎的家庭
曲婉婷的母親張明杰,曾任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市城鎮化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2014年9月,張明杰因涉嫌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罪被羈押。
經法院審理查明,張明杰的罪行令人發指:
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她惡意低估土地價值,套取國有資產;她侵吞了566名下崗職工的安置費,這筆錢是這些家庭的“救命錢”。更殘酷的是,由于資金被挪用,受害家庭在2009年哈爾濱零下32攝氏度的寒冬中被停供暖氣。
有家庭賣血換煤,有家庭在絕望中吞下毒餃子——有人凍死,有人自殺。
案件造成的公共財產損失,共計人民幣2.3億余元。而加上其他涉案金額,總數高達近3.5億元。
2021年11月17日,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宣判:張明杰因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因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2022年3月,黑龍江省高院二審維持原判。
2020年9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曾發文《歌手曲婉婷母親張明杰案引發關注,境外不是資產轉移的天堂》,直接點名曲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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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雙面:那件紅衣與十年不歸
張明杰被羈押的十年,曲婉婷的“雙面人生”被徹底撕開。
一面是“孝女”人設。
她在社交媒體上多次發文,稱母親是“英雄”,表示“就算犯罪也是生我養我的人”。她發布歌曲《最好的安排》,被網友解讀為用血淚洗白。她從未對受害家庭說過一句“對不起”,從未退還任何贓款。
另一面是“海外貴女”的現實。
在母親被羈押的六年里,曲婉婷從未回國探視一次。網友的質問一針見血:“母親被羈押后6年不敢回國一次,卻在國外用贓款逍遙自在,這就是你的孝心嗎?”
她在加拿大的生活,被證實由贓款支撐。她的留學學費、音樂事業、豪宅名車,都與母親貪污的3.5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她在溫哥華的千萬豪宅,以及哈爾濱的兩套房產,均被依法查封或拍賣。
2026年2月,當她穿著那件印有“中國”字樣的紅色運動服,試圖以“愛國”形象復出時,網友的憤怒如潮水般涌來。
“這根本不是愛國,只是一種算計。”一位網友寫道,“紅衣服可以穿上身,但血色的賬本無法擦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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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的審判:互聯網有記憶,零下32度也不會忘
曲婉婷的復出嘗試,遭遇的是全民抵制的“斬殺線”。
賬號開通后,網友迅速涌入評論區。諷刺性留言鋪天蓋地:有人要求她演唱《鐵窗淚》,有人質問“哈爾濱那年有多冷”,有人說“應援棒充滿電,等你回黑龍江”。
“零下32度的冬天”——這個反復出現的意象,成為這場抵制中最刺痛人心的符號。566個家庭在寒冬中失去生計,有人在那個冬天之后再也沒能醒來。而曲婉婷,正在溫哥華的暖氣房里練習她的歌。
2026年2月22日,曲婉婷的新賬號ID和頭像被清空,最終無法搜索。平臺疑似響應民意,快速封禁。
微博話題#曲婉婷滾出中國#一天之內沖到八億閱讀量。這不是情緒化的網絡暴力,而是一場關于正義底線的集體表態。
命運的“斬殺線”:從溫哥華貴女到廉價超市
張明杰被判刑后,曲婉婷的“雙面人生”加速崩塌。
財務上,她徹底陷入危機。哈爾濱的兩套豪宅被依法拍賣,溫哥華的千萬豪宅被查封。男友羅品信在案件宣判后果斷分手,卷走共同賬戶資金。如今的她被拍到在溫哥華廉價超市采購打折素菜,因拖欠物業費被起訴。
事業上,她中外市場全面遇冷。國內平臺封殺、音樂作品下架、代言解約;北美市場中,演唱會從體育館縮水為酒吧駐唱,甚至淪為街頭彈唱。
社交上,她眾叛親離。溫哥華華人圈將其視為“貪腐受益者”,昔日朋友紛紛劃清界限。她陷入“有家難回”的困境:回國可能面臨法律追責與公眾譴責,在加拿大又無穩定收入與社交支持。
有法律人士指出,根據2025年生效的《境外追贓協作條例》,如果曲婉婷回國,可能直接啟動引渡程序。她名下的海外資產目前仍處于凍結狀態,追贓僅完成不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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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歌聲里,沒有“最好的安排”
2026年2月,當曲婉婷穿著紅衣笑著拜年時,距離她母親案發已經過去了17年。
17年,足夠一個嬰兒長成少年。17年,足夠一座城市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17年,也足夠讓566個破碎家庭的后代,永遠記住那個冬天的溫度。
可她依然沒有道歉,沒有退贓,沒有正視那筆血淋淋的賬本。她只是穿上紅衣,試圖用“愛國”做促銷標簽,就像超市打折掛上紅燈籠一樣。
“沾著血的歌聲,我們不聽。”——這不是一句情緒化的口號,而是一個社會對正義底線的堅守。
曲婉婷曾在歌里唱:“沒有一點點防備,也沒有一絲顧慮,你就這樣出現在我的世界里。”
這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里的,不再是那個唱著情歌的歌手,而是一個被時代審判的“既得利益者”。她的“雙面人生”,終于在陽光下被徹底剝離——一面是刺眼的紅,一面是洗不掉的血色。
而對于那些在零下32度寒冬中失去一切的家庭來說,有些冬天,永遠沒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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