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住進中南海，周總理看望，許世友怒斥旁人：我就那樣重要？

1967年6月18日深夜，西花廳的燈仍亮著。桌上電報上赫然寫著“許世友”三個字，周總理沉思良久，對身邊機要秘書說：“許司令身體怎么樣？大別山可別把他拖垮。”語畢，文件被輕輕合上，一段關于友情與責任的故事就此掀開。
許世友此時正在湖北羅田，山風涼卻心里熱。他惦念北京，惦念毛主席，更惦念在戰火中并肩多年的老朋友周總理。那年他六十二歲，腰傷舊疾反復，仍執意動身。臨行前到合肥看望李德生，兩人緊握雙手，許世友笑說：“這趟要見主席，也算‘告假’。”誰料身體突然失衡，藥片壓不住頭痛，他只得悻悻折返。

沒過多久，毛主席南巡抵滬，專機一道口信飛往大別山：“來上海坐坐。”許世友當即收拾行囊。6月下旬，上海錦江飯店三樓會客室，久別的戰友相對而坐。主席遞煙，問候一句：“身體可好？”許世友撲通跪下，熱淚落在地板上，響聲清脆。三個小時談話，從抗日講到眼下局勢，最后毛主席叮嚀：“大別山住不慣，就到北京，住我家。”
情緒稍定，他仍返回山中。7月中旬，北京來電：周總理代主席相邀，機票已備好。許世友乘軍機北上，落地東郊機場，汽車直接開進中南海，老柏樹下新掛一塊木牌——“許世友辦公室”。從此，秘書、警衛和軍醫可以在紫禁城舊墻內自由行走，許世友常站在湖邊，看晨霧升騰，嘴里嘟囔：“這地方靜，適合養傷。”
有意思的是，工作人員外出總能碰到熟面孔。一次在食堂排隊，周總理端著搪瓷盤微笑點頭，年輕警衛回來添油加醋講給許司令聽，屋里哈哈笑成一團。嘴上直爽的許世友也感慨：“總理忙成那樣，還記得我們這些老家伙。”

說到“記得”，周總理最懂許世友的嗜酒。一個秋夜，西花廳小餐室擺了兩瓶紹興花雕。杯對杯，兩人回憶血與火的年代，誰也不肯先放下。三巡過后許世友眼神開始飄，周總理面色微紅卻說話仍穩。當許世友搖晃著舉杯：“叫我死，我就不活，我聽總理的！”周總理半真半戲答：“那就先聽我一句——六杯封頂。”自此“六杯規矩”成了北京城小小傳聞。
進入十月，中南海彩旗招展，國慶18周年閱兵臨近。許世友精神大振，換上筆挺軍裝登上天安門城樓。朱德、陳毅紛紛上前握手，毛主席拍拍他的肩：“南京那攤子離不開你。”他鼻尖發酸，只能敬個禮。
在海子邊住了四十余天，周總理夫婦隔三差五前來寒暄。某晚，周總理輕聲囑咐警衛：“別驚動他，許司令難得睡個整覺。”鄧穎超把帶來的桂花糕放在桌上，轉身同走。第二天得知此事，許世友火氣上涌：“我這點瞌睡有那么值錢？再來就給我叫醒！”一句大嗓門，卻透著對朋友的敬重。

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許世友為政治局委員。次年，他兼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1973年八大軍區對調，他南下廣州任司令員。調令一下，他只說一句：“主席、總理讓去哪兒就去哪兒。”行囊極簡，兩條軍毯、一箱書、一包藥片，仍舊是硬朗作風。
歲月推移，國家進入新的建設階段，許世友的名字與地方建設、部隊訓練屢被提及。每接上級電話，他先掏本子記錄，再問一句：“總理身體如何？”這種牽掛，到1975年暮秋尤為深切——那年周總理住進305醫院，病情惡化。

11月20日清晨，許世友趕到病房。床頭吊瓶聲滴答作響，昔日豪飲對酌的伙伴面容消瘦，仍舊眼神堅毅。短短十分鐘里，周總理說得最多的是“多了解情況”“注意團結”。許世友沉默許久，只吐出一句：“總理放心，許世友不含糊！”
1976年1月8日清晨，噩耗傳來。廣州東風路軍區大院氣氛凝重，許世友聽完電報，摘下軍帽，沉默地站在中山紀念碑前良久。身邊警衛記得，那天他只說：“總理這么好的人，走得太早。”說完抹了把臉，轉身鉆進吉普，投入南疆部隊演練。
人們常用“刀子嘴豆腐心”形容許世友，亦以“謙謙君子”概括周總理。一個烈火，一汪清泉，看似對立，卻在烽火與建設的交錯里，織出同甘共苦的深情。中南海短暫的四十多天，只是長達數十年的戰友情的一個切面，卻足以讓后人讀懂那代人的赤誠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