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水 | 用來懷想的一條江水

唐李德裕精心營造平泉莊，但終其一生，零零散散加起來，不過住得幾個月，卻是為平泉莊寫下了八十多首詩。所以江弱水說“好像他的造園，不是用來住的，而是用來想的”，見《唐詩富春記》第五章中的“李衛公石頭記”（浙江文藝出版社2026年出版，頁217。以下引文只注頁碼）。為了化解仕與隱的糾結，不能不說，李衛公需要這樣一座用來懷想的平泉山莊。那么借用這一語式，不妨認為，作者筆下與唐詩相連的富春江，正是士人必須要有的用來懷想的一條江水。

書分七章：《前傳》《南朝》《盛唐》《大歷》《中唐》《晚唐》《釣臺》。《前傳》講述這一條水隨著富春江流域諸縣的開發，如何成為風景，又如何因為六朝諸賢的品題——作者稱“語言的即興表演，既要精審，又要文采”——而漸成詩化的風景。

與唐詩相連的富春江自然是美麗的，處處是風景，時時可駐足。如作者所說，“中國人的博物學是詩化的”，中國人的風景也是詩化的，有了詩化的風景，風景才真正是風景。然而如果富春江僅僅是收納了兩岸萬千景色，也只是有足夠的清，而未足言深。釣臺，才是這條好水的眼，也是全書之眼。釣臺來自嚴光，嚴光與釣臺，緣于《東觀漢記》里一段二十字的紀事：“嚴光，字子陵，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到了魏晉皇甫謐的《高士傳》，而衍生為五百多字的一篇傳記。辭爵祿而歸隱自是核心，更有一個特別的情節，即嚴子陵與光武帝共寢，“光以足加帝腹上”，于是江弱水說，正是這一舉動，“突破了尊卑的界限，宣示了平等的姿態，也豎起了兩個令后人望塵莫及的標桿：一是傲視權勢，二是藐視富貴”，“后人對釣臺的景仰之情，不外乎這兩個方面”（頁353），因此，一個什么都沒做的人，卻獲得了千古第一高士的名號。而“富春山水也憑借著這一個爆款，贏得了兩千年流量”（頁12—13）。當然問題并不如此簡單，隨著時代風氣的變化，不同時代的詩人懷揣著不同的心思來到這一方舞臺吟詩作賦，詩賦主題的不同，折射出時代風向的變化，也折射出政治環境的冷暖，因此發出的感喟是不一樣的。南朝、盛唐、中晚唐、兩宋、明清以及宋元易代與明清易代之際，釣臺留下了詩人的足跡，聚攏了詩人的聲音，也刻下了時代風云的印記。如此諸般，盡由作者不時更換筆墨，用各種有意味的方式從容道來。本書結末引述了今人的一首《釣臺》，然后歸結道——“遂隱”“崇隱”“問隱”“記隱”“歸隱”“幽隱”，六個“隱”字，串起了一條嚴子陵釣臺敘事的脈絡，呈現出富春山居系列的主題。今天的人，面對著豐盛到富余的世界，正難于“對欲望說不”，卻動輒言精神內耗，言心靈治愈，言生活上的“斷舍離”。可是還有誰，比嚴子陵更能“斷”，更能“舍”，更能“離”？小而言之，他告訴我們生命中做減法的必要，棄絕煩苛。大而言之，他要我們聽從內心的聲音，回歸簡單（頁381）。

《唐詩富春記》，江弱水 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6年出版

這樣一條用來懷想的江水，在書里是一道恒常的布景，一場腳色甚眾的多幕劇就在流動的時光中漸次展開。登場的詩人通常是過客，卻由作者的腳色介紹而使人見出登臺者的一生行事。雖然大家熟悉的詩人為多，但在這里依然可以看到并不為人熟知的一面。僅舉施肩吾一例。

施肩吾尚不能算作人人耳熟能詳的名詩人，不過前不久已有陳尚君在《我認識的唐朝詩人》一書里專章介紹，并舉出不少他的詩作。比如《笑卿卿詞》：“笑向卿卿道，耽書夜夜多。出來看玉兔，又欲過銀河。”其下解道：“寫女子多情，嗔怪男子夜夜讀書，不解風情，后兩句呼喚男子來看月渡銀河，寫女子之主動熱情。”對這樣一首并無深意的小詩，如此解讀似已足夠。在《唐詩富春記》里，施肩吾也施施然登場，即第五章《中唐》的“兩個分水人”之一。作者一面吸取陳著的研究成果，一面又以自家手眼寫出有聲有色的不一樣的故事。比如《笑卿卿詞》，在此便又有了延伸的場景——“妻子心疼丈夫夜夜觀書，傷了身體，誤了良夜，于是喚他從書房出來，到院中看天上，月亮又要斜過銀河了。幾許輕喟，幾許薄嗔，但表達得那么含蓄。千年后袁枚的《寒夜》，就沒有這么溫柔而繾綣了：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盡爐無煙。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頁225）——故事講到這兒，已經令人輾然。但是且慢，忽地又宕出這樣一筆——1912年，卡夫卡從一本德譯的中國詩選中讀到這首詩，“美人含怒奪燈去”的一幕給他的印象太深了。正好他的女友菲麗絲來信，要他工作應該適可而止，卡夫卡就把這首詩抄給她，并且往返討論了很久。想象自己婚后的寫作將被一位“以他與生俱來的無能愛著的妻子”所打斷，整個共同的生活成了圍繞著燈而斗爭的生活，卡夫卡不禁駭異萬分。他倆最后還是解除了婚約。要是當年卡夫卡讀到的，是施肩吾而不是袁枚，是含笑看月而不是含怒奪燈，恐怕就不會引發他的恐婚癥了（頁226）——完了嗎？尚未。下面又有對許學夷于施肩吾之評論的評論，從而揭發許評之所以然。不過以上引文已嫌過長，只能請讀者諸君親自翻閱。

當然，寫人不能離開作為全書主題的江水，于是我們接著看到施肩吾的一首《過桐廬場鄭判官》。這是一首絕妙的七古，“敘事寫人，繪聲繪色，趣味橫生，婉而多諷。崔峒和孟郊寫桐廬令的詩，猶是古人的習套，施肩吾寫的卻簡直是現代的諷刺小說”（頁230）。以下引述此詩，然后是步步遞進的解析。貌似應酬之作的一首詩，原來不是等閑題目。末了對施肩吾的評述，則回應釣臺主題——他才情富贍，也因為人生精彩。應舉就應舉，學道就學道，飲酒便飲酒，戀愛就戀愛，一點兒也不扭捏，且公然自詡“國家才子號肩吾”——正是嚴子陵風骨的別樣體現。

《唐詩富春記》似乎不屬于詩歌鑒賞一類，但也不妨視作詩歌鑒賞的另外一種形式。說來這個領域早是高手如林，以學問打底自是基本功，否則也不能稱為高手。但若從中選拔明辨博洽、文筆可人，既古典又當代，兼具以學養為支撐的幽默，教人在閱讀中不時啟顏的作者，恐怕并不容易。江弱水的書，每每使人開卷如聞作者娓娓而談，闔卷猶覺余音裊裊，正是具備了以上的特色。這一本，亦如是。

在闔卷后的裊裊余音中，不覺反省到自己在《中國金銀器》里對一幅圖像內容的誤判，即第三章所舉大英博物館藏唐代銀鎏金長盤，因讀圖不細，而將盤心鏨刻的人物故事圖定名為許由洗耳。細審之下，盤心斜斜一道清流的左岸原是一位垂釣者，右岸馬前戴幞頭的一位略略欠身，雙手捧袱，其上所置當為詔書。工匠在此選取了兩個關鍵情節：其一，晏然坐于水畔的垂釣者；其二，可見恭敬的禮聘隊伍，可知這一紋樣正是嚴光釣瀨圖。銀盤圖案不用安車而用馬，或可理解為代入唐代習俗，正如服飾，亦為唐人妝束。這一題材也為畫家擷取，如唐王洽《嚴光釣瀨圖》，見《宣和畫譜》卷十。不過圖今不傳。制作材料的殊異，決定了銀盤非清貧者所有，那么正如王瑤《中古文學史論》中所說，“不但隱逸成了太平政治的點綴，同時隱逸的希企也成了士大夫生活的點綴”。此刻轉過頭來再看《唐詩富春記》，用于承載在官言隱之雅，富春江正是最為適宜。這一件唐代銀盤便是裝飾領域里的一個回應。

揚之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