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工智能從虛擬數字空間走向真實物理世界,具身智能作為新一代AI技術的核心方向,正與汽車產業形成深度融合的態勢。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具身智能”納入國家未來產業培育體系,工信部數據顯示國內人形機器人整機企業已逾140家,產品發布超330款。在這股浪潮中,東風、長安、比亞迪、小鵬、廣汽等車企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有的將整車重新定義為“具身智能體”,有的則投身人形機器人研發。
喧囂之下,一個根本性問題亟待厘清:這條賽道既充滿了技術外溢、生態延伸的天然優勢,也潛藏著技術瓶頸、商業化困境的現實挑戰。對以規模化制造與明確盈利模型見長的車企而言,投入具身智能究竟是追逐熱點的冒險,還是面向未來的必然戰略?
技術同源與生態躍遷的戰略必然
車企對具身智能的青睞,并非一時興起的跨界跟風,而是源于汽車與具身智能在技術基因上的深度共鳴。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學院教授沈陽曾指出,具身智能依賴“VLA大模型”——視覺、語言、動作的三位一體融合,而現代智能汽車恰是這一邏輯的天然載體。車輛搭載的攝像頭、雷達、超聲波傳感器構成“視覺”輸入,智能座艙實現“語言”交互,線控底盤與執行機構完成“動作”輸出,形成完整的感知-決策-行動閉環。正如長安汽車首席智能駕駛技術官陶吉所言:“汽車是當下唯一標準化的、能夠承載AI大模型與物理世界互動的載體。”這種技術同源性使車企無需從零起步,其在智能駕駛領域積累的環境感知算法、高精地圖融合、實時決策控制等核心技術,可直接遷移至具身智能研發體系,大幅降低技術試錯成本。
更深層的驅動力在于產業生態的戰略卡位。具身智能作為共性技術,正推動汽車從“交通工具”向“具身智能體”演進。東風汽車將“智能駕駛、智能座艙、智慧平臺、智慧能源、智慧服務”五智體系整合為具身智能體,并打造涵蓋車身、底盤、動力系統的八大技術引擎;長安汽車則將高階智駕技術定義為“交互式具身智能”。這種重構并非概念包裝,而是對汽車產品內核的升維:未來的車輛需具備主動感知環境、理解用戶意圖、自主優化能耗的能力,甚至通過觸覺識別、表情分析、腦機接口等技術實現更深層次的人機協同。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車百會理事長張永偉比喻:“把汽車‘立起來’,便是具身智能與人形機器人。”車企布局具身智能,實則是將智能生態從“輪式移動終端”延伸至“全場景智能體”,為未來在家庭服務、工業協作、城市治理等萬億級市場中占據生態入口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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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產業土壤的協同催化,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戰略選擇。從《人形機器人創新發展指導意見》到多地具身智能產業規劃,國家層面持續釋放明確信號。我國連續十二年穩居全球工業機器人應用市場首位,2024年工業機器人銷量達30.2萬臺,覆蓋國民經濟71個行業大類,為具身智能提供了豐富的技術驗證場景與供應鏈基礎。武漢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王金橋判斷:“無人駕駛與人形機器人均為十萬億元級市場。”對車企而言,依托現有制造體系、供應鏈管理經驗與場景數據優勢切入具身智能,既是響應國家戰略的主動作為,也是將“工業皇冠(參數丨圖片)上的明珠”技術勢能轉化為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路徑。小鵬機器人已在P7+生產線參與實訓,比亞迪具身智能團隊開發出工藝機器人、協作機器人等多形態產品,正是這種“制造反哺智能、智能賦能制造”循環的實踐。
現實技術瓶頸與商業邏輯的嚴峻考驗
然而,戰略愿景的光芒難掩落地過程中的困境。具身智能從實驗室演示走向規模化商用,首當其沖的挑戰在于跨越“可靠性鴻溝”。當前多數驚艷演示局限于受控環境,一旦進入真實工業車間或家庭場景,面對非標準化的長尾任務,機器人的環境適應性、操作穩定性與決策魯棒性便面臨嚴峻考驗。同時,具身智能從二維圖像感知到三維動態場景理解,從平面抓取到空間精準操作,底層技術瓶頸尚未突破。具身智能體需同時處理視覺、觸覺、力覺等多模態信息,并在毫秒級內完成“快思考”反射與“慢思考”推理的協同,但離人類級別的自然交互仍有遙遠距離。
數據與算法的雙重制約進一步拉長了技術成熟周期。與依賴文本訓練的大語言模型不同,具身智能需海量真實物理交互數據支撐,其數據需求量級可能是自動駕駛的上千倍、大模型的上百萬倍。有專家強調,高質量多模態數據的稀缺性已成為行業共性痛點:真實場景數據采集成本高昂,仿真環境與物理世界存在“sim-to-real gap”,開源數據集質量參差不齊。與此同時,現有大模型在復雜環境下的長周期任務執行、知識泛化與因果推理能力仍顯不足。“VLA大模型”雖指明方向,但視覺、語言、動作的深度融合仍處早期階段,“大腦”的通用智能與“小腦”的精密控制之間存在顯著斷層。正如業內人士所憂:“數字世界永遠無法讓錯誤認知得到驗證和反饋,必須有與物理世界互動的載體”,而載體本身的不成熟又反過來制約算法迭代,形成微妙的技術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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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技術挑戰更棘手的,是商業模式的“靈魂拷問”。資本市場可為前沿故事支付溢價,但產業落地只認樸素邏輯:誰?為何功能付費?成本回收周期多長?當前人形機器人核心零部件成本占比超六成,單臺造價令普通家庭與中小企業望而卻步。機器人最終還是要用起來,但研發端與應用端尚未打通,許多產品仍如“溫室花朵”。在工業場景,專用型機器人因路徑清晰、需求明確更具落地優勢;而追求“全能”的通用人形機器人,則面臨需求模糊、ROI(投資回報率)難以測算的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行業缺乏統一技術標準與通用開發平臺,各企業“重復造輪子”,硬件接口、通信協議互不兼容,嚴重制約規模化應用。國訊芯微CTO蔣琛指出,這種碎片化生態不僅浪費資源,更延緩了整個產業的成熟進程。
此外,倫理安全與人才短板構成隱性挑戰。有專家舉例:若惡意程序植入智能車輛,可能偽造緊急消息引發交通混亂;而責任歸屬邊界模糊——機器誤操作造成損失時,開發者、運營方、使用者的責任如何界定?這些“前置題”尚未有定論。與此同時,行業對“既懂編程、又通大模型,還需掌握機械與自動化”的復合型人才需求激增,這樣的人才依舊太少。在國際競爭維度,我國在高端GPU、精密傳感器、減速機等核心元器件領域自主化程度仍待提升。
具身智能之于車企,從來不是一道簡單的“賺或不賺”的算術題,而是一場關于時間維度與價值尺度的戰略抉擇。短期看,它確是“苦生意”:高昂投入、漫長周期、模糊回報,與傳統制造業追求效率與盈利的邏輯相悖;但拉長至十年周期,它卻是通往下一代智能生態的“戰略必答題”。汽車作為移動的具身智能體,其技術積累可反哺機器人研發;而機器人在制造端的應用,又能提升汽車生產質效——這種雙向賦能正悄然重構產業價值鏈。正如張永偉所言,“升上去、立起來”是智能汽車產業聚合型關聯產業的自然延伸,低空經濟與具身智能將共同構成汽車智能化邊界的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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