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草俊：死于蘇聯監(jiān)獄中的日本關東軍情報部長

1949年3月22日，莫斯科郊外，弗拉基米爾監(jiān)獄。

55歲的秋草俊停止了呼吸。

在那張冷冰冰的死亡證明上，他不過是個前日本陸軍少將。

可這只是表象，在蘇軍克格勃那厚厚的檔案袋里，這老頭的份量，壓得手都沉。

為了撬開他的嘴，蘇聯審訊官沒少費心思，甚至把那種把人折騰到精神崩潰的“車輪戰(zhàn)”都搬出來了——燈泡24小時亮著，眼皮剛一打架，冷水就潑上來。

俄國人之所以這么拼，是因為這老頭腦子里的貨太足了。

在很長一段歲月里，他就是日本專門用來盯著北方那個紅色巨人的“望遠鏡”。

他是著名的“特務頭子”，一手拉起了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的大旗。

說來也真是荒唐，縱觀這家伙的一輩子，你會看到這么個怪圈：這架“望遠鏡”把前路看得越真切，日本這輛失控的戰(zhàn)車反而撞得越慘烈。

這事兒其中的彎彎繞，還得把日歷翻回1945年那個燥熱的夏天。

那年8月，蘇聯紅軍像潮水一樣分三路灌進了東北。

曾經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垮得比誰都快，那是真真正正的兵敗如山倒。

這時候的哈爾濱，早就亂成了一鍋粥。

就在蘇軍空降兵的降落傘還沒飄下來之前，有兩個日本人見了一面，這場面頗有點意思。

主動找上門的是石井四郎。

這名字只要提起來，就能聞到一股子血腥味——臭名昭著的731部隊一把手，專門拿活人做細菌實驗的惡魔。

石井四郎這人鬼精鬼精的，是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自己干的那些缺德事要是落到俄國人手里，扒皮抽筋都是輕的。

所以他早早備好了一架飛機，打算腳底抹油溜回日本。

臨走前，他特意拐個彎來找秋草俊，想拉他一塊兒跑路。

石井四郎的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咱倆都是戰(zhàn)犯，留在這兒肯定沒好果子吃。

不如回國，手里攥著那些帶血的“實驗數據”，沒準能跟美國人做個交易，保住一條狗命。

面對這張唯一的逃生船票，秋草俊卻搖了搖頭。

他回了石井四郎一句挺場面的話：“我得留下來，這是我的責任。”

這話聽著挺大義凜然，可要是咱把當時那層窗戶紙捅破了看，秋草俊心里的那筆賬，恐怕不僅僅是“責任”那么單純。

這里頭，至少藏著兩層心思。

頭一個，是身份上的尷尬。

那會兒秋草俊頂著關東軍情報部長的帽子。

石井四郎手里那是細菌技術，那是實打實的“干貨”，帶回去美國人稀罕；可秋草俊搞的是情報，還是專門針對蘇聯的情報。

再一個，是對路數的誤判。

他跟北邊那個鄰居打了一輩子交道。

從1927年蹲在哈爾濱搞諜報開始，他就一直在琢磨蘇聯人。

這老鬼子可能太自信了，覺得自己好歹是個頂級的“蘇聯通”，就算被抓了，在俄國人眼里也該是個能合作的高級籌碼，不至于像普通戰(zhàn)俘那樣被隨便處置。

但他千算萬算，漏算了一點：蘇聯人對他確實感興趣，但沒打算跟他合作，只想把他像擠牙膏一樣擠干凈，然后扔掉。

這一念之差，就是四年的牢獄之災，直到把命丟在鐵窗里。

要是把鏡頭拉遠點，你就會發(fā)現秋草俊這人的職場路子，一直都不走尋常路。

1914年，這小子從陸軍士官學校第26期畢了業(yè)。

那是唯一的金光大道。

你看他那些同學，比如后來死守硫磺島的栗林忠道，一個個削尖了腦袋往里鉆。

可偏偏秋草俊沒考上。

照理說，這輩子也就這樣了，混個中佐、大佐頂天了，大概率是在哪個聯隊里帶帶兵，最后默默無聞地回老家抱孫子。

誰承想，這人硬是辟出了一條野路子。

1926年，還是個小大尉的秋草俊，居然打報告要去東京外國語學校學俄語。

這在當時簡直是個笑話，甚至可以說是自甘墮落。

那年頭的日本陸軍，滿腦子都是“刺刀見紅”和“巨艦大炮”，講究的是精神原子彈。

學外語？

搞情報？

那是陰溝里的老鼠才干的事，哪有半點“武士”的威風。

可秋草俊這人眼毒，他好像看穿了點什么：日本這巴掌大的島國，要想在大陸上折騰，最大的死敵根本不是南邊的國民黨部隊，而是北邊那個龐然大物。

不懂俄語，摸不透蘇聯的脾氣，光靠舉著武士刀瞎沖，是砍不動坦克的。

1927年，他被踢到了哈爾濱。

那地方當時號稱“東方諜都”，滿大街都是各國的眼線。

秋草俊到了這兒簡直如魚得水，借著進修的名義，實際上是在鋪設一張針對蘇聯的大網。

這步險棋，讓他給走通了。

憑著這手絕活，他愣是在看重學歷出身的日本陸軍里殺出了一條血路。

從參謀本部俄羅斯課，混到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的左右手，成了軍界公認的“知蘇派”頭號人物。

不過，他干的最出格的一件事，還是搞了個陸軍中野學校。

1937年底，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那幫人總算回過味來了：仗越打越大，可情報工作簡直爛到了家。

那些傳統(tǒng)的武官，穿著軍裝人模狗樣的，走到哪都被人防著，根本摸不到核心機密。

得換個玩法，得養(yǎng)一幫不一樣的“鬼”。

于是，秋草俊被點名出山，負責籌建這么個“特務培訓班”。

這地方神秘得很，對外掛個“陸軍通信研究所”的牌子，內部叫“軍事調查部”。

直到1939年搬到了中野，才有了那個后來讓人聽了直起雞皮疙瘩的名字——陸軍中野學校。

秋草俊就是頭一任校長。

這老鬼子在開學典禮上的一番話，徹底把這學校的邪性給抖摟出來了。

他當時大意是這么說的：你們在這兒學一年，以后就得把骨頭扔在外面了，要在敵人的地盤上扎下根。

你們要去干那些穿軍裝的武官干不了的事，做一群不穿軍裝的隱形人。

這話翻譯成人話就是：別把自己當軍人，把榮譽感扔進垃圾堆，去當商人、當記者、當學者，哪怕當流氓混混也行。

你們得像細菌一樣，滲透到敵人的血管里去。

這跟當時日本陸軍天天喊的“堂堂正正”那套，簡直是背道而馳。

秋草俊之所以這么搞，是因為他看透了現代戰(zhàn)爭的本質：兩眼一抹黑去打仗，比兵力少更要命。

可這就帶出了那個讓人撓頭的死結——既然有了這么專業(yè)的“眼睛”，日本怎么還是輸得底褲都沒了？

這問題的答案，藏在1940年的一趟差事里。

那一年，秋草俊掛了個“滿洲國駐德國公使館參事官”的虛銜，跑去了柏林。

明面上是外交官，私底下他是代號“星機關”的特務頭目。

這趟差事就一個目的：摸清楚那個所謂的盟友——德國，到底安的什么心。

他在德國和波蘭之間來回穿梭，使盡了渾身解數去搜刮情報。

最后，他得出了一個價值連城的結論：德國人壓根就沒想配合日本在遠東夾擊蘇聯，人家根本不感興趣。

這消息太重要了。

要是日本大本營那幫人能聽進去，就該明白“北進”打蘇聯那是找死，德國人根本靠不住。

結果呢？

情報遞上去，就像扔進了無底洞，連個響聲都沒聽見。

東京那幫參謀大爺們，還在做著“德日意軸心”天下無敵的美夢，還在地圖上畫著夾擊蘇聯的大餅。

這就是秋草俊，也是整個日本情報系統(tǒng)的悲哀。

他費盡心血弄了個中野學校，養(yǎng)了一群頂尖的探子；他自己鉆進狼窩，搞到了最核心的戰(zhàn)略底牌。

可在那套僵化的體制里，情報就是個裝飾品。

長官愛聽的，那就是“料事如神”；長官不愛聽的，那就是“妖言惑眾”。

秋草俊這雙“眼睛”再毒，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大腦。

1942年，秋草俊被一腳踢出了情報核心圈，發(fā)配到黑龍江虎林縣當了個守備隊長。

這跟流放也差不多了。

一直耗到1945年2月，眼瞅著日本要完蛋了，關東軍這才想起這位老行家，火急火燎地把他調回來當情報部長。

這時候喊人家回來干嘛？

背鍋嗎？

黃花菜都涼透了。

那個曾經讓他呼風喚雨的哈爾濱，這會兒已經成了困死他的牢籠。

看著石井四郎的那架飛機，秋草俊沒動窩。

或許在他心里頭，還殘存著那么一絲作為老特工的尊嚴：既然大勢已去，跑也沒臉見人，不如留下來看看這場戲最后怎么收場。

但他萬萬沒想到，蘇聯人對他的“招待”會這么周全。

在西伯利亞和莫斯科的鐵窗里，蘇聯審訊官對這位“老熟人”可沒半分客氣。

他們太清楚秋草俊的底細了，知道這老家伙腦子里裝的是整個對蘇諜報網的機密。

那就是沒完沒了的審問、折磨、熬鷹。

1949年3月，那個曾經教導學生要把“忠骨”拋在世界各地的秋草俊，最后真就把骨頭拋在了莫斯科的一座監(jiān)獄里。

他死后，尸體被埋在弗拉基米爾監(jiān)獄旁邊的市民公墓里。

巧的是，躺在他隔壁坑里的，是前華北特別警備隊司令官加藤泊治郎中將。

兩個曾經在中國土地上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最后卻以囚犯的身份，擠在異國他鄉(xiāng)冰冷的泥土里作伴。

對于秋草俊來說，這大概是他這輩子最準的一次預言——就像他在中野學校訓話時說的那樣：“在那永久地扎下根”。

只可惜這結局，來得太凄涼，也實在是活該。

信息來源：

日 齋藤充功著《日本的間諜王陸軍中野學校的創(chuàng)立者——秋草俊少將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