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6年9月13日，南京雨花臺。
那天的刑場，空氣悶得讓人透不過氣。
跪在那兒等著挨槍子的，是酒井隆，前日本駐華高級將領。
死期就在眼前，但這老鬼子腰桿挺得筆直，沒半點求饒的意思，反倒扭過頭，沖著監斬官擠出一絲陰冷的笑：“想當年，我把戰刀架在何應欽脖梗子上的時候，他要有現在一半硬氣就好了。”
這話太毒了，簡直就是一記響亮的耳光，隔著千山萬水，狠狠扇在了何應欽的臉上。
隨著“砰”的一聲悶響，酒井隆栽倒在地，這就去見閻王了。
遠在重慶的何應欽聽到信兒，在那頭長出了一口氣。
但這事兒，沒表面看著那么簡單。
要知道，抗戰剛打完，蔣介石為了后面的大棋局，定下的調子是“以德報怨”。
連岡村寧次那種級別的頭號戰犯，最后都能毫發無損地回日本，怎么偏偏何應欽敢頂著風頭，甚至把湯恩伯“找個替死鬼”的建議都給撅回去，非要酒井隆的命不可？
這哪是什么遲來的正義，分明是一場算計到骨子里的政治洗白。
何應欽心里的這個疙瘩，還得從十一年前的一場羞辱說起。
把日歷翻回1935年7月。
那會兒的北平，熱得像個大蒸籠。
何應欽當時的日子，那叫一個煎熬。
身兼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和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名頭挺響，可手里的牌爛得沒法看。
坐在談判桌對面的，正是時任日本駐屯軍參謀長的酒井隆。
與其說這是談判，倒不如說是明火執仗的搶劫。
當時有記載，酒井隆這人完全不講外交禮儀，上來就把指揮刀“哐當”一聲拍在桌面上。
坊間更是傳得有鼻子有眼，說談崩的時候，酒井隆拔刀出鞘，那寒光閃閃的刀鋒，真就往何應欽的脖子上比劃過。
酒井隆開出的價碼既無賴又直接：簽了《何梅協定》。
核心就一條——中國軍隊滾出河北，所有抗日組織全部取締。
這時候，擺在何應欽面前的其實就是道送命題。
要么拍桌子翻臉。
結果就是日軍以此為借口，立馬在華北全線開打。
那會兒中央軍主力都在忙著剿共，華北根本就是個空架子，這一仗要是打起來，平津那是鐵定守不住。
要么低頭認栽。
結果就是華北主權丟了一大半，自己還得背上這一世的罵名。
何應欽咬著牙，選了后這一條。
字剛簽完，墨還沒干，他就跟逃命似的離開了會場。
消息一出，全國炸了鍋，報紙上罵聲一片，就連他手底下的兵都在背后戳脊梁骨：“何長官手里的筆，到底是沒干過日本人的刀?！?/p>
何應欽晚年回憶這檔子事兒，說簽字那天手抖得根本拿不住筆，耳邊全是酒井隆那放肆的狂笑。
這成了他心里拔不出的一根刺。
只要酒井隆還喘氣，那個哆哆嗦嗦簽字的窩囊樣，就永遠貼在他何應欽的腦門上撕不下來。
所以，弄死酒井隆，對何應欽來說，那是必須完成的任務。
要是放過酒井隆，憋屈的不光是何應欽，整個國民政府的臉都沒地兒擱。
酒井隆在日本軍界那就是個另類。
他不是那種只會沖鋒陷陣的莽夫，而是專門干臟活、下黑手的政治流氓。
早在1928年，他就給蔣介石上過血淋淋的一課。
那年北伐軍路過濟南。
當時的酒井隆是駐濟南武官。
為了擋住北伐軍的腳步，這貨一手炮制了慘絕人寰的“濟南慘案”。
那一晚，日軍在濟南城里大開殺戒，六千多中國軍民成了刀下鬼。
最慘的是外交官蔡公時，被日軍割鼻子挖眼，死狀極慘。
這事兒把蔣介石刺激得夠嗆。
他在日記里咬牙切齒地寫了八個字：“五三之恥，終身難忘！”
靠著濟南這筆“血債”，酒井隆在日本軍界那是平步青云。
到了1935年，升任天津駐屯軍參謀長的他，手段更是下作。
為了逼中方就范，他安排人暗殺親日報紙的老板，然后反咬一口說是中國政府干的，以此為借口步步緊逼。
他甚至敢當眾放話：“華北這塊地界，我說了算！”
你看，這人的晉升路子清楚得很：靠制造慘案和外交羞辱，踩著中國人的尸體和尊嚴往上爬。
在國民政府眼里，酒井隆就是那個把“東亞病夫”的牌匾一次次往中國人臉上釘的工頭。
1945年，日本投降了。
這時候，國民黨內部對于怎么處置這幫戰犯，其實意見不統一。
蔣介石為了反共的大局，急著拉攏日本在華的殘余勢力，所以定下了“寬大為懷”的調子。
湯恩伯甚至半真半假地出主意：“要不隨便找個代表頂罪算了？”
按理說，何應欽作為蔣介石的“大管家”，向來是蔣介石指哪他打哪。
可這回，何應欽反常了。
他把桌子拍得震天響：“酒井隆必須死！
他不死，我對不住濟南城下的冤魂！”
這話聽著是大義凜然，其實背后的算盤打得精著呢：
頭一條，這是公憤。
濟南慘案是蔣介石的一塊心病，宰了酒井隆，是幫蔣介石出這口惡氣，老蔣肯定不攔著。
第二條，這是私仇。
只有用酒井隆的血，才能洗刷掉《何梅協定》簽字時那把軍刀留下的陰影。
盟軍總部那邊一度因為“證據不足”，建議暫緩行刑。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何應欽親自坐鎮，死咬不放。
法庭上，酒井隆還在那兒狡辯，說自己當年就是個“執行命令”的，想把鍋甩給日本大本營。
何應欽直接亮了底牌——當庭把1935年《何梅協定》的原件給甩了出來。
他指著那張泛黃的紙，冷笑著說：“這上面可有你逼我按下的手印，賴不掉！”
這一招太絕了。
這不光是殺人誅心，更是直接給酒井隆定性：你是策劃者，不是執行者。
逼迫中國政府簽賣國條約，這就不光是戰爭罪，這是破壞和平罪。
最有意思的還得是蔣介石的態度。
平時蔣、何兩個人雖然有點不對付，但在酒井隆這事兒上，那默契簡直絕了。
當判決書送到蔣介石案頭的時候，老蔣一點沒猶豫，大筆一揮：“克日執行。”
還特意補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酒井隆不死，濟南的英魂難安?！?/p>
這里面的邏輯有兩層。
明面上，是給濟南慘案的死難者一個交代。
暗地里，是重塑政治權威。
抗戰剛勝利，國民政府威信掃地，要是不殺幾個民憤極大的典型，不把《何梅協定》這種恥辱翻篇，國民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就得打問號。
殺酒井隆，既是給何應欽面子，也是給國民政府長臉。
1946年9月13日，刑場。
酒井隆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提了最后一個要求：給我點時間，寫封遺書。
按慣例，這種死刑犯的最后請求，一般都會答應。
可何應欽的親信陳光虞就在現場，他抬手看了眼表，冷冷地扔出一句：“給你三十分鐘。
多一秒都是對死難者的侮辱！”
三十分鐘一到，槍聲響起。
當年在北平的談判桌上，酒井隆把刀架在何應欽脖子上，逼出了一個《何梅協定》。
十一年后，何應欽用一張判決書和一顆子彈，連本帶利討了回來。
當時《大公報》有句評論寫得特到位：“這一槍，打碎了‘東亞病夫’的枷鎖?！?/strong>
這當然是修辭。
一顆子彈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但它至少說明了一點：
哪怕你是強權，哪怕你曾經把刀架在我們脖子上，只要我們還活著，這筆賬，早晚得算。
何應欽晚年在回憶錄里提這事兒，大概意思就是：我可以背負罵名，那是弱國無外交的無奈；但只要我有能力復仇，正義這東西，絕不會缺席。
酒井隆伏法76年后，南京民間還流傳著“雨花臺槍響三日不絕”的說法。
這槍聲，是給歷史的一個交代。
信息來源：
《濟南慘案全紀錄》（山東人民出版社）
《抗日戰爭勝利后戰犯處理檔案匯編》（國家檔案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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