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93年2月，天津靜海，大邱莊的氣氛緊張得像根繃斷的弦。
市局調了四百號民警過來，目標很明確，直指這個村子。
按規矩，亮證件抓嫌犯，本該順理成章。
可這幾百號人到了地頭，愣是被堵在了圈外。
擋路的既不是碉堡也不是壕溝，而是烏壓壓一片人頭。
村里早有人散布謠言：“上面派了一千武警，要來平了咱們！”
這一嗓子喊下去，老百姓扛著鋤頭棍棒堵死路口，情緒激動得像要炸鍋，雙方就這么頂牛頂了好幾天。
敢帶著全村跟四百警力硬碰硬，這膽量是誰給的？
站在幕后操盤的，正是禹作敏。
這一年他六十三歲，手里攥著村支書的大印，也是這個“天下第一村”說一不二的“莊主”。
可偏偏這一回，他的算盤打崩了。
他以為是在護著自家的地盤，其實是在把大邱莊往懸崖底下推。
這件事，把大邱莊的運勢劈成了兩半。
以前，他是領著大伙發財的能人；往后，他成了對抗法律的罪犯。
到底是什么讓一個精明透頂的農民企業家，走出了這么一步臭棋？
咱們把日歷翻回1974年，看看他骨子里的邏輯到底是啥。
那年禹作敏四十四歲，剛接手村支書的印把子。
那時的大邱莊，窮得只有西北風喝。
地里全是白花花的鹽堿，種糧食那是“撒一袋子收一帽子”，大伙不得不出門要飯求生。
擺在禹作敏面前的路就兩條。
路子一：死磕農業學大寨，改良鹽堿地。
這路子穩當，挑不出政治毛病，可肚皮能不能填飽，全看老天爺臉色。
路子二：搞副業，辦工廠。
這在當年可是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活，弄不好就是走資派，不僅丟官，還得挨整。
禹作敏牙一咬，選了第二條。
他算盤打得精：土里刨食幾千年還是受窮，說明這條路走不通。
到了1978年，機會撞上門了。
聽說天津有個軋鋼廠要淘汰舊設備，他動了心。
一問價錢，十五萬。
這數額在當年的農村，簡直能嚇死人。
禹作敏沒哆嗦，領著大伙把家底都掏空了，硬是湊齊這筆錢，把那堆鐵疙瘩拉回了家。
光有機器只能聽響，還得有人擺弄。
這會兒，禹作敏看人的眼光毒辣起來。
他把懂行的劉萬全請來抓生產，又把腦瓜靈、嘴皮子溜的劉萬明推出去跑業務。
頭一年下來，這個看起來像廢品站的軋鋼廠，竟然掙了十七萬。
連本帶利收回來不說，還多賺兩萬。
這下子，村民們眼珠子都瞪圓了。
從此，大邱莊的廠房跟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冒：印刷、電器、化工，啥賺錢干啥。
等到1987年，村里已經戳起了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團。
這一把，禹作敏押對了。
他用“敢闖”換來了第一桶金。
這種“只要膽兒大，就能發橫財”的經驗，死死地刻進了他的骨頭縫里。
可他忘了，經驗有時候也是一劑毒藥。
時間晃到1992年，大邱莊牛氣沖天。
全村工業產值干到了四十多億，利潤差點破五億。
住洋樓、開豪車，這日子過得比城里人都滋潤。
禹作敏自己也掛上了全國勞模的牌子，甚至在1989年還上了春晚。
這會兒的禹作敏，心態飄了。
如果說七十年代他的邏輯是“為了大伙有飯吃”，那到了九十年代，他的念頭變成了“老子就是這兒的王”。
他給自己修了個像皇宮似的豪宅，門口一溜排開十六輛大奔，專門接送來參觀的頭頭腦腦，那排場比省長還大。
他不讓人叫支書，得叫“莊主”。
規矩也不講法律了，講“家法”。
養了一幫保鏢，說穿了就是打手，誰敢炸刺，直接私刑伺候。
這哪還是個村，簡直就是個獨立的小朝廷。
禍根，就埋在這種無法無天的狂妄里。
1992年11月，村辦企業查賬，懷疑職員危福合手腳不干凈。
按正道走，該報警報警，該法辦法辦。
可禹作敏偏不，他選了另一招：私設公堂。
在他眼里，大邱莊就是法外之地，外人管不著。
經理劉云章領著人，把危福合關起來審。
這一折騰就是七個鐘頭。
危福合被整得死去活來，后來法醫一驗，身上傷口密密麻麻三百八十多處。
三百八十多處啊。
這哪是審問，分明是往死里打。
人沒扛住，斷了氣。
出了人命，禹作敏慌沒慌？
完全沒有。
他走了第二步臭棋：藏人，硬頂。
他讓劉云章那伙人躲起來，死活不交人，還給警方設路障。
他哪來的底氣？
原來一年前，他堂弟禹作相帶人打死了村民劉玉田的老爹。
那回禹作敏上下活動，硬是讓堂弟一個人頂了雷，把事兒給抹平了。
那次僥幸過關，讓他產生錯覺：在大邱莊，法律是他說了算。
可他忘了，1992年不是那個亂糟糟的年代了。
危福合這案子太慘，市里鐵了心要查到底。
這就接上了開頭那一幕：1993年2月，四百警力壓境。
面對警察，禹作敏又得選。
A：低頭認栽，交出兇手，爭取寬大。
B：綁架全村當人質，賭上面不敢動粗。
這老頭又選了B。
他忽悠村民說部隊要來剿滅咱們，制造恐慌情緒。
還對外放話，裝出一副受盡委屈的樣子。
他心里的算盤是：我有幾十億家底，幾千號富得流油的百姓，又是全國典型，上面肯定投鼠忌器，最后還得跟我談條件。
可惜，他太把自己當盤菜，也太小看法律的威嚴了。
僵持幾天后，警方雷霆出擊，劉云章那幫人落網，禹作敏也沒跑掉，被帶走了。
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1993年8月27日，天津中院落錘宣判。
窩藏、妨害公務、行賄、非法拘禁、非法管制，五罪歸一，判了二十年。
他兒子禹紹政，還有二十六個跟著起哄的，全進去了。
那個不可一世的“莊主”，轉眼成了階下囚。
進了號子，扒掉“首富”的外衣，禹作敏總算醒過味兒來。
以前他覺得“敢干”就是硬道理，在早年間打破條條框框確實叫魄力。
可攤子鋪大了，時代變了，他還拿江湖義氣頂替法律，拿個人威風頂替制度，這就成了“土霸王”。
他沒搞懂，改革是讓你沖破舊觀念，不是讓你沖撞法律紅線。
1993年，老伴李秀英去探監。
隔著鐵欄桿，這個曾經呼風喚雨的老頭，對老伴說了一句沉甸甸的話：
“讓孩子們學法、守法。”
這幾個字，是他拿后半輩子的自由，甚至是大邱莊的衰敗換回來的血淚教訓。
禹作敏一倒，大邱莊的神話也就碎了。
靠他個人威望撐起來的商業大廈，嘩啦啦塌了一地。
企業關門，資金斷鏈，村民荷包迅速癟了下去。
雖然后來撤村建鎮，慢慢緩過勁兒來，但那股“天下第一”的精氣神，再也找不回來了。
1999年10月，禹作敏因心臟病在天津離世，終年六十九歲。
回頭看他這輩子，成也是因為“霸道”，敗也是因為“霸道”。
在那個野蠻生長的歲月里，光有踩油門的膽兒不行，還得有踩剎車的腦子。
只知道狂飆不知道剎車，翻車那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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