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為何總被捅刀子，看懂了殘酷的皇權，也就理解了南明

最高權力只能有一個，而所有參與競爭最高權力而又不幸失敗的人，或者僅僅是有能力威脅最高權力的人，他的結局只能是粉身碎骨，所以所有參與到權力獵場中的人，其實都已經置身于一個死局之中，進入死局的人已經難言勝出，最好的結果也只能算不失敗，為了不失敗，為了不粉身碎骨，很多人選擇剃頭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任何一個角度講，清兵入關，在短短十幾年一統天下都太過魔幻，從任何一個講，南明都有機會翻盤，但皇權下的殘酷邏輯讓南明一次次斷送大好機會，最終徹底失敗。

南明，其在歷史上的知名度相當低，這也難怪，與南宋康王趙構南渡建立的持續一百多年的南宋政權相比，南明政權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從1644年福王朱由菘被推舉為弘光帝算起，到1662年永歷帝朱由榔被吳三桂在云南殺死，前后不過短短18年。

若算上永歷帝死后繼續在四川抵抗到1664年的夔東十三家，也不過20年；即使算上割據臺灣的鄭明（1683年，鄭克塽降清），也只有39年。

南明并非一個單一政權，而是在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煤山自盡后，在中國南方地區涌現出的一系列以復明為口號的政權。

崇禎皇帝煤山自盡

比較著名的包括，1644年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權（皇帝為前福王朱由菘），1645年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政權（皇帝為前唐王朱聿鍵）和1646年在廣東稱帝，但主要在西南活動的永歷政權（皇帝為前桂王朱由榔）。

弘光、隆武、永歷三朝似乎都有翻盤的機會，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其中，弘光朝實力最強，失敗的卻也最快，永歷朝給清廷造成的威脅最大，卻最終功敗垂成。

南明亡于內斗已經是定論，但南明各個政權的各方勢力為何要在清廷尚在的時候就開始拼命內斗，要理解這些，就必須理解皇權的殘酷邏輯。

逐漸加強的皇權和越來越殘酷的權力斗爭

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中國初步建立起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而在中央權力這個整個國家的絕對權力中樞中，皇權所占的比例不斷加深，到了明代，朱元璋廢除丞相，皇權得到了一個空前的提升（當然了，清代皇權又進一步提升，朝堂上已經沒有臣，只有奴才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所有的權力最終都會集中到皇權上，集中到一個人手中，這已經幾乎成為一種共識。

而最終奪取了最高權力的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于是任何能夠對他的最高權力構成威脅的人都會被最高權力者抹殺，而這種抹殺的方式也從趙匡胤時笑里藏刀的杯酒釋兵權變成了最赤裸裸的趕盡殺絕。

于是，在這場殘酷的權力斗爭中，所有的失敗者都會變成死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名義上都是反元的義軍，但是他們之間下手可是毫不留情，彼此間斗爭失敗者最終的結局都是掉腦袋，就連只剩下一個虛名沒有任何勢力的小明王韓靈兒最終也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死于一場意外。

奪取天下前，朱元璋一直是反元義軍中的一員

由于內部斗爭多于殘酷，使得明末的各路豪杰在面對外敵時都不敢放手一搏，因為即使對外的戰爭打贏了，如果自己不處于優勢地位，仍然有可能死于內部的惡斗中，而且，死的會更慘。

在“贏家通吃”和“失敗者必死”這兩個權力規律的作用下，整個南明，圍繞權力的內部斗爭遠比與滿清的斗爭激烈的多，比如隆武帝與鄭芝龍之間的權力困局，比如在關鍵時刻鄭成功拒絕配合李定國，又比如孫可望下在李定國背后捅刀子。

隆武帝與鄭芝龍，無解的權力困局

1645年5月，清軍攻克南京城，弘光政權宣告覆滅，弘光政權當時名義上有50萬大軍，但是這50萬大軍根本沒做太多像樣的抵抗，大部分直接降清。

同年6月，以鄭芝龍為首的福建勢力擁立唐王朱聿鍵為帝，隆武政權就此建立。

雖然皇帝為前唐王朱聿鍵，但是隆武政權的班底是鄭芝龍集團，鄭芝龍海盜出身，極擅海戰，他兒子鄭成功日后在海上給清軍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鄭芝龍集團以福建為根據地，傭兵20萬左右，鄭芝龍擁立隆武政權時，清軍已經迅速拿下南京，大批原明軍降清，清廷實力大增，以鄭芝龍一個割據在東南一隅的大海盜，似乎難以與之匹敵。這也是鄭芝龍不敢自己當皇帝，必須擁立一個朱姓的人來當這個皇帝的原因。

隆武帝朱聿鍵

鄭芝龍的具備割據一方的實力，擁立唐王朱聿鍵（隆武帝），也讓他的反清事業名正言順，而且清廷自己還給了鄭芝龍一個機會。

拿下南京后，多爾袞認為大局已定，于是下達剃發令，不從者斬首，剃發令在剛剛被清軍占領的江蘇、浙江等地引起了極大反彈，各地起義不斷，原本十拿九穩的清廷，面臨了巨大的統治危機。

此時，對于福建的鄭芝龍集團來說，無疑是一個機會，如果此時鄭芝龍集團揮師北上，清廷無疑會非常頭疼，畢竟，因為剃發令的原因，剛剛占領的地區起義不斷。

但可惜，鄭芝龍并未這樣做，因為在其集團內部有一個解不開的政治死結，就是皇帝與權臣之間的關系。

正如上文所說，中國古代的政治邏輯就是任何一個組織都只能有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人，在大多數時候，這個人是皇帝，生殺予奪之權皆在皇帝，其他人的權力皆是皇帝賦予，而在少數情況下，權臣可以接管最高權力，比如曹操架空了漢獻帝，司馬懿架空了曹芳。

在這兩種情況下，最高權力的歸屬權都沒有問題，但是在南明隆武政權上，最高權力歸屬上，卻存在很大的問題。

鄭芝龍擁立朱聿鍵當皇帝，不過是想讓自己搶地盤或者說只是割據變得名正言順罷了，如果朱聿鍵是一個像一年前被清軍擒獲殺死的弘光帝一樣，只知道混吃等死的白癡皇帝，那么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但隆武帝朱聿鍵偏偏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君主。

在繼位之初，隆武帝就宣布自己要5年收復南京，10年收復北京，看起來頗是一代有為君主，而隆武帝的有為一定會讓鄭芝龍緊張，因為這位皇帝陛下如果真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哪還有他這個權臣的活路了？

于是，在隆武帝時期出現了這樣一副神奇的景象，名義上，皇帝陛下有幾十萬大軍，而在剃發令頒布，南方各地反抗此起彼伏的時候，隆武帝需要自己籌錢，自己募兵北上收復故土，而鄭芝龍的部下對于這些作壁上觀。

鄭芝龍雖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想法卻沒有曹操的雄才大略

可在鄭芝龍的地盤上，隆武帝又能籌來多少錢，又能募來多少兵呢？最終隆武帝的北伐完全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根本就沒對清軍造成什么像樣的打擊，隆武帝與鄭芝龍集團幾乎是眼睜睜的看著清廷渡過了“剃發令”危機，組織兵力進攻福建，在于清軍作戰連連失利的情況下，鄭芝龍選擇投降清軍。

清廷勸鄭芝龍投降時，給出的條件是讓他擔任閩粵總督，鄭芝龍立刻答應了清廷的條件。

以鄭芝龍的智商應該不會想不到清廷口頭許諾的閩粵總督大概率不會兌現，但是即便這樣也比陷入與隆武帝的無休止的權力斗爭要好一些。

隆武帝這個有雄心的君主與鄭芝龍這個權臣之間的權力困局最終葬送了因清廷頒布剃發令引起社會動蕩的絕好翻盤機會。

一旦平衡被打破，權臣之間就勢同水火

由于不斷的內斗，本來實力強于滿清的弘光政權被迅速消滅，由于君臣互不信任，隆武政權錯失了在滿清頒布剃發令時發動反擊的機會，而真正對滿清統治造成威脅的，卻是最后出現，家底只有西南1個多省的永歷政權，確切的說，是永歷政權的名將李定國。

隨著弘光、隆武兩個政權的覆滅，清軍占領了全國大部分地區，南明軍，李自成的大順軍余部，張獻忠的大西軍余部都不可能單獨面對清軍，南明、大順、大西政權的余部不得不聯合起來。

南明軍的戰斗力根本不行，他們能夠提供的只是一個朱姓皇帝，原桂王，永歷帝朱由榔。

構成永歷政權主要軍事力量的是原張獻忠的大西軍，張獻忠有4個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和艾能奇。

四人之中，孫可望威望最高，但李定國軍事能力最強，在宣布效忠于永歷帝之初，這四人配合愉快，孫可望負責守衛云貴大本營，李定國進攻廣西、湖南，劉文秀進攻四川。

由于在西南地區割據多年，李定國十分善于利用西南地區的地形和特殊戰法（主要是象軍）作戰，反擊開始時，南明軍一度勢如破竹，廣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被李定國的象軍殺的措手不及，只能逃回桂林，李定國圍城猛攻，城破之時，孔有德自殺。

孔有德死后，清廷鎮驚，清廷又派敬謹親王尼堪任定遠大將軍，率領三貝勒、八固山共十五萬精兵朝長沙撲來，李定國詐敗誘尼堪追擊，然后利用地形發動伏擊，陣斬尼堪。

接連擊殺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謹親王尼堪，李定國取得的戰果一度令清廷膽寒，甚至產生過放棄西南各省，與李定國劃江而治的想法。

但是呀但是，打仗從來不是陣前沖殺那樣簡單的，有時戰場之外的因素反而更加重要，僅僅憑借李定國的軍事實力，南明軍或許能夠取得某一次甚至某幾次戰斗的勝利，但是要想取得持續的勝利并贏得整個戰爭，后方的政治穩定，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都必不可少。

在與清軍作戰的初期，后方的孫可望對于李定國的軍事行動還是十分支持的，因為打敗清軍對于符合他們的共同利益。

但是李定國的進展過于順利，這就打破了原本的平衡態勢，原本處于優勢地位的孫可望感受到了來自李定國的威脅，如果李定國的軍事行動持續取得進展，不斷打下新的地盤，李定國的實力很可能超過孫可望。

如上文所說，中國古代一個政治集團的邏輯是最高權力只能在一個人手中，當另一個人的權力威脅到掌握最高權力者時，這個最高權力者勢必反撲，于是，才有了后面的一堆爛事，孫可望不斷在李定國身后給他使絆子，讓李定國正面面對滿清的同時還得小心背后的孫可望。

到最后，孫可望干脆和李定國翻臉，1657年，孫可望率領14萬大軍直接進攻李定國，在被李定國擊敗后，孫可望直接降清，當了帶路黨。

孫可望的行為不齒，但是他的行為也從側面體現了，在他眼中，看著李定國做大，比投降清軍更加不能接受，一個組織中只能有一個最高權力者，李定國的打破了這種平衡，孫可望寧愿背叛同盟也要設法干掉他最高權力的李定國，這也是這個權力死局的無解之處。

李定國鄭成功為何只能各自為戰

其實，李定國從西南大舉反擊清軍時，還有一支重要的反清力量，就是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

鄭芝龍降清后，鄭成功依舊帶領部分鄭芝龍的殘部在閩粵抗清，雙方互有勝負，1651至1653年，鄭成功一度接連擊敗清軍。

而此時李定國的軍隊也已經在湖南、廣西等地連戰連捷，士氣正盛。

海戰方面，清軍的確不是鄭成功的對手

鄭成功的海軍非清軍所能敵，而李定國的陸軍足以對抗清軍，若相互配合，清軍的確十分麻煩。

永歷八年，南明西寧王李定國與鄭成功聯系，希望從東、西合力進攻廣東，則明朝勢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長江北伐，攻贛、皖、蘇各省，則復興大業有望矣。鄭成功派林察、周瑞督軍西進，卻因故延誤了與李定國的約期；致使李定國孤軍奮戰，雖克復肇慶，卻于廣州城外大敗而回。李定國本來對與鄭成功會師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鄭連姻來鞏固盟誼；但卻因鄭成功屢愆軍期而誤了大事，李定國對此相當失望。

除這次未按期與李定國匯合外，鄭成功還在此期間多次與清廷議和，雖然無論是鄭成功方面還是清廷方面都沒有誠意，議和也沒取得什么進展，但這也體現了鄭成功的態度出現過一定的搖擺。

從鄭成功的角度講，的確不太希望李定國進展太快，因為如果鄭成功出動海軍進行支援，甚至已經圍攻南京，確實有可能讓清軍打亂陣腳，李定國方面如果進展順利甚至可以直接飲馬長江，與清廷成南北對峙之勢。

但是，這又會大幅打破當時的力量平衡，如果李定國快速做大，鄭成功的地位就會顯得格外尷尬，其一，鄭成功本身就是隆武帝的人，在永歷帝處，其地位本身就不及李定國，如果再讓李定國的實力大幅增強，其日后也只能屈居于李定國之下。

現在來看，或許屈居李定國之下也沒什么，但是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中，被趕出權力核心的人會有什么下場完全是最高權力者說了算，是的，也許李定國一心只想反清復明不會對鄭成功怎么樣，但是李定國怎么做，實力處于較弱勢一方的鄭成功都只能接受。

于是，鄭成功選擇抗清暫緩，對于他來說，看著李定國和清軍消耗，而自己發展壯大顯然更加合算，因為這樣是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復雜的權力斗爭讓李定國注定只能成為一個悲情英雄，前面鄭成功不愿配合，后面孫可望使絆子甚至直接捅刀子，在這種情況下，再想打贏清軍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為什么滿清方面沒有出現政治惡斗

相比于南明的惡斗，滿清方面雖然也有政治斗爭（主要是皇太極死后多爾袞和豪格之間的斗爭），但是清軍的戰斗力似乎并沒有受到影響。

而且還有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是投降到清軍一邊的原明軍打起仗來戰斗力似乎比以前強出很多。

清軍沒有出現政治惡斗的最重要原因是清軍仍有一個統帥，最初是多爾袞，而后則是順治帝，在最高權力問題上，清廷的爭議小得多。

入關前后對清廷決策起重要作用的攝政王多爾袞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清廷在奪取天下的時候，對于攻城掠地的將領可謂十分慷慨，吳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以及被李定國殺死的孔有德四個漢人都封了王，而且是有實權的王，真真正正的土皇帝，洪承疇也得到了重用，當然，在天下平定后洪承疇就被晾到一邊。

清廷以讓渡出部分權力為代價換來了其政治集團內部暫時的一致對外，憑借這一點清軍最終取得了全國的政權。

清廷通過一定程度的放權和許以真真正正的利益讓其麾下無論是滿人還是后來投降的漢人都心甘情愿的為其賣命，而不斷陷入政治惡斗的南明則錯失了一個個翻盤的機會。

當然了，天下太平后，放出去的權力要被收回，有清一朝的集權程度比明朝更甚，皇帝有無限權力，其他人沒有權力，而掌握著一定權力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自然要被除掉，只是在這一點上，康熙做的稍稍有些心急，讓清軍一度被吳三桂打的十分狼狽。

權力不高度集中，是否一定不堪一擊

清廷有一個高度集權的中央而南明卻是各派系各自為戰，這是清軍最后打敗南明軍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從側面體現了單一的權力中樞的重要性。

讓南明爛事不斷最終慘敗的除了權力中樞的問題外，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明末的黨爭讓政治斗爭變得極為殘酷。

在政治斗爭中失敗的一方可不會有杯酒釋兵權的待遇，等待他們的只能是全家粉身碎骨，這樣的政治斗爭讓所有人不敢輸，是的，他們大多不奢求贏，只是不敢輸。

他們在戰場上贏清軍多少次，都抵不過在權力場上輸一次，這樣的殘酷邏輯讓身處權力漩渦中的人似乎只有兩條道：要么堅信自己會是最后勝出的那一個，干掉所有對手，同時干掉滿清；要么在政治斗爭中落敗而粉身碎骨。

于是，很多人選擇跳出這個死局，如何跳出呢？只有降清。

但是，時間來到300年后，同樣的事情卻出現了不同的結局，日寇侵華時，中國仍處于軍閥混戰的階段，李宗仁、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仍然掌握著相當的力量，可以說，此時的中國實際上，也是一個尚未統一的狀態，而且，相比于當年的清軍，日軍顯然更加強大，為什么最后的結果卻是，中國上下不分黨派團結一致，最終擊敗了日本侵略者呢？

淞滬會戰中，蔣介石的中央軍率先趕赴戰場，李忠仁的桂軍等地方軍閥隨后也積極投入戰斗

此時的中國，局勢與明末的確很像，唯一的不同就是此時的中國已經進入了從一個古代國家變成了一個前現代化國家，清帝已經退位多年，中國已經沒有皇帝，誰想當皇帝都會被視為人人喊打的全民公敵。

可以肆意妄為的皇權消失后，政治斗爭的殘酷程度也跟著大打折扣，很多政治斗爭的失敗者只需交出權力可以照常生活，而不像明末時注定粉身碎骨，這樣的局面讓當時的各個派系敢于抗日，我們應該慶幸抗日戰爭時期，像明朝末年的政治惡斗沒有重演，不然后果不堪設想。

而這種團結能夠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對政治斗爭的失敗者的相對寬容，有時候，決定國運的恰恰是對于失敗者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