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省最新發布的《海外在留邦人數調查統計》再次引發關注:截至2025年10月,在中國停留三個月以上的日本人為9萬2928人,同比減少4.7%,這已是連續第13年下降。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球海外日本人數量在經歷新冠疫情期間的持續下滑后,首次出現回升跡象,增長了0.39%,達到了129萬人。
中國卻依然維持下降軌道,這種“逆全球趨勢”的現象,顯然已不再是簡單的人口流動,而更像是一種長期結構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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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中國在留邦人曾在2012年前后達到高峰,規模突破15萬人。
然而2012年釣魚島領土爭端引發的大規模民眾活動成為了轉折點,使得“政治風險”第一次在現實層面進入企業與家庭決策之中。
從那時起,日本人在華規模便逐步進入收縮周期,并持續至今。
商業環境劇變:企業戰略調整的現實邏輯
在華日本人減少的首要因素,依然來自經濟層面。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新興產業競爭格局亦發生劇烈變化。尤其在電動車、智能制造等領域,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力快速提升,外資企業的技術與品牌優勢相對縮小。“
激烈競爭”加劇價格壓力,使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
對于日本企業而言,中國市場不再是單向擴張的“增長引擎”,而變成需要重新計算風險與收益的復雜區域。
一部分企業選擇縮減派駐規模,另一部分則轉向東南亞或本國投資。企業戰略的微調,最終直接反映在駐在人員數量上。
換言之,在華日人減少,本質上是企業經營環境變化的延伸結果,而非單純的人口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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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成熟:駐在制度的自然收縮
第二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經營本地化的深化。中日經貿往來已超過三十年,大量日資企業在中國建立了成熟的法人體系。
本地員工在管理、技術與市場運營方面逐步接管核心崗位,日本派駐人員的必要性隨之下降。這是一種全球化企業常見的發展階段:從“外派主導”走向“本地運營”。
從企業效率角度看,這種變化并非負面信號,而是組織成熟的體現。然而在統計數字中,卻表現為在華日人的持續減少。
換言之,部分下降并不源于撤離,而是制度性調整帶來的結構性變化。這種“靜態收縮”往往更隱蔽,卻更加持久。
安全與地緣政治變量:心理預期的長期影響
近年來,安全與外交層面的變量則進一步加劇了趨勢。個別針對日本人的事件,以及反間諜法背景下的個別案例,使日本社會的風險感知明顯增強。
企業與家庭的決策邏輯開始從“機會優先”轉向“穩定優先”,帶同家屬回國、減少長期派駐成為常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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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來的外交摩擦不斷強化不確定性。政治關系的緊張并不一定立即引發大規模撤離,但會持續影響心理預期與長期規劃。
旅游領域亦呈現類似現象:盡管中國恢復對日本的免簽政策,但訪中日本游客數量回升有限,地方旅游業者普遍感受到日本客源的明顯減少。
綜合來看,在華常駐日本人連續13年下降,并非單一事件驅動,而是經濟結構、企業制度、安全環境與地緣政治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若未來雙邊關系與風險預期未出現實質改善,在華日本人規模短期內恐難出現明顯反彈,溫和收縮或將成為一段時期內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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