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過年，缺的不是帶魚，是那種盼了一整年的心情

我對帶魚的偏愛，是打小落下的病根兒。

如今超市里活蹦亂跳的海魚，鱸魚、多寶魚、石斑魚，想買隨時能買，可我偏偏瞅不上眼，唯獨見了冷凍柜里那扁扁長長的帶魚，腿就邁不動了。朋友們笑我，“你這叫賤，放著鮮的不吃，啃那凍貨。”他們哪懂，我吃的不是帶魚，是四十年前的年味。

那時候我們家住在縣城郵電局的家屬院里。院子不大，前后三排平房，中間一個水泥地的院子，停著幾輛綠色的二八大杠，那是郵遞員叔叔的坐騎。父親在工商局上班，穿四個兜的中山裝，天天騎自行車過兩條街去辦公；母親在郵電局，負責柜臺收寄包裹，算盤打得噼啪響。兩家單位聽著體面，可日子照樣緊巴。那時候什么都憑票，糧票、布票、油票、肉票，一進臘月，又多了張紅紙印的“春節供應證”，上面蓋著公章，比現在的銀行卡還金貴。

我們這個西南小縣城，離海一千多公里，海貨是稀罕物。平時飯桌上見不著魚，偶爾有也是河里撈的鯽魚，巴掌大，刺還多。所以每年年貨里，唯一能和“海”字沾邊的帶魚，就成了全家人盼了一年的念想。帶魚是憑票供應的，一人一票，一戶最多能買兩條。母親早早就把票揣在貼身衣兜里，時不時摸一摸，生怕弄丟了。到了供銷社放貨那天，天還沒亮她就去排隊，回來時手凍得通紅，臉上卻帶著笑，“今年運氣好，分到兩條寬的。”

那帶魚拿回家不能立馬吃，得先放在盆里化凍。一化，滿屋子腥氣味。我捂著鼻子嚷，“媽，這魚是不是臭了？”母親頭也不抬，“臭什么臭，這就是海味兒。”她其實也沒見過海，最遠只去過省城，但說這話時理直氣壯，好像從小聞著海風長大似的。

帶魚化好了，母親開始拾掇。刮鱗、去內臟、剪成段，動作麻利。刮下來的鱗片銀光閃閃，沾得滿手都是，在陽光下亮晶晶的。那時候不懂帶魚不用刮鱗，只覺得這魚講究，身上還帶著銀子。

進了臘月二十，院兒里就開始忙年了。家家戶戶掃塵，把被褥抱出來曬，竹竿上搭得滿滿當當，花花綠綠的。母親拆洗窗簾，我在旁邊幫忙遞肥皂，肥皂是黃色的“固本牌”，搓出的泡沫白花花的。

熏臘肉是個大工程。父親在院子里用磚頭壘個簡易灶，架上柏樹枝和橘子皮，火不能大，要的是煙。肉掛在上面，一天一夜，熏出來的肉金黃油亮，帶著柏枝的清香。香腸更是個細致活兒，母親負責拌肉餡，五花肉剁碎，加鹽、花椒、辣椒面、白酒，拌勻了腌一夜。第二天灌，腸衣是頭天從集市上買回來的，用溫水泡軟，套在竹筒上，一點一點往里塞肉。灌好的香腸用棉線扎成一節一節，掛在竹竿上晾，像一串串紅燈籠，在冬日的陽光下格外喜慶。

還有桔子。那年頭西南的冬天，水果少得可憐，桔子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一筐一筐的桔子堆在墻角，金燦燦的，看著就喜慶。皮薄得透亮，指甲一掐，汁水噴出來，滿屋子桔子香。桔子皮不舍得扔，母親收起來曬在窗臺上，說能入藥，燉肉時放兩片，去腥增香。我一個孩子哪管得了那么多，一天能造半筐，吃到舌頭起皮，第二天還接著造。

那年過年，還有一件大事——家里添了臺電視機。

現在說起來輕巧，那年頭買電視可了不得。十四寸，金星牌，彩色的，花了1033塊錢。1033塊是什么概念？父親那時候一個月工資三十七塊五，不吃不喝攢兩年多。關鍵是光有錢還不行，得有“指標”。那時候彩電是緊俏貨，百貨公司柜臺里擺著樣品，底下寫著“已售”，一擺能擺半年。想買現成的？門兒都沒有。

這電視是托人從大山里的國營三線廠搞出來的。那種廠子保密，對外叫“信箱”，幾百號人藏在山溝里，生產軍工零件。但因為是部屬企業，每年能分到一批上海來的彩電指標，算是給職工的福利。托的一個熟人，在廠里當供銷科長，走了三個月的關系，才從指標里勻出來一臺。人家從上海提貨，用卡車拉回山里，再托人捎到縣城。那一路折騰，跟取經似的。

電視拉回來那天，全院轟動了。父親騎三輪車去車站接貨，后面跟著一串孩子。卸貨時圍了一圈人看，七手八腳幫著抬進屋。開箱那會兒，屋里擠得轉不開身。父親小心翼翼抱出電視機，擱在五斗柜上，插上電，擰開開關——刺啦刺啦響半天，全是雪花。他爬到房頂上轉天線桿子，我們在屋里盯著屏幕喊，“清楚了清楚了！”“又花了！”“好了好了別動了！”折騰半下午，總算調出幾個臺。

那臺電視成了我們院的寶貝。晚上一開，屋里坐滿了人，來得晚的只能站門口。有人自帶小板凳，有人端著茶杯，有人嗑著瓜子，比開會還齊整。母親也不惱，反而高興，燒水給大家沏茶。從那以后，院子里串門的更多了，就為了蹭電視看。

大年三十那天，天剛亮院子里就熱鬧起來。家家戶戶貼春聯，紅紙黑字，墨汁味兒混著炮仗的硫磺味兒。我們郵電局家屬院有個好處，貼春聯不用買漿糊，去值班室要點面糊就行。值班的趙叔每次都舀一大勺，“多拿點，貼牢實。”我端著碗，挨家挨戶看春聯，有的寫“春回大地”，有的寫“福滿人間”，最氣派的是張科長家，貼了一幅燙金的，據說是在省城工作的兒子寄回來的。

下午三四點，各家廚房就開始飄香了。我們家灶臺上，母親忙得團團轉。臘肉切薄片，肥的透明，瘦的泛紅，碼在盤子里上鍋蒸。香腸煮一截，撈出來晾涼再切片，擺盤時講究“花樣”，一片肥的一片瘦的碼成圈。帶魚是壓軸戲，母親先用鹽和料酒腌一會兒，再裹一層薄薄的面粉，油鍋里滋滋響，兩面煎得金黃，外酥里嫩。我守在灶臺邊，母親夾一筷子剛出鍋的，“嘗嘗咸淡。”其實哪用嘗，剛進嘴就化了，燙得直吸氣，可舍不得吐。

天擦黑時，父親把院子里的大紅燈籠點著了。那時候的燈籠還是燈泡的，從窗戶拉根電線出去，燈泡外面套個紅紙糊的罩子，風一吹，忽明忽暗的。院兒里七八個燈籠一起亮，照得雪地泛紅光。有人開始放炮仗了，噼里啪啦一陣響，驚得樹上的麻雀撲棱棱飛。

年夜飯上桌，最重要的節目就是看電視。

那臺金星牌彩電端端正正擺在五斗柜上，旁邊擺著一盆桔子，看著就喜慶。母親特意用濕布把屏幕擦了又擦，生怕有灰。父親調了半天天線，圖像清楚得很——自從電視買回來，天線就再沒拆過，用鐵絲牢牢綁在煙囪上，還加了一根竹竿撐高，全院就數我們家天線最高。

那年頭看春晚，真叫一個認真。我們仨圍坐在火爐邊，爐子上坐著鋁鍋，鍋里燉著雞湯，咕嘟咕嘟冒泡。母親打毛衣，父親剝桔子，我嗑瓜子。電視里畫面清清楚楚，彩色的，比黑白的好看多了。陳佩斯吃面條，馬季賣宇宙牌香煙，姜昆唐杰忠說相聲，現在還能想起來。中間插廣告時，母親起身去廚房端湯圓，芝麻餡的，咬一口流糖。父親說，“少吃點，一會兒還得接神。”

零點快到了，院子里開始騷動。各家各戶端出鞭炮，擺在大門口。父親把早已買好的“大地紅”拆開，在地上擺成一長串。我舉著香，手直哆嗦，父親說，“別怕，點著就跑。”鐘聲響，滿院子鞭炮齊鳴，火光映紅了半邊天，硝煙嗆得人直咳嗽，可沒人回屋，都站在門口笑，喊“過年好”。放完炮，母親端出煮好的醪糟，“喝了暖暖身子，今年就過去了。”

大年初一早上醒來，枕頭底下準有兩毛錢壓歲錢，嶄新的紙幣，疊得方方正正。我攥著錢跑去院兒里，孩子都出來了，比誰的錢新，比誰的糖多。穿上母親做的棉襖，兜里揣幾顆水果糖，跟著父親滿院串門。郵電局的叔叔阿姨見了我就往兜里塞瓜子，有時運氣好還能得幾塊奶糖。一圈轉下來，兜里鼓鼓囊囊的，褲兜還破了個洞，瓜子漏了一路。

初三往后，院兒里開始搭臺子唱戲。郵電局工會組織，把乒乓球桌抬出來拼成舞臺，拉塊紅布當幕布。唱的是川劇，咿咿呀呀我聽不懂，但湊熱鬧是孩子的天性。臺上唱，臺下鬧，賣糖葫蘆的推著自行車在人群里鉆，三分錢一串，山楂裹著糖稀，咬一口酸酸甜甜。母親給我五分錢，買一串，剩下的兩分錢存起來。

那時候走親戚也是大事。初四去外婆家，坐班車要一個多鐘頭。母親提著一刀臘肉、兩把掛面、一包白糖，用網兜裝著，擠在車上。外婆早早站在路口等，見了我先摸臉，“又長高了。”然后從兜里掏出手絹，一層層打開，里面是兩塊錢，“拿著，買書看。”我不好意思接，母親說，“拿著吧，長大了孝順外婆。”飯桌上，舅舅姨姨都來了，一大家子坐兩桌，推杯換盞，熱鬧到天黑才散。

十五元宵節，院兒里放煙花。那時候煙花金貴，大多是單位買的，幾捆“鉆天猴”、幾盒“地老鼠”、幾個“禮花彈”。孩子們舉著煙花棒滿院跑，畫出一道道光。大人們站在屋檐下看，指指點點，“這個好看，紅的。”“那個不行，啞火了。”最后一響放完，年就算過完了。第二天早上起來，院子里滿地炮仗皮，掃成一堆，點火燒了，青煙裊裊往天上飄。

那臺金星牌彩電，在我們家整整看了十五年。從十四寸看到滿屏雪花，從彩色看到顏色發虛，后來換了大的，它也沒舍得扔，擱在雜物間。搬家幾次，不知什么時候就沒了。

后來日子好了，票證取消了，帶魚隨便買了，海鮮市場上要啥有啥。可年味兒，卻像退潮的海水，一年比一年遠。年夜飯改在飯店吃了，一家人圍坐一桌，各玩各的手機。春晚還在播，可沒人認真看了，電視開著當背景音，該搶紅包搶紅包。家屬院早就拆了，蓋了商品樓，當年的鄰居搬得七零八落，偶爾在街上碰見，寒暄兩句，各自走了。

前些日子逛超市，看見冷凍柜里的帶魚，順手拿了兩條。回家煎了，端上桌，兒子嘗了一口就放下，“刺太多。”我默默把一盤帶魚都吃了。還是那個味兒，但又好像差點什么。

差什么呢？大概差那個憑票排隊的冬天早晨，差那個滿院子飄香的除夕下午，差那臺金星牌彩電前擠滿鄰居的夜晚，差那些端著碗串門的鄉親，差那兩毛錢壓歲錢攥在手心里的踏實。

那年頭東西少，盼頭多。一臺電視能盼半年，一頓帶魚能念叨一整年。如今東西多了，反倒沒什么可盼的了。

有時候想想，人這輩子最香的東西，往往就是小時候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