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刻意抱著研究寫作的心態去閱讀一本書,但過去一年的閱讀,總是不由自主的會琢磨,換做是我,該怎么寫?讀小說時,會思考有沒有同一類型且可能比小說更精彩的歷史事件?讀歷史包括口述史時,又會想要是小說的話這段歷史能怎么講?另外,過去一年我和歷史作家陸大鵬開始做一檔歷史播客,所以閱讀也會和播客產生關系,當大多數主播都是在呈現觀點時,歷史類播客又會有怎樣的可能性?
在各種“可能性”的心態下,我梳理了過去一年讀過的書,發現舊書很多,于是索性就只從舊書里選了印象最深的幾冊來談。這也是因為,歲末年初,時常參加一些評書選書的活動,也時常會聽到截然相反的兩種看法。有人說,現在書品類很多,但是好書太少,一年到頭讀不到幾本讓人眼睛一亮的好書;有人卻說,現在不光書的品類多,好書也特別多,只是時間精力有限,一年到頭讀不完幾本書。這兩種看法更像是同一位讀者在不同閱讀階段的體驗。我的感覺則是,每年的新書很多,好書也很多,但新書的“花期”只有兩三個月,大多數書籍還沒有被廣大讀者看到,就已經過了營銷期。于是乎,盡管現在官方的、民間的、機構的、自媒體的圖書榜單很多,但上榜的終歸數量有限,公認的好書固然可以橫掃各大榜單,從未上榜的也不乏佳作。轉過年來,新書又被歸為了舊書,
其實,世界上哪有新書和舊書之分?只有遇見的早與晚而已。以下聊幾本好讀、有趣的“舊書”,希望書不會被錯過,希望大家年節讀的開心。
印象最深的是兩本同屬一個系列的口述史,分別是定宜莊、蘇柏玉著《“文物人”與“人文物”:常人春、常壽春兄弟口述》(北京出版社,2020)和張龍翔著《八十年來翰墨緣:米景揚口述》(北京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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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很多,但是能如這兩本一般內容極為豐富、敘述頗為大膽、角度尤其獨特的口述史委實不多見。常人春和常壽春是兄弟,相差八歲,哥哥出生于1933年,2004年已經去世。他們自稱“文物人”或是“人文物”,意思差不多,都是活的文物的意思。口述者雖然主要談的是舊京民俗,但內容遠不止于此,而是大時代激烈變動下個體的脆弱和無力。常氏兄弟的祖父在晚清民初的北京有一定的影響力,社會關系很復雜,也掙下了不錯的家財;到了父親一輩就迅速下墜,大時代來臨,這個家族顯得“腐朽沒落”,也確實很快淪為下層。常人春幼年養尊處優,熱衷紅白喜事儀軌,成年后經歷坎坷,晚年成為著名的民俗活化石;常壽春支邊發展,成家立業,后來終于回到北京。他們談論民俗的變遷,就是在談論時代的激蕩,而激蕩的時代從他們口中講出來,又是一個個吃穿用行、鮮活生動、唏噓感慨的細節。豆瓣上有讀者讀完后評價說“明白了曹雪芹為何寫紅樓夢”,還有讀者說明白了“眼看他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其實,常氏家族并非紅樓夢這樣的豪門,只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現代市民、中產,所以他們的經歷其實遠比紅樓夢這樣的故事更貼近普通人。此外,本書的閱讀體驗也很好,仿佛能聽見好聽的京片子,命運沉浮,無能為力,卻每一件事都熱熱鬧鬧的,于我是依依不舍讀完,倍覺開眼和過癮。
米景揚的這本口述史也非常好看,他出生于1936年,于2023年去世。米景揚是榮寶齋在建國以后發展的重要親歷者。在口述中,米景揚主要講了自己從學生時期到入職榮寶齋工作40多年的個體經歷,但和常氏兄弟的口述一樣,好看之處是透過他的眼睛看到的行業內幕和時代變遷。從個人言,米景揚本人極為聰明,不僅自己成長為畫家,而且精明強干,善于處世和待人接物,懂遠近知進退;從行業和時代言,口述中有大量1950年代至本世紀初國內文物界的見聞。2025年國內某博物院成為熱點,讀讀米景揚關于1950-1980年代老藝術家、收藏家、鑒別家們的經歷,了解一下字畫價格在不同時代的變遷(譬如今日被視為國寶的可能在1950年代乏人問津,譬如文物出口創匯的歷史等等),特別是對一些“大人物”的回憶,再來看今天的社會熱點,定當別有一番會心。
當然,這兩本書的可讀性、可靠性,除了口述者親歷之外,記錄和整理口述內容的專業學者功不可沒。定宜莊、張龍翔、蘇柏玉等學者會在書中不斷提醒讀者,哪些地方口述者前后矛盾,哪些地方口述者回憶有誤……這是這兩本書得以成立的基礎。
這一年讀到了不少好看的小說,包括類型小說。有三本值得說一下。
一本是美國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的短篇小說集《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仲召明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九讀,2024)。這是一本我沒有全部讀完就算作自己讀完的小說集,為什么還要特意推薦呢?因為隨便從這部小說集中挑一篇出來,都是一流的短篇小說,沒有讀到的話是讀者的損失;但每一篇的調性、氛圍、悲劇感,多少有些相似。作者反復寫一種角色類型,就像把一個人從墳墓里拉出來換換身份再寫一篇。但無論如何,強烈建議必須讀上幾篇,只讀一兩篇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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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最令人難忘的是窒息感。美國南方,從《飄》的年代到二戰結束,在舊秩序已經崩潰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社會氛圍里,兩三代人之間產生的家庭問題、代際矛盾、價值觀沖突靜水流深,你不知道該同情誰。小說的細節和語言無疑是“黑色幽默”“諷刺”“荒誕”的,但故事情節是無解的悲劇、極度的消極,和欲哭無淚的無能為力。讀上幾篇后,讀者甚至能預測新的一篇里即將死去的那個角色是誰,于是在哀鳴迸發之前,從平常敘事中讀出恐懼。這種閱讀體驗,使我最終沒有讀完全書。
另一本是勞倫斯·布洛克的名作之一《八百萬種死法》(姚向輝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讀客,2020)。這個罪案和推理故事寫于1982年,破案的情節現在看起來已經很一般了,但說實話,讀布洛克誰關心這個案子呢?關心的是他怎么講故事,怎么設置懸念,以及怎么把一個類型小說寫得如此蒼涼、冷酷又帶點詩意。布洛克靠的是兩點,一是對話寫的太棒了,我經常讀著讀著會忍不住倒回去,把一些對話再讀一遍,腦海里都是愛德華·霍珀的畫;二是不斷切入“死法”的獨到敘述,他把七八十年代紐約發生的大量兇案、殺戮等死亡新聞放在了故事里,把紐約這座繁華但又冷漠、殘忍、無常、荒寒的城市刻畫的直白而細致,而且這個敘述寫法很難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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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本是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的《秘密會議》(汪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20)。這本小說是一個極為有趣的笑話,因為作者在各個層面上把讀者如我給騙的好慘。小說并非歷史小說,但其實是按照歷史小說的筆法展開情節:教皇去世了,全世界的紅衣主教來到梵蒂岡,要經過多輪投票選出新的教皇;也按照歷史小說的標準,細致入微描寫了梵蒂岡宮廷的內部裝飾、樞機主教的衣食住行以及選舉的流程。小說的主要懸念就是圍繞選舉教皇而展開的宮廷斗爭,但閱讀體驗主要是主角的塑造,他的性格、心理、野心、良心的呈現極見書寫功力,好比油畫,后一筆摞在前一筆上,畫作漸漸清晰,漸漸升華,令一部通俗小說顯示出某種古典的崇高;再加上經文的引用毫不生硬且很生動,我甚至愚蠢地認為有什么微言大義,所以每一句都認真讀了。直到最后兩頁,幾乎在一瞬間,作者抖出了顛覆性的包袱,一種巨大的反諷襲來,我難以辨明作者是故意開玩笑還是基于政治正確,但不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戲劇效果已經達到。以至于時隔大半年了,我一想到這個小說依然恨得牙根癢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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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寫作方面給我較多啟發的,是已故的蕭華榮老先生的一部再版書,《人生如逆旅:魏晉名士的風度與精神》(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后浪,2023)。這是一本關于魏晉名士的生平、作品和主要思想的普及書。坊間這類書看似多如牛毛,無非是人物的八卦合集加上幾首文學名作的解讀評點,然后發發人生感慨。但蕭老先生寫的又扎實又好讀,迥異于它作,簡而言之,一是他把魏晉玄學這個課題,作為一個完整的故事來寫,而非人物的合集,因此有點、有線、有呼應,是以人物驅動的通俗思想小史;二是寫魏晉的通俗作品,最難的不是寫人物背景和文學,而是玄學,但此類作品恰恰是遇到玄學問題往往就略過不講,說白了就是知道不好講也知道講不好,但本書對若干關鍵點,如“有無、言意、德才”之辯,是誰、最先、怎么用老莊術語解孔,是誰、最先、怎么用佛教概念入玄,等等,雖然沒有談的很深很全面,但關鍵點不回避,認真去解,而且解的通俗到位;三是作者是1941年生人,我不知道他寫這本書是什么歲數,但筆力輕健,毫無老氣,有種中年人健身成功的感覺,實屬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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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時寫到,我和陸大鵬在小宇宙上合作了一檔播客,名叫“怪東西”,主要是聊東西方歷史對比和一些經典書籍,為此我倆重新讀了歌德的名作《少年維特的煩惱》(韓耀成譯,譯林出版社,2010)并專門做了一期播客。我得承認,這篇小說盡管我在1990年代就讀過,但完全沒有讀懂,此次重讀充分認識到經典的恒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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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是一部寫給年輕人的小說,是對時光和青春的忠告。但悖論在于,一個人倘若在維特的年齡讀,會覺得語言繁冗、情節無聊、淚眼汪汪,維特自殺后始終不能咽氣的殘忍結局也匪夷所思,會奇怪為什么這本書名氣那么大?到底好在哪里?只有當自己年華已逝,再來讀感覺就不一樣了,讀到的是自己已經被時光無情奪走且永不復得的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書中曾經無聊的風景,和今天的格子間比起來,原來是如此豐富廣闊,令人心曠神怡;曾以為無聊迂腐的戀愛,現在才看懂維特和綠蒂的愛是建立在清剛勁健的獨立人格、善良美好的高尚品質、活潑熱情的生命力之上的。而小說的悲劇就在于描述了活潑潑的青年男女被時代壓迫,有才華的年輕人被愚蠢的既得利益者嫌棄,被內卷的同僚排斥。套用一句流行語,你無法同時擁有維特的年齡和讀懂維特的經驗。于是,我會后悔自己青春年少時,沒能足夠珍惜時光,把美好的歲月花在了許多今天才知道毫無意義的事情上。但尷尬的是,如果我把這遺憾告訴年輕的朋友,多半會被當成“老登”。初見時讀不懂,讀懂后回不去,這難道就是《維特》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一代有一代之主播,從電臺到電視再到播客,平臺總會變化,但優秀的主播在任何平臺都能勝任。我在2025年才讀了《本雅明電臺》(王凡柯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3)這本書。這是本雅明1927到1933年在法蘭克福的西南德意志廣播電臺做的廣播節目,包括談話、廣播劇和朗讀等。本雅明是一個很難歸類的人,他的作品其實并不容易讀,但由于寫法詩意而靈性,讀者又有很多。正如汪民安在澎湃撰文所說:“通常,面對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人們會集中一段時間將他進行消化、吸收。但一旦其思想被耗盡之后,這個思想家也就枯竭了,就被供奉到思想的博物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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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雅明“去世已經75年了,人們對他的興趣不僅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強烈”。《本雅明電臺》就十分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電臺節目為他增加了新的維度,也使得他更加可愛可親。而今天,我會不由自主地將他放到播客主播的位置,這不僅僅是因為電臺和播客在傳播媒介上的相似,而是因為他似乎在揭示播客的主播要講什么、怎么播,怎么回應熱點又具有合理的深度,在什么維度上聲音難以被影像取代。本雅明這本書沒有把我們拉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而是把他送到了我們中間,以及可能的話,還會送到更久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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