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一批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半路上發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1946年4月，一艘掛著星條旗的坦克登陸艦慢慢蹭進了日本鹿兒島的港口。

照常理，這會兒該是敲鑼打鼓的熱鬧場面。

畢竟船肚子里裝著一千八百多名從中國廣州撤回來的日本僑民。

仗打完了，能從廢墟堆里撿回一條命，活著摸到家鄉的土地，那是天大的運氣。

可碼頭上的空氣，冷得能掉冰渣子。

沒人歡呼，連大聲喘氣的都沒有。

只有死一樣的安靜，還有幸存者眼珠子里藏不住的驚恐。

這一趟短短五天的海路，硬是把這艘鐵殼船變成了一座漂在水上的活地獄。

纜繩還沒拋上岸，海里已經填進去八具尸體。

船艙里頭，還有四十多號人躺在擔架上只有出氣沒進氣，十幾個眼看就要不行了。

把這幫人嚇得魂飛魄散的，不光是死人這件事，而是那個跟在屁股后面一路狂咬的奪命煞星——霍亂。

最諷刺的是，船上那個隨行的日本軍醫，對這玩意兒熟得不能再熟。

這可是當年731部隊拿來當寶貝的“殺手锏”，是專門為了禍害中國人研制的。

誰能想到，這把扔出去的回旋鏢，繞了一大圈，最后狠狠扎在了自己人身上。

回過頭再看這出海上慘劇，你會發現，這壓根就是一場關于“做決定”的殘酷實驗。

在這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大海上，當活命的資源被壓縮到極致，嘴上說的人性、倫理、親情，在求生本能跟前，脆得連張紙都不如。

把日歷往前翻五天。

廣州黃埔港。

早上九點鐘，大太陽懸在頭頂，甚至有點烤人。

一千八百多個日僑穿著單衣，大包小包提溜著，過完安檢往船上擠。

這時候，大伙兒心里頭是松快的。

雖說船艙里擠得像沙丁魚罐頭，味兒也不好聞，甲板上的帳篷還漏風，但這畢竟是開往家鄉的船。

下午四五點光景，船過了香港外海，一頭扎進了深藍色的南海。

就在進南海還沒一個鐘頭，第一個“變數”冒頭了。

有個五十多歲的日本男人，突然就開始上吐下瀉，吐起來跟噴泉似的。

沒多大一會兒，整個人就像被抽干了水的茄子，癱在船艙地板上起不來了。

隨船的軍醫聽見動靜趕緊跑過來。

只瞅了一眼，心就涼了半截。

拉個沒完、噴射嘔吐、顴骨高聳、眼窩深陷、皮膚皺巴得像在水里泡了三天——這是教科書級別的霍亂。

這會兒，擺在軍醫跟前的，是個要命的選擇題。

船上一千八百多號人，剛離岸，人心還沒穩。

要是這會兒扯著嗓子喊“船上有霍亂”，會有啥后果？

炸鍋。

一旦恐慌像野火一樣燒起來，這么擠的地方非發生踩踏不可，搞不好還會暴動，到時候誰的話都不好使。

軍醫在肚子里盤算了一番：就這一個倒霉蛋，興許能摁住。

為了大局，嘴巴得嚴實點。

于是，他把話咽了回去。

他沒跟周圍人透底這是要命的傳染病，只是悶聲不響地處理病號。

可這步棋，漏算了一個致命的短板——手頭沒家伙。

霍亂這病，殺人的刀子就是讓身體極速脫水和電解質紊亂。

救命的招數就一條：輸液。

可這艘難民船上，軍醫帶倆助手，手里只有點頭疼腦熱的藥片，輸液瓶？

連個影兒都沒有。

沒辦法，軍醫只能用土法子：灌鹽水。

他硬逼著病號往肚子里灌食鹽水，想把流掉的水分補回來。

但這招根本不靈。

病人的腸胃早就痙攣了，喝一口水都能疼得在地上打滾，根本灌不進去。

熬到半夜，病情眼看著收不住了。

瞅著家里人疼得死去活來，病人家屬急眼了，圍著醫生非要討個說法。

這就到了紙包不住火的時候。

瞞下去的代價比說實話還大，軍醫沒轍，只能攤牌：是霍亂。

消息傳開后，船上的反應卻怪得很——大家都太“淡定”了。

這其實是一種很反常的集體心理。

這幫日僑心里都在嘀咕：就這一個倒霉鬼罷了。

只要他不死，只要別傳染給我，就沒事。

這種僥幸念頭，讓他們白白錯過了全船消毒隔離的最佳時機。

第二天上午，那點僥幸心理碎了一地。

又有三個日僑開始拉肚子。

這下，大伙兒都回過味來了。

這幫人在中國待了有些年頭，對霍亂那套癥狀熟得很，見多了中國人遭這罪。

人群“嘩”地一下散開，把那三個新病號孤零零地晾在那兒，像躲瘟神一樣。

問題是，這是在船上。

再躲，還能跳海不成？

這時候，船長和軍醫拍板了第二個關鍵決定：隔離。

他們讓人把甲板后面一塊地方騰出來，帳篷清空，把最先倒下的那個五十歲大叔和新發病的仨人，一共四個，全抬到船尾去。

戰術上講，這沒錯，切斷傳染源。

但在當時那個破條件下，所謂的隔離，跟把人扔那兒等死沒啥兩樣。

日頭落山那會兒，那個五十多歲的大叔咽氣了。

人一死，船上迎來了最大的一場人性拷問。

也就是第三個關鍵關口：尸體咋辦？

死者家屬哭得那叫一個慘，提了個很符合老理兒的要求：我們要把人帶回日本，燒了，落葉歸根。

這要是擱在陸地上，或者平時，這要求一點不過分。

可在那會兒的南海，這話簡直就是全船人的催命符。

咱們看看當時的條件：

氣溫：海上三十多度，熱得像蒸籠。

環境：人擠人，腳尖挨腳后跟。

病源：霍亂弧菌在尸體上正歡實著呢。

要是不處理，這高溫一烘，尸體沒半天就臭了，變成個超級細菌炸彈。

蒼蠅叮一口，再落到別人的飯團上，全船一千八百號人，誰都別想跑。

這時候，船上的“民意”露出了最兇狠的一面。

剩下一千八百名乘客不干了。

什么入土為安，什么死者為大，在活命跟前，統統得靠邊站。

大伙兒紅著眼珠子吼：把尸體扔下去！

這不是商量，這是逼宮。

在這股巨大的壓力下，家屬的哭嚎顯得那么無力。

軍醫和助手一點招都沒有，只能照辦——“海葬”。

尸體被架起來，從欄桿邊推了下去。

浪花翻了幾下，人就沒影了。

死者的兒子、兒媳和閨女趴在欄桿上，對著大海嚎啕大哭。

那哭聲鉆進船艙每個角落，像把錘子，把所有人心里最后那道防線砸了個稀巴爛。

大伙兒終于醒過味來，這哪是回家啊，這是在玩俄羅斯輪盤賭。

雙手合十念經的聲音到處都是，每個人嘴里都在念叨：別是我，千萬別是我。

哪怕真要得病，老天爺行行好，讓我挺過這三天，讓我死在岸上也行啊。

可病毒這東西，不講人情。

當天晚上八點，躺下的人數竄到了八個。

甲板隔離區，八個人在那兒吐得昏天黑地。

三十多個家屬圍在邊上，想進去不敢進，只能干瞪眼著急。

那種絕望能把人憋死。

你知道親人在那邊遭罪，醫生就在邊上杵著，可醫生手里空空如也，沒藥，沒針，只有一雙沒用的手。

因為這是細菌戰級別的霍亂，普通藥片根本壓不住。

到了第三天大清早，閻王爺的點名冊又長了。

又有兩人斷氣，其中一個還是年輕姑娘。

還是那套冷冰冰的流程：扔海里。

當這位年輕媽媽的尸體被抬起來往海里拋的那一瞬間，她那小得不懂事的孩子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

“你們干嘛要把媽媽扔海里？

媽媽還會醒的啊！”

孩子的爹，那個同樣心碎的男人，死命拽住孩子。

他一邊喊著媳婦的名字，一邊對著拼命想往欄桿沖的兒子大喊：“危險！

別碰！”

這一幕，徹底擊穿了全船人的心。

死亡不再是個虛飄飄的詞，它變成了那個被扔進海里的母親，變成了那個沒媽的孩子。

到了中午，防線徹底崩了。

病號激增到三十多。

三十多個家庭、幾百號親戚涌上甲板，亂成了一鍋粥。

軍醫喊破了嗓子，讓人散開，別慌。

但他自個兒心里比誰都虛——藥箱底兒都空了，就連他的兩個助手，也開始跑肚拉稀，在那兒哇哇吐。

連大夫都倒了，這船人還有指望嗎？

離鹿兒島其實就剩最后這一兩天的路了。

擱平時，這一兩天也就是睡一覺的功夫，可現在，這一兩天比一百年還難熬。

那是真正的“至暗時刻”。

晚上老天爺也跟著湊熱鬧，刮起了大風，巨浪拍著甲板，海水甚至沖進了帳篷。

昏黃晃悠的燈光底下，那三十多個躺在甲板上的病號，臉白得像紙，眼窩深得嚇人。

在風雨里，他們看著不像活人，倒像是一群等著最后宣判的僵尸。

大風刮了一整夜。

這一夜，死神又拖走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扔下了一個才兩歲的娃。

天亮時候，尸體照例喂了魚。

孩子醒過來找不見媽，那哭聲又一次像針一樣扎在整艘船的心上。

第五天。

當鹿兒島的碼頭終于從海平面上冒出來的時候，船上的人已經不像是活著，而是在茍延殘喘。

這場霍亂風暴最后的賬單是：

一千八百人里頭，八個人死了喂了魚，四十多人重度感染只剩一口氣，十多人命懸一線。

對這幫日僑來說，這是一輩子的噩夢。

很多人后來哪怕腳踩在陸地上，一看見大海，腦子里冒出來的不是波瀾壯闊，而是那些被扔下去的親人，和那些永遠靠不了岸的魂兒。

從人道主義那頭看，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慘劇。

但要是把視角拉高一點，你會看到一個讓人后背發涼的因果圈。

那個在船上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同胞死絕的日本軍醫，他心里比誰都清楚這病是怎么回事。

這曾經是日軍手里最陰毒的牌。

他們搗鼓毒氣彈、細菌彈，在中國的地界上散播霍亂、鼠疫，搞出了無數個“無人村”。

那會兒，他們是行兇的，看著中國老百姓在痛苦里掙扎，他們搞不好還拿著本子記“實驗數據”。

而這會兒，在茫茫大海上，在悶罐子一樣的船艙里，他們嘗到了自己親手釀的苦酒。

沒藥，沒設備，看著親人一個個脫水脫死，最后連個全尸都留不住，只能像倒垃圾一樣丟進海里。

這種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絕望，曾經在中國上演過無數回。

大海是公平的。

它托著船回國，也托著那些尸體沉進深淵。

這不光是一次傳染病爆發，這是戰爭罪行的一次反噬。

這筆血債，終于算到了他們自己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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