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錫悅被判無期，該案件是對韓國憲政秩序的“結構性破壞”

2月19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417號法庭宣布，前總統尹錫悅內亂頭目罪罪名成立，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自2024年12月3日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以來，圍繞內亂罪展開的審判歷經10個月，共進行43次庭審，如今一審作出判決距離尹錫悅宣布戒嚴已過去444天。

尹錫悅被指控與前國防部長金龍顯等人共謀，宣布違憲違法的緊急戒嚴，并動員軍警占領國會及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在無逮捕令的情況下逮捕拘禁政治人士，旨在擾亂國憲，發動暴動。

2月18日，韓國統一部長官鄭東泳表示，尹錫悅政府時期先后11次向朝鮮平壤放飛了18架次無人機，意在威脅朝鮮最高領導人，誘導軍事沖突。

這是極其危險的事情，尹錫悅為了實施戒嚴不惜挑起朝韓沖突，好在朝鮮方面一直沒有做出反擊尹錫悅此舉已經突破底線，作為韓國總統不顧韓國民眾的安危去挑起戰爭，這是無法容忍的。

法院方面指出，“單純宣布緊急戒嚴本身并不必然構成內亂罪”，但如果其目的在于使憲法機關職能癱瘓，則內亂罪成立，并認定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屬于內亂罪行為。

法院同時強調，本案的核心在于“向國會派遣軍隊”這一行為。法院認為，尹錫悅向國會派遣軍隊是為了“逮捕國會議長、朝野黨首等主要人士”，從而阻止國會議員討論或表決（解除戒嚴決議案）。

法院方面指出，“有充分理由認定其目的在于阻止或使國會活動癱瘓，使國會無法履行其職能”。法院也認可特檢組方面提出的事實，即“前國防部長金龍顯曾向前反間諜司令官呂寅兄提供了14名逮捕對象的名單”。

法院方面指出，尹錫悅“直接、主導性地策劃了本案罪行，并讓許多人卷入其中”。“社會因此陷入嚴重的政治對立與分裂”；“緊急戒嚴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成本，而被告幾乎未表現出任何道歉或反省的態度”。

法院在量刑時也酌情考慮了若干因素，包括：“犯罪計劃并非極為周密”“曾試圖最大限度克制使用武力”“幾乎未發現攜帶實彈或直接實施物理暴力的情況”等。此外，“多數計劃最終未能得逞”“被告此前無犯罪前科”“長期擔任公職”“現年65歲、年齡相對較高”等，也被列為從輕量刑的考量因素。

負責調查尹錫悅案件的趙垠奭特別檢察組在上月13日的最后一次庭審中表示，“被告為獨占權力、謀求長期執政，動用了本應只為國家和共同體利益服務的軍警資源，其犯罪情節極其惡劣”，并向法庭請求判處尹錫悅法定最高刑死刑。

尹錫悅則在最后陳述中堅稱，戒嚴是“政府為防止反對黨通過立法越權和削減預算來實施暴政而采取的行動”，“起訴書充斥著與客觀事實和基本法律常識不符的妄想和小說情節”，主張自己無罪。

從法律角度來看，法官是否認為尹錫悅的行為構成內亂罪的核心是“顛覆憲法”。此前，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在對前國務總理韓德洙和前行政安全部長官李祥敏涉嫌從事內亂重要任務的兩場審判中，均認定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的行為本身構成內亂。

法院認定，前國防部長官金龍顯、前警察廳長趙志浩、前首爾警察廳長金峰埴、前情報司令官盧相源內亂罪成立，金龍顯被判處有期徒刑30年，趙志浩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金峰埴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韓國前總理韓德洙因涉及內亂罪被判23年，遠高于獨立檢察小組提出的15年量刑建議。法院以韓德洙有毀滅證據之虞為由將他當庭逮捕，韓悳洙成為韓國憲政史上，首位當庭被捕的前總理。

法院認定，韓德洙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成立，包括制造緊急戒嚴令經國務委員審議通過的表象、戒嚴實施后要求國務委員在相關文件上簽名，以及與前行政安全部長官李祥敏研討封鎖主要國家機關、切斷部分媒體機構水電供應等憲法命令的執行方案。

尹錫悅方律師表示，一審判決是“無視真相、憲法及法理證據的判決”。

韓國國會議長禹元植就尹錫悅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輕判表示，這是“令人遺憾的判決”，尹錫悅“應該為緊急戒嚴事件謝罪”。

韓國自1997年12月以來就沒有執行過死刑，所以即使對尹錫悅判處死刑，實際上也只是終身監禁。

尹錫悅之前的幾位總統也曾被定罪入獄，但服刑兩到五年后就被赦免——許多人預計尹錫悅也會如此。

尹錫悅兵變案越挖越觸目驚心，韓國總統李在明對韓軍高層清算還在繼續，要求將領必須“人人過關”。

韓國國防部證實，韓國海軍參謀總長姜東佶大將、陸軍陸上作戰司令官周圣云大將，因為涉嫌參與尹錫悅發起的戒嚴行動，被停職調查，算上這2人，韓軍已有9名大將一級的高級指揮官因為戒嚴事件被解職。

有韓國民眾說，尹錫悅的事件令國家蒙羞，“我只想永遠不要再聽到這件事”。

這場政治風波對國民力量黨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該黨始終無法擺脫尹錫悅的政治影響。根據蓋洛普韓國的民調，上周國民力量黨的支持率僅為22%，而執政的共同民主黨的支持率則高達44%。

1月，韓國前“第一夫人”金建希因收受賄賂被判1年8個月。由于尹錫悅此前因妨礙執行特殊公務等罪名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所以這是韓國憲政史上前總統夫婦首次同時被判處實刑。

尹錫悅案對韓國政治生態的沖擊，遠超單一事件的范疇，其核心影響在于對憲政秩序的“結構性破壞”。 尹錫悅在無外敵入侵、未發生大規模騷亂的背景下發布戒嚴，直接挑戰了憲法權威。

尹錫悅的倒臺，不僅是個人的政治悲劇，更是韓國憲政秩序“結構性矛盾”的集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