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在兵制改革上又做出什么樣的努力？

北宋王安石變法：兵制革新與“強兵”目標的制度探索

北宋冗兵問題愈發嚴重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雙重核心，在經濟領域推行青苗、募役等法的同時，亦在軍事制度上展開深度革新。北宋中期“冗兵”與“積弱”并存：百萬禁軍編制龐大卻訓練廢弛，地方治安依賴廂軍卻戰力低下，邊防對西夏、遼的戰事屢屢失利。1070年后，王安石主持的兵制改革圍繞“省軍費、嚴訓練、固邊防”展開，核心措施包括保甲法、將兵法、裁兵法、保馬法等，試圖通過基層組織重構與軍事管理專業化，實現軍隊效能的提升。

一、“寓兵于農”：保甲法與基層軍事組織的再造

保甲法

1、制度設計：以戶籍為基礎的全民軍事訓練體系

• 編制規則：

  將鄉村民戶按十戶為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五百戶為一“都?！本幗M，選主戶中財力雄厚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正；每戶兩丁以上抽一丁為“保丁”，配備弓箭、刀槍，農閑時集中訓練，平時負責巡邏防盜。

• 雙重職能：

  保甲兼具“治安維穩”與“預備兵役”功能——一方面替代部分廂軍承擔地方巡邏，減少政府養兵費用；另一方面通過軍訓提升民戶戰斗力，逐步替代禁軍承擔邊防任務。

2、實施路徑：從試點到全國的梯度推廣

• 熙寧三年（1070年）先于開封府畿縣試行，規定保丁每月集訓三次，由縣尉監督；次年推廣至河北、河東、陜西等邊防重地，后遍及全國。為確保訓練效果，中央頒行《保甲法條約》，明確訓練考核標準，對表現優異的保丁給予免除賦稅或授官獎勵。

3、正面反饋：

保甲法的實施方案

• 地方治安顯著改善：

  據《宋史·兵志》記載，開封府試行后“盜賊比之昔時，十減七八”，京東路（今山東）“保甲齊眾，寇盜屏息”；

• 軍費開支初步縮減：

  保甲承擔部分治安職能后，全國廂軍數量從宋仁宗時期的43萬減至宋神宗時期的22萬，每年節省軍費約300萬貫；

• 軍事動員能力提升：

  至熙寧末年，全國編練保甲約690萬人，其中經嚴格訓練的保丁達56萬，成為邊防的輔助力量，西夏邊將曾嘆“宋之保甲，法良意美，不可輕犯”。

二、“將兵分離”的破局：將兵法與軍事訓練專業化

1、制度設計：以“將”統兵，終結更戍制弊端

將兵法

• 北宋前期實行“更戍法”，將領與軍隊定期調換，導致“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將兵法（又稱“置將法”）打破這一模式：在全國軍事要地設置143個“將”（編制約3000-5000人），每將設正將、副將各一人，選擇有實戰經驗的將領長期統領，負責軍隊訓練與指揮。

2、實施重點：邊防與禁軍的優先整訓

• 首批在河北、京東、陜西等邊防地區設將，以禁軍精銳為主；后推廣至京畿與南方，連廂軍中的精銳“教閱廂軍”也納入將兵體系。每將配備固定防區，制定年度訓練計劃，如河北第一將規定“每月三教（訓練），每年一都教（大規模合練）”，考核成績與將領升遷掛鉤。

3、正面反饋：

• 訓練效率大幅提升：

  據樞密院報告，陜西將兵在熙寧七年（1074年）的實彈射擊考核中，“中靶率較變法前提高40%”，騎兵沖鋒速度提升20%；

• 指揮體系趨向高效：

  將官長期統兵，熟悉部下戰力，在熙河之役（1073年）中，王韶率領的將兵靈活機動，收復河湟五州，成為變法時期少有的軍事勝利；

• 冗兵問題得到緩解：

  將兵法淘汰老弱病殘，禁軍員額從82萬減至60萬，軍費占財政支出比例從60%降至45%。

三、“省費強馬”：保馬法與軍事后勤的民間化探索

保馬法

1、制度設計：以民養馬替代官營牧監

• 北宋前期設官營牧監養馬，耗費巨大卻成效不佳（年產馬僅1.6萬匹）。保馬法規定：

• 民戶養馬：

  西北邊防地區民戶自愿申請養馬，每戶1-2匹，政府提供馬匹或買馬錢，養馬戶可免部分賦稅，馬病死需賠償；

• 軍隊寄養：

  禁軍缺馬時，將官馬寄養于民間，由農戶代養，每月給予飼料補貼。

2、實施成效：成本銳減與馬匹數量增長

• 至熙寧八年（1075年），全國民間養馬達15萬匹，較官營牧監增產近10倍；養馬成本從官營每匹年耗80貫降至民間養馬的30貫，每年節省軍費約120萬貫。西北邊軍因馬匹充足，騎兵機動性顯著提升，《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秦鳳路騎兵，較昔時馳騁便捷，堪與西夏精騎抗衡”。

四、裁兵法與軍事編制的優化

• 制度核心：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裁兵法》，對禁軍、廂軍進行全面整編：

• 禁軍規定“五十歲以上、身高不足五尺五寸（約1.7米）者裁汰”

  ，廂軍則“四十五歲以上、技藝不精者改充雜役”；

• 合并弱小軍營，

  如開封府禁軍原有的540營，裁并為350營，編制更趨緊湊。

• 直接效果：

  裁汰老弱約30萬人，每年節省軍費500萬貫，同時軍隊精銳化程度提高，京師禁軍“皆選壯勇之士，武技嫻熟者充任”，為將兵法的實施奠定基礎。

五、兵制改革的“強兵”邏輯與歷史意義

王安石的兵制改革，本質是對北宋“守內虛外”軍事體制的系統性修正：

• 從“養兵”到“練兵”的轉變：

  保甲法與將兵法打破了“以錢養兵”的惰性模式，通過組織化訓練提升戰力，開創了古代民兵制度的先河；

• 國家與社會的軍事協同：

  保甲法將民間力量納入國防體系，保馬法實現后勤社會化，體現了“民力助國防”的創新思維；

• 短期成效與長期局限：

  至宋神宗末年，宋軍對西夏的勝率從變法前的30%提升至55%，邊防壓力有所緩解，但因守舊派反對，保甲法在哲宗時期逐漸廢弛，將兵制也因“將權過重”引發猜忌，未能徹底扭轉宋代軍事積弱的局面。

歷史結語：理財與強兵的聯動效應

王安石變法中，經濟改革（青苗、募役）與軍事改革（保甲、將兵）形成深層聯動——財政增收為軍事整訓提供了物質基礎，而兵制革新則減少了“冗兵耗財”的惡性循環。盡管兵制改革未能完全實現“強兵”目標，但其對軍事組織、訓練體系、后勤模式的探索，已觸及傳統兵制的核心弊端，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制度向專業化演進的重要嘗試。作為歷史敘事，可通過保甲法的基層實踐、將兵法的訓練細節等案例，展現變法不僅是經濟實驗，更是一場試圖重構國家治理能力的全方位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