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周恩來審閱南昌起義領導人排名，決定：賀龍元帥排第二

1957年秋天，北京的夜格外安靜。中南海里一盞臺燈亮到深夜，《解放軍報》送來的一份連環畫宣傳提綱，擺在周恩來的案頭。紙上用紅筆圈出的，是“南昌起義領導人”的幾行名字。誰排在前，誰排在后，看似一件小事，卻牽連著一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也牽連著幾位老戰友在槍林彈雨中結下的生死情誼。
在那張名單上，賀龍的名字格外醒目。如何排序，周恩來并沒有順手批個“同意”，而是重新翻開了1927年南昌城里的那一頁歷史。
一、從一張名單說起
這份連環畫宣傳提綱，由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起草，通過總政轉到《解放軍報》，稿子里寫著：“南昌起義領導人：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提綱在報社內部引起了謹慎的討論，最后，編輯們干脆把幾位領導人的名字用紅筆圈出來，附上說明，呈送周恩來審閱。
周恩來看到名單，立刻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出版業務。這關乎歷史的嚴肅記錄，也關乎對戰友、對黨內分工的準確評價。當晚，他把材料帶回住處，認真審閱，一邊琢磨，一邊回想三十年前南昌城里的情形。
有意思的是，在這件事上，他并沒有單憑個人記憶下結論，而是主動征求相關領導人的意見。
二、老戰友的“讓位”與增補
周恩來首先想到的是朱德。1957年時，朱德已經是共和國元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但提起南昌起義，他一直看得很實在。周恩來把名單拿給朱德時，朱德看完，沒多猶豫，直接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八一起義，我的主要是作一些協調保障工作，作用不大，應排在葉挺將軍之后。”朱德說話一向樸實，這句話既是對自己當年角色的準確定位，也體現出老一輩革命者一貫的謙遜態度。他很清楚，1927年夏天，自己在南昌的工作偏重組織、聯絡和“向導”，真正擔任軍隊主力指揮的，是賀龍和葉挺。
在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周恩來還想到一個重要問題：這份名單，顯然不夠完整。南昌起義的籌劃和指揮中，有一位關鍵人物不能缺席，那就是劉伯承。起義前敵委員會參謀團的參謀長，具體作戰方案的重要起草者，如果在宣傳中被漏掉，就不僅僅是文字疏忽，而是對事實的損失。
周恩來據此批示：在起義領導人中，應當加上劉伯承的名字，排在朱德之后。同時，他根據當年的實際分工，對順序作了重要調整——把賀龍排到朱德之前。最終確定的領導人排序為：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
從內部文件看，這個排序有明顯的依據：周恩來是起義的總負責，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賀龍、葉挺是主要武裝力量的直接主官，負起作戰指揮的骨干職責；朱德偏重參謀、聯絡與整合，劉伯承則在軍事謀劃與戰役部署上發揮重要作用。把賀龍排在第二位，本質上是把他在起義中的實際作用擺回到應有的位置。
不得不說，這樣的處理方式，既照顧了歷史事實，又體現了周恩來一貫的謹慎和公正。
三、1927年的南昌：風雨欲來
時間往回撥到1927年。北伐軍節節勝利，工農運動蓬勃發展，本來是革命力量高漲的階段。可就在這個當口，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汪精衛隨后在武漢轉向右傾，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國共合作驟然破裂，局勢急轉直下。
在這個危機關頭，中共中央經過一系列討論，作出一個關鍵決定：在武裝斗爭中挽救革命，發動起義。那時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主要集中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其中第四軍、第十一軍、第二十軍尤為重要。葉挺原先指揮的獨立團骨干，被擴編為第四軍二十五師；此時葉挺已經是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而賀龍則是第二十軍軍長。

與此同時，朱德根據黨的指示，于1927年1月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地點在南昌，他擔任團長，在那里培養了不少軍事干部和工農運動骨干。這批人日后在南昌起義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1927年7月，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作出明確部署：“以賀龍率領的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和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為基礎，在南昌發動起義。”從這個決議看，賀龍、葉挺部隊就是未來起義的主力，這一點后來在戰場上得到了充分印證。
四、賀龍的選擇與周恩來的決定
那年盛夏，賀龍、葉挺部隊借武漢國民政府“東征討蔣”的名義，向長江中下游調動。二十軍、二十四師陸續進入江西九江及南昌一線，表面上是整頓和機動，實際已在為起義做準備。
7月中旬，葉挺率部到達九江，將師部設在城東一幢建筑內。聶榮臻受命負責具體通知起義準備，他抵達九江后，第一個聯系的就是葉挺。7月23日，賀龍率“鋼軍”之稱的第二十軍抵達九江塔公祠一帶駐扎。這支部隊北伐中屢建戰功，戰斗力極強。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賀龍尚未正式入黨。負責聯絡的譚平山問他：“共產黨決定開展獨立的軍事行動，希望你率領二十軍和我們一起行動，你怎么看？”賀龍一句話就表明態度：“我只有一句話，贊成，我完全聽從共產黨的指揮。”這一表態，在當時的復雜環境下，分量非常重。
國民黨方面也不甘心讓這兩支隊伍“失控”。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新四軍軍長黃琪翔聯名“設宴”，邀請賀龍、葉挺，名義是招待，實則想借機奪兵權。葉劍英察覺不對，及時提醒：“這次宴請不對勁，很可能有后手。”賀龍聽完，干脆地說：“不去，不去，他們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兩支部隊由此躲過一場險棋。
25日黃昏，周恩來悄然抵達九江。他穿著灰色制服，提著一個黑色皮箱，身邊只有陳賡作陪，從漢口秘密乘船而來，出發前甚至沒有告訴鄧穎超具體任務。長期戰斗在一線的同志都記得，周恩來工作極其嚴謹，行軍途中別人累得倒頭就睡，他常常還在油燈下批閱文件、思考問題。這種作風，使得他在部隊中的威信極高，許多戰士后來回憶，對他的命令，是“絕對服從”。
到九江之后，周恩來立刻著手處理一個關鍵問題：起義地點還沒有最后敲定。這項重大抉擇，落在了他身上。

南昌，逐漸進入他的視野。那時南昌的交通條件相對閉塞，敵軍兵力不是很集中，一旦起義打響，外援也難以及時趕到，這就給起義軍爭取了寶貴時間。更重要的是，從北伐時期起，南昌及周邊地區的工農運動基礎就比較好。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當地群眾情緒激憤，曾公開召開大會，聲討其行徑，群眾基礎、情感基礎都在那兒擺著。
周恩來多方打聽，又實地了解情況，綜合判斷后，把起義地點定在南昌。這一決定，為后來的南昌起義奠定了基礎。
五、前敵委員會與作戰方案
自25日起，賀龍、葉挺部隊陸續從九江出發，乘火車南下。朱培德下令破壞鐵路橋梁，企圖阻斷部隊行動，沿線鐵路工人連夜搶修，把一座座橋梁重新接起來，為起義部隊鋪路。這些細節，折射出工人階級對起義的支持。
27日，周恩來、劉伯承、林伯渠、陳賡等人從廬山一帶繞道，經德安抵達南昌。到達后，周恩來很快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他擔任書記。這一機構，實際上是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
前敵委員會隨即召開會議，周恩來對起義前的組織、聯絡、保密、群眾動員等工作逐項部署，初步決定在7月30日夜間發動武裝起義。計劃擬定之后，還要把復雜的軍事問題具體化，這時劉伯承的作用明顯顯現出來。
劉伯承是久經戰陣的軍事家，善于在復雜環境下梳理戰場態勢。他被任命為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與賀龍一起，對南昌城內敵軍部署進行細致勘察。兩人結合城內營房位置、敵軍兵力分布、火力配置等情況，逐條研究，擬定具體作戰方案，再由周恩來、葉挺進行審閱。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朱德雖然創辦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駐在南昌，但在起義前夕，他曾奉命離開南昌赴武漢，隨后又秘密返回，為起義部隊尋覓駐地、打探國民黨軍動向。這些工作，不如前線指揮那樣張揚，卻極為關鍵。周恩來后來多次評價，朱德在南昌起義中是“很好的參謀和向導”。

就在起義一切籌備就緒之際，30日早晨，張國燾抵達南昌。他對起義計劃提出強烈反對，態度僵硬，言辭激烈。這無形中加大了領導層的壓力。周恩來在前敵委員會內部多次解釋、爭取，頂住來自多方面的阻力，才最終排除干擾。但出于安全和準備考慮，武裝起義時間被迫推遲到8月1日。
六、賀龍的“總指揮”與葉挺的“速決戰”
起義臨近，如何安排具體職務，是繞不過去的問題。那時賀龍尚未正式入黨，周恩來考慮再三，仍然決定大膽啟用他。
有一次談話，周恩來對賀龍說：“我們決定由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長。起義作戰方案，想請你和伯承一起草擬。”隨后，又向他宣布：由他擔任起義軍總指揮之一。賀龍聽完，有些吃驚：“我還沒有入黨……”周恩來回答得很直接：“看的是你在革命中的立場和行動。”
賀龍想了想，說出自己的態度：“我堅決服從！如果共產黨看得起我，就請讓我加入共產黨。”這一段對話，經后來多個回憶材料印證，雖細節略有差異，但大致精神是一致的。
被賦予重任后，賀龍回到二十軍指揮部，召集軍官和骨干開會。他向大家講明形勢，指出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背叛革命，必須挺身反抗，號召全軍跟著共產黨走。二十軍官兵對賀龍極有信任，這番動員，使部隊士氣大振。
葉挺那邊，也在緊張籌備。7月30日，他在南昌百花洲畔一處教學樓教室里召開會議，對所屬軍官明確表示：必須堅決執行黨的決定，動作要快，戰斗要打得干脆利落。他強調起義行動要“迅速解決戰斗”，爭取一夜之間控制全城關鍵點。
劉伯承和賀龍繼續反復推敲作戰部署，對各路兵力作出詳細安排，包括哪些部隊攻擊新營房、哪些負責貢院和天主堂、哪些切斷敵人通訊線路。等方案定稿后，提交周恩來、葉挺審定。幾位領導在方案上逐項討論，最終形成統一作戰計劃。

起義前夕，周恩來在部隊講話。他沒有泛泛而談，而是提醒大家：“今后的革命道路還很長，要準備艱苦戰斗，流血犧牲。不管敵人多么強大和兇殘，只要有決心，堅持戰斗下去，革命就一定會勝利。”這句話，被不少參加起義的老戰士記了下來。
七、槍響南昌城
1927年8月1日凌晨2點，南昌城內夜色仍濃。隨著預定信號發出，各路起義部隊同時行動。南昌起義正式打響。
在這場戰斗中，周恩來作為前敵委員會書記，既抓總體指揮，又深入前線。他不顧個人安危，到戰斗最激烈的貢院一帶察看情況，掌握戰況變化。賀龍指揮二十軍從多個方向推進，執行預定計劃，攻占各處要點。葉挺則側重指導二十四師，集中兵力殲滅駐守新營房、貢院、天主堂、匡廬中學等處的敵軍，繳獲大量武器彈藥。
戰斗從凌晨持續到拂曉，城市上空不斷傳出槍炮聲。經過數小時激戰，起義軍全殲守軍三千余人，繳獲槍支五千余支、子彈七十余萬發，以及數門大炮和不少金銀物資。南昌街頭，已經被起義軍控制，空氣中彌漫著燒灼后的煙味，也摻雜著勝利后的興奮。
不過，前敵委員會很清楚，這場勝利只是長期斗爭的起點。敵人援軍隨時可能趕來，部隊不能戀戰。按照事先制定的戰略，起義部隊在南昌短暫停留后，開始有組織地撤出，準備南下廣東。
臨行前，有些人提議留下些好用的生活器具，賀龍卻把自己住處的茶具、花瓶之類一古腦兒送人。他的態度很干脆，帶著的是武器和隊伍，而不是這些“講究的東西”。周恩來、葉挺、賀龍等人帶領部隊，踏上艱苦的南征之路。
南下途中，起義軍遭遇連續挫折，傷亡慘重，戰略目標最終沒有完全實現，這是史實，不需要回避。但從長遠看，南昌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開創意義。正是這支隊伍的存在和流變，后來才出現了井岡山會師，才有了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直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脈絡。
1933年7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每年8月1日作為工農紅軍紀念日。1949年設計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時，毛澤東明確批示：軍旗上必須有“八一”二字。從那一刻起，8月1日這一天，成為人民軍隊誕生的象征。

八、周恩來再談“誰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
時間又回到新中國成立之后。1959年，北京軍事博物館預展，周恩來專程前往審查展覽內容。南昌起義的展板自然少不了，講解員按照現成稿件做介紹：“大革命失敗后，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來等同志領導了南昌起義……”
聽到這句話，周恩來打斷了講解。他問了一句：“哪兒是我領導？是黨的領導，應該說是黨的領導！”這不是客套，而是強調一個原則：一切重大歷史事件，都要放在黨的整體領導之下去界定，這和所謂個人“首創”有根本區別。
說完，他又轉向陪同參觀的軍事博物館負責同志，特意提醒：“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也都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他隨后親筆寫下南昌起義領導人名單，交給工作人員，讓他們務必修改展覽文字。
這個細節與1957年審閱連環畫提綱時的處理，前后呼應。有意思的是，周恩來既堅持對歷史角色的準確排序，又堅決反對把功勞簡單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是強調集體領導。這種態度，對后人認識那段歷史影響很大。
兩年后，1961年9月18日，起義已經過去34年。周恩來在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陪同下，參觀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紀念館成立于1956年，1959年正式開放，專門用來陳列南昌起義的文物與史料。
他在展廳里邊走邊看，目光停在會議大廳上方條案上的一只時鐘上，時間固定在“1927年8月1日凌晨2點”。這一刻，他沉默了很久。對他來說，那不只是一個時間點，而是無數戰友浴血奮戰的起點。
走到參謀團辦公室展區，他談起劉伯承：“劉伯承在起義中是立了功的，他考慮問題很縝密，作戰指揮很有辦法。”這句話，既是肯定，也是對當年決定把劉伯承列入“南昌起義領導人”的一種印證。

在第三陳列室，一張朱德的舊照片掛在墻上。講解員問：“聽說，您來到南昌的第一天，就是住在朱德同志家里？”周恩來笑著回答：“是的，我以后住的地方是一所學校，也是朱老總找的。”緊接著，他又補充：“朱德在南昌起義時是一位很好的參謀和向導，他把南昌起義留下來的部隊帶上井岡山，為人民立了大功。”
從這一系列談話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在評價戰友功績時的態度：功勞要分得清楚，誰做了什么，不能含糊；同時，也要把個人貢獻放在整個革命進程中去看，不夸大，也不輕描。
九、經驗教訓與井岡山的連接
周恩來在紀念館的參觀，并不只是回憶。他走到第四陳列室時，談得更多的是經驗和教訓。
他指出，當年的幾次起義，在模式上多少都受到了蘇聯經驗的影響。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以工人為主；南昌起義以軍隊為主；廣州起義則是工人和軍隊結合。但三次起義都沒有取得持久成功，這里面既有客觀環境的復雜因素，也有對中國國情認識不足的問題。
周恩來坦率地說，當時對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村為主的大國堅持武裝斗爭，認識還不成熟，是毛澤東提出要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并逐步形成了一條符合中國情況的道路。他對講解員強調：“講解內容一定要講到朱毛井岡山會師。”
這句話，揭示了一個關鍵聯系：南昌起義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通往井岡山、通往工農紅軍的前奏。朱德帶著南昌起義留下來的部隊，輾轉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從此形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一塊穩固根據地。沒有前期起義中鍛煉出的干部和部隊，就不可能有后來的這一步。
南昌起義與井岡山會師之間的關系，既是力量的承接，也是經驗的轉化。前者為后者輸送了干部和武裝，后者則在實際斗爭中逐漸摸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雛形。周恩來之所以一再提醒要把兩者聯系起來講，目的就在于避免把南昌起義僅僅看成“打響第一槍”的象征，而忽視它在整個革命道路探索中的位置。
十、賀龍為何排在第二

回到1957年的那張名單。為什么在重新排序時，周恩來把賀龍排在第二位？這并不是出于對個人感情的偏重，而是從起義的實際情況出發作出的判斷。
其一，賀龍指揮的第二十軍，是南昌起義最強硬的主力之一。北伐時期“鋼軍”的名號不是隨便叫出來的。南昌戰斗中，這支部隊在多個方向發起沖擊，擔負攻堅任務，完成既定作戰目標，為起義整體勝利打下基礎。
其二，賀龍在關鍵關頭站隊鮮明。在尚未入黨的情況下，他清楚地選擇了“完全聽從共產黨的指揮”，而且在國民黨方面設置“宴請陷阱”時果斷拒絕，這體現了他在政治立場上的堅定。這種選擇，在當時動搖者眾、觀望者多的環境里，意義很大。
其三，從職務分工看，賀龍不僅是一個軍長，更是在南昌起義中承擔了統籌進攻部署的重要任務。劉伯承在起草和完善作戰方案時，與他密切協同，許多具體戰術安排都要通過他來落實。單從職務名稱看，他的職責已經超出了普通軍長的范圍。
其四，考慮到后來的發展，賀龍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都作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元帥軍銜。雖然1957年做出這份排序時，不可能用“后來的功勞”來倒推當年的地位，但一個人在整個革命歷程中的表現，多少也印證了當年選擇的價值。
綜合這些因素，周恩來把賀龍排在第二位，既強調他的實際指揮作用，又與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的角色形成合理區分。從歷史資料看，這一排序在黨內也獲得了普遍認同。
1959年和1961年，周恩來在不同場合提起南昌起義時，總是把賀龍與葉挺、朱德、劉伯承并列，強調他們都是起義的領導人。這種“并列”，配合1957年那次較為細致的排序，構成了對歷史功績的一種完整表達。
有關南昌起義的記述，后來在各種教材、紀念文集、專題研究中不斷豐富，但1957年那次對領導人名單的審定，仍然是一個關鍵參照點。這件看似“給連環畫排個名字順序”的小事，背后是對歷史負責的一種態度，也折射出老一輩革命者對戰友、對事實的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