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華裔美國州長駱家輝：從政時瘋狂打壓中國，卸任后回中國撈金

駱家輝是美國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從地方政壇一步步走到高位，外界常把他當作華裔“逆襲”的樣板。

但在涉及對華議題時，他的立場一直偏強硬，任內也被認為參與推動過多起針對中國企業的做法。

等到離開公職后，他又把這些政策經歷和人脈資源包裝成“懂中國”的資本，在與中國相關的圈子里繼續尋找商業機會。

駱家輝出生在西雅圖的移民家庭，小時候家里條件一般，早年主要講臺山話，英語是后來才補上來的。

一路讀書靠獎學金，進了耶魯，又讀了法學院，典型的“拼出來”的路線，進政壇后，他在華盛頓州從議員干到州長，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州長，這個頭銜當年很吸睛，也讓不少華人覺得“臉上有光”。

問題在于，美國政治對少數族裔從來不只是看能力，還盯著“站哪邊”，駱家輝很早就把態度擺得很硬：公開強調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

這話放在競選場合是加分項，意思很直白：別拿血統來懷疑忠誠，為了在白人主導的圈子里站穩，他必須比很多人更敢表態、更敢下重手，才能打消質疑。

在州長任內，他主推貿易和招商，華盛頓州對華出口規模也確實增長明顯，所以當時不少人把他當“橋梁”。

可現實是，橋梁只是包裝，政治人物真正的底盤是本國利益和選票，到了更高的位置，尤其涉及科技、通信、國家安全這些詞時，動作往往更狠、更直接。

華裔身份在這套玩法里還有個額外價值：臉熟、好接近、容易放松警惕，出手時反差更大。

很多人以為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強硬，是后來幾年才全面升級的，其實早些年就開始鋪路了，2010年前后，美國電信運營商Sprint做網絡升級，華為參與競標，一度被認為性價比很強。

多家媒體和后續披露的材料里提到，當時美國政府層面有人直接向Sprint施壓，理由繞不開“國家安全”，駱家輝當時是美國商務部長，被外界認為是關鍵推動者之一。

這類操作的厲害之處在于：不需要等法院裁決，也不必把證據攤開講，先把“安全風險”扣上去，企業就會自我收縮。

運營商最怕兩件事：監管麻煩、政治風險，電話打過去，話不用說滿，Sprint也明白后果，寧可換供應商，也不愿背鍋，結果就是華為、中興這類公司很難再以正常商業邏輯參與競爭。

這事后來被很多人當成“范例”：政府可以用安全名義直接干預市場選擇，再往后，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審查、禁令、限制出口，邏輯一脈相承。

駱家輝在這一步上留下的印記，是把“安全”變成可隨時啟用的按鈕，按下去，商業合同就能作廢，企業布局就得重來。

華裔面孔在這套敘事里也挺好用：對外可以說“不是歧視華人，連華裔官員都支持”，對內可以證明“立場夠硬”，這就是他最容易被罵的地方：看著像自己人，下手像對手。

2011年駱家輝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開局就是“平民路線”：經濟艙、雙肩包、自己排隊買咖啡、拿優惠券。

這套動作在當時很出圈，因為反差強，傳播快，很多人覺得他接地氣，形象立住之后，議題就好推進了。

最出名的是PM2.5，美國使館在館內監測空氣質量，把數據發到網上，還出現過“爆表”的說法。

這個動作技術上不復雜，傳播效果極強：一個數字就能把焦慮點燃，討論立刻從“感覺空氣不好”變成“到底多臟、誰負責”。

它對中國環保治理的推動客觀上起了作用，同時也把美國標準塞進了公共討論里，形成長期壓力，對外交來說，這屬于“用數據做輿論杠桿”。

簽證改革也常被拿來夸：面談等待時間縮短，辦理更順，表面看是便利，實際也符合美國當時的經濟需求，歡迎留學、旅游、消費，錢和人才一起吸走。

涉及具體政治事件時，手法就沒那么溫和了，陳光誠事件期間，美方立場很硬，談判拉扯激烈，中美關系一度緊繃。

整體看，他在北京做事有個套路：日常用親民形象穩住觀感，關鍵點上不松口，目標很清楚——把美國想要的議題推上桌，把該拿的利益拿到手。

駱家輝卸任后很快進入律所當顧問，也在企業董事會任職，靠政策經驗、人脈網絡吃飯，這在華盛頓并不稀奇。

外界還關注過他在卸任前后的房產交易、會見商界人士等細節，爭議點集中在“界限感”，他在美國政壇需要反復證明忠誠，在中國輿論場又容易被貼上“香蕉人”“黃皮白心”的標簽。

說到底，他更像一名標準的美國政治職業選手：臺上講價值，臺下算利益，形象是包裝，立場是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