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職務犯罪自首的疑難問題探討

被調查人配合調查的情節能否認定自首，實踐中容易引發爭議。而被調查人能否成立自首，較大程度關涉其被采取何種調查措施、刑事強制措施、是否被提起公訴、量刑結果以及刑罰執行方式等，也影響其口供穩定性和是否愿意認罪認罰，所以備受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被調查人及其辯護人的關注。相關爭議主要因被調查人的到案方式，和其供述的行為事實、性質認定，相較其他類型的犯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致。

一、認定一般自首的疑難問題

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一般自首的要件包括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兩個部分的內容。故判斷職務犯罪被調查人能否成立一般自首，亦應圍繞判斷其到案的自動性和所交代事實有無達到如實供述的程度展開。

（一）自動投案的認定

職務犯罪被調查人到案方式較為多元化，有的系被監察機關工作人員至其實際居住地帶其到案的，有的系向監察機關、所在單位負責人、巡視巡察機構等交代問題后被移送監察機關的，有的在監察機關對線索適當了解、談話、函詢過程中主動向監察機關講明自身問題的等。這些類型的到案自動性較為容易判斷，通常不致引發認定的分歧。

爭議集中在被調查人已然實質上處于監察機關控制下，但未被正式訊問或宣布強制措施時，自動交代問題的情況。實踐中，為便于下一步調查工作的順利開展，監察機關較多采用派工作人員至涉嫌嚴重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所在單位或者上級單位，由被調查人的上級領導以召開會議、匯報工作等事由讓被調查人至會議室或上級領導的辦公室。然后，由其上級領導與其談話，以解除其思想顧慮，積極配合交代問題，爭取被從寬處理。如在上級領導與其談話期間，被調查人交代主要犯罪事實的，應如何認定其行為性質。有觀點認為，此時監察機關工作人員已經在現場或者室外等候，實際上被調查人已不存在脫逃的可能性。且被調查人到案目的系出于向領導匯報工作、參加會議等，而非認識到因涉嫌職務犯罪而自動置于監察機關控制下，所以缺乏投案的自動性，不屬于自動投案，如其能夠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僅能認定其具有坦白情節，不能認定為自首。同理，被監察機關帶至辦案場所的路上至被宣布立案或采取監察強制措施前的時間段內，交代主要犯罪事實的，也因其處于監察機關的控制之下，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亦有觀點認為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理由是根據監察法實施條例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立案后尚未受到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前交代的，屬于自動投案。所以，阻卻被調查人成立自動投案的時間截點，應當以向被調查人開展首次訊問，或者正式宣布是否以及采取何種類型的監察強制措施為標準。

筆者認為產生爭議的主要原因在于如何解釋監察法實施條例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第（四）項中“尚未受到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訊問屬于法定的向被調查人收集證據的方式，以宣布監察立案為前置條件，專屬于對被調查人有監察管轄權限的機關，對程序、場所、參與訊問人員等均有嚴格要求，故被調查人的上級領導對其開展談話，在性質上并非屬于開展訊問工作。

關于解決“尚未采取強制措施”的理解分歧，應確定以被調查人已被采取強制措施，還是調查人員已經著手采取強制措施，抑或是雖未被著手采取強制措施，但實質上已處于監察機關控制之下為標準。筆者認為，是否屬于采取強制措施，應參照公安機關辦理犯罪案件的自動投案時間認定標準，以是否著手實施人身控制或者其他人身約束性措施為條件。關于著手采取強制措施，不僅需要調查人員和被調查人處于緊密接觸的特定時空范圍之下，亦需要伴隨調查人員亮明身份，向被調查人講明因涉嫌何種問題需要予以配合等程式要求。在被調查人與上級領導交談過程中，無論調查人員在現場或者室外等候，此時監察機關尚未著手采取強制措施，如被調查人向其上級領導交代問題的，屬于自動投案。但是，當被調查人已被監察機關工作人員控制住，被帶至談話、留置場所的過程中交代主要犯罪事實的，因此時實質上已處于被監察機關采取監察強制措施的過程當中，所以不符合自動投案的時間條件。

（二）交代主要犯罪事實的判斷標準

職務犯罪相較其他類別的犯罪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犯罪行為有一定的隱蔽性，犯罪行為距離案發往往已經歷較長的時間；二是被調查人實施職務犯罪的行為次數通常非止一次，表現為多次的情況較為常見；三是涉案人員較多，以常見的受賄罪為例，除行賄人外，其他證人根據角色不同也經常處于被調查人實施犯罪行為證據鏈條的一環或多環，有根據受賄人指使或斡旋具體完成請托事項的人、有幫助受賄人代持或保管財物的人等；四是被調查人容易對涉嫌職務犯罪的行為性質產生誤判，如認為自身問題屬于正常的民事行為或最多屬于違紀行為，客觀上導致被調查人短時間內無法將犯罪事實全部講清楚，或者誤認為實施的行為不屬于犯罪因而不主動向監察機關交代。以上情況容易產生被調查人是否主動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實的爭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的相關規定，已充分考慮到多次實施同種罪行可能存在一時無法全部供述清楚的情況，明確交代主要犯罪事實的，即可以成立如實供述，對于存在被調查人未交代部分事實的，需要綜合考慮已交代事實與未交代事實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成立如實供述，一般標準是如實交代的犯罪情節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節，如實交代的犯罪數額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數額。所以，對于交代大部分職務犯罪事實的，不影響如實供述的成立。

被調查人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自動投案的，一般伴隨著對犯罪等事實的事前梳理，交代的事實較為明確具體。但在臨時性、突發性自動投案的情況，多見對犯罪事實的抽象性供述。而抽象性供述的情況最易引發爭議，比如被調查人自動向監察機關說明這么多年收的錢不少于1000萬元人民幣，但未交代收受何人財物和接受請托為行賄人謀利的內容。有觀點認為，抽象性供述未交代具體的行為事實，甚至僅從其交代內容出發亦不明確其行為性質屬于違紀還是犯罪，所以不宜認定為交代主要犯罪事實。筆者認為，應充分考慮職務犯罪的特殊性，其抽象性交代已然達到自首帶來的節約調查資源目的，只要其在正式到案后將所交代的內容予以細化，未表現出對抗、隱瞞的目的和行為，而其交代的數額、情節與最終查明的犯罪數額、情節大致相同的，能夠認定屬于主要犯罪事實的，不影響如實供述的成立。

二、認定特殊自首的疑難問題

被采取監察措施的被調查人如實供述監察機關未掌握的其他罪行的，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可成立特殊自首。實踐中容易引發爭議的是如何判斷監察機關對涉案罪行掌握與否，以及已掌握罪行因刑法的特殊規定最后按照其他罪名定性的情況。

職務犯罪立案前，雖然通常經歷了較長的初核過程，但在初核過程中為避免串供、銷毀、隱匿證據以及發生辦案安全問題等，一般不直接接觸被核查人，甚至不接觸與被核查人來往密切的涉案人員，所以掌握的事實不一定能夠反映其所涉罪行的全部構成要件。以被調查人涉嫌受賄罪為例，立案時監察機關可能只掌握被調查人與行賄人之間存在財物賄送行為，但不掌握具體的謀利事項，甚至掌握的線索材料還有更為抽象的被調查人存在銀行大額存現、家庭巨額財產與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匹配等，經過立案后的細致調查才逐漸明晰受賄行為性質。關于能否屬于監察機關已然掌握，筆者認為監察機關對線索的掌握已經能夠初步反映被調查人的行為性質，即可以認定屬于已經掌握犯罪事實。同樣以被調查人涉嫌受賄罪為例，掌握了被調查人與具體的行賄人存在不正當經濟往來，并且兩人之間存在緊密的即可認為對被調查人受賄行為已然掌握，不要求掌握程度達到定罪標準。但是對于抽象性知道大額存現、家庭資產顯著與其收入不匹配，到案后被調查人主動講清屬于受賄所得的情況，因監察機關不掌握收錢和謀利的受賄罪核心構成要件要素，如被調查人被動到案后交代受賄事實，最終被認定為受賄罪，可以認定被調查人成立特殊自首。

對于交代的罪行系其他罪行，一般以罪名作為區分標準。比如，監察機關掌握其涉嫌受賄罪，被動到案后交代了未掌握的隱瞞境外存款的犯罪事實，對隱瞞境外存款罪而言成立自首。異種罪名之間容易引發爭議之處，主要是掌握的犯罪事實與新查證的事實結合起來成立新的罪名，或者新交代事實與先前掌握的事實存在牽連關系、想象競合關系，或者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以及因刑法條文的特殊規定，導致最終被認定為新的罪名情況。如監察機關掌握某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在案子中對行賄人予以關照的事實，但其被動到案后交代的具體請托事項構成徇私枉法罪，且按照徇私枉法罪更重，按照刑法相關規定應當按照徇私枉法罪一罪處理。此時，因最終所定罪名核心構成要件所涵蓋的事實不被監察機關事先掌握，應當認定被調查人成立特殊自首。

（作者單位：上海市紀委監委）

來源：人民法院報2026年2月12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