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明末日記如何動搖了歷史認知？

導語

晚明是一個充滿魅力與張力的時代，繁榮的市民生活與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并存，江南的歲月靜好在清兵入關的鐵蹄下終成落花流水。中華書局先前曾推出樊樹志先生的《重寫晚明史》（五卷本），系統地描繪出一幅晚明歷史長卷。近期再版的《梁方仲著作集》，則有助于讀者從經濟史角度理解晚明社會的變遷。然而，在明清易代的劇變之中，一個個具體的人又是怎么樣生活的呢？

南開大學青年教師朱亦靈的新著《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紳的日常生活與明清鼎革》，便是對這個問題的誠意解答。他依托嘉定文人侯岐曾一年有半的詳盡日記，結合傳播學、醫療社會史及統計學等方法，從日常生活視角還原了這位“明遺民”竭力求生的掙扎與赴死的不甘末路，并探討了明亡清興之際江南士人普遍面臨的命運與抉擇。為了幫助廣大讀者走近侯岐曾其人其世、了解作者的治學心路，我們邀請到朱亦靈老師對若干相關問題進行了回答，詳見下文。也歡迎廣大讀者在評論區留下您的問題或讀后感。

01

《覆巢之下》一書源于您的碩士論文，您是因為什么原因在數年后將之擴寫成書？

《覆巢之下》由我的碩士論文修訂而成。學位論文的寫法可以是數篇專題論文的整合，也可以較具整體性，寫出來就像一本書，我更偏好后一種寫法。2019年夏碩士答辯時，幾位校內答辯委員表示文稿今后可考慮修訂出版。但讀博三年學業緊張，無暇抽身他顧，只能將修訂工作擱下。直到2023年中，拙稿獲評天津市優秀學位論文，三位校外推薦專家也做出了類似評價。我就不再猶疑，決心尋機出版了。2022年底，中華書局的編輯老師已問我是否有出版博士論文的意向，我慮及博論草成、尚需修訂，惟有暫且辭謝。此時出版碩論的決心既定，便就此事洽詢編輯，很快就《覆巢之下》的出版與中華書局簽訂了合同。

嚴格來說，從碩論到成書不是“擴寫”，而是“縮編”。碩論原稿為26萬字，修訂后縮減為近21萬字。刪節的部分主要是一些贅冗或沒有把握的論述，以及不少過分刻板而“學究氣”的起承轉合，并未破壞原稿的結構與核心觀點。在“減”之外亦需有“增”，具體而言，是緒論、結語與第一章基本重寫，第五、六章因須將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重新并入，內容又涉及“大歷史”，故也改動較多。二、三、四章修訂較少，主要是文字潤色，兼有史料與學術史文獻的增補。希望最終呈現出的樣貌，是一部具有一定可讀性的學術著作。可讀性雖然不是評判學術著作價值的主要標準，但《侯岐曾日記》的故事既已如此完整而精彩，倘若研究成果缺乏可讀性無疑是可惜的。正如孔飛力所言，如果研究者把一段好故事反而講得無聊，是對史料的浪費。

02

有關嘉定侯氏的前人研究已有不少，如《易代：侯岐曾和他的親友們》《第一等人》《嘉定忠臣》等。您覺得《覆巢之下》有什么創新之處？

在明清之際的士人家族中，嘉定侯氏確實較受今人關注。鄧爾麟教授1981年著《嘉定忠臣》是研究明清之際江南社會的經典之作，特別是對抗清運動進行區域社會史的解讀尤具前瞻性。不過，是書對侯岐曾著墨甚少，一些論述在今天也有待商榷。《嘉定忠臣》出版后，直到我撰寫碩士論文的2018—2019年冬春之際，除張乃清先生《上海鄉紳侯峒曾家族》外，市面上未見一部研究嘉定侯氏的專著。我當時已在網上讀到周絢隆先生為《侯岐曾日記》撰寫的四篇札記，這四篇札記文筆引人入勝，更兼考訂精詳，對我了解侯家親友的身份與關系網絡有很大幫助，節省了許多自行考證的功夫，可以將精力放到對日記文本的解讀上。之后雖又涌現一些新的研究，但時至今日，拙作《覆巢之下》的研究視角、內容與前人著述仍有較大差異。首先，避免將侯岐曾描繪為傳統的明末殉國者形象，而是力在還原他作為一個亂世之際普通士紳的面貌。其次，以日常生活為觀察視角，對前人相對忽視的侯岐曾的消閑、醫療、社交、謠言傳播均展開解讀，繼而對前人關注較多的追索危機與復明運動再作發覆。如果說日常生活是庸常重復的“小歷史”，追索危機與復明運動則是關乎地方治理與王朝戰爭的“大歷史”。但如果缺乏對前者的深入了解，對后者的宏觀把握也容易失焦，這是本書將研究重點放在“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意。至于具體論述有何創見，還是要更多地交給讀者來評判。

03

近年來日常生活史的潮流方興未艾，您在《覆巢之下》中，是如何運用日常生活史范式的？

作為“范式”的日常生活史，既通過具有重復性的日常生活觀察歷史的深層結構，也旨在以日常生活為“接點”聯通其他領域，還原歷史的完整與鮮活。因此，《覆巢之下》將侯岐曾的日常生活歸納為消閑娛樂、疾病醫療、社交關系、政治活動等若干專題，依托《侯岐曾日記》中的生活細節，分別與相關專題的學術史對話，試圖得出一些新見，亦旨在避免行文流于對生活狀態的平面化敘述。比如，第三章通過侯岐曾與疾病的斗爭，反思傳統醫療文本對士大夫家庭醫護活動的刻板描述，并探討明清士人與慢性疾痛的糾葛；第四章由侯岐曾的社交關系，重新評估了晚明士紳社交網絡“下移”的程度；第五章由侯家的追索危機，辨析士紳利用“非正式制度”抗衡國家機器的能力與限度；第六章借侯岐曾親友圈誤信謠言，對清初江南的社會心態試作一窺，等等。這些探討不止是對相關研究議題的“旁敲側擊”，也嘗試表達這樣一種觀念：日常生活不是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宏觀研究“挑剩下”的細枝末節、雞零狗碎，而是有助于反哺后者、更新既有認識的寶貴資源。

也需要指出，專題化的解讀僅便于論述集中，不意味著要分解歷史人物原本完整的日常生活。侯岐曾的家國創傷與恐懼破家的危機心態，是他從事日常活動共同的心理底色。對這一心理展開多層次的解讀，可以說是貫穿全書各章的暗線，意在將不同生活史研究的專題予以彌合，盡量還原日常生活自身的完整性，也引導出侯岐曾的悲劇命運。讀者所希望看到的，也應該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侯岐曾，而不是被社會科學器械拆解后的一堆研究碎片。

04

《覆巢之下》的寫作主要依靠的材料是《侯岐曾日記》。對于日記類文本的可信度和利用價值，您如何看待？

史學研究素來重視日記，將其視為與檔案、文書價值相若的一手史料。對人物研究來說，傳主本人撰寫的日記較多反映了自己的真實性情，也多能披露其他資料所不見的歷史細節，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明清之際的文人好寫日記，但存留至今者應不超過二十部，此時的日記可以說是珍貴史料，都值得細致解讀。但每部日記的性質未必相同，自我定位也可能有很大差異，這就影響了自身的可信度和利用價值。例如，明末有很多修身日記需要給同道中人傳閱，用來“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期精進道德修為。還有一些日記寫出來就是給別人看的，作者或為后世存史，或為打造自己的“人設”。因此，這些日記有多少可信度，就需要逐一辨明。另一些日記屬于私密日記，寫作時不打算給別人看，更不考慮在后世出版，比如晚清廣東官員杜鳳治的日記，可信度大概更高一些。至于本書依托的《侯岐曾日記》，性質應在公開日記與私密日記之間，且更偏向后者。侯岐曾在鼎革之前本來沒有寫日記的習慣，鼎革后寫日記的初衷是給后人著史保存記錄，打算日后公開，因此日記中還存留了不少他給親友的信札和對社會的觀察，大大豐富了史料的層次感。不過，文本一旦誕生，多少會超出作者的控制。侯岐曾主觀上希望將日記作為后人著史的參考，又不禁將日記作為記錄生活和情緒發泄的手段，不經意間透露了大量私密的生活細節。他對此也有察覺，希望日記務必從略，但沒能實現。簡言之，《侯岐曾日記》可謂“公私兼顧”，也反映出日記的公私之分并沒有那么絕對，不同時代不同日記的可信度與價值也都是獨特而相對的，需要根據研究選題分別研討，未必能得出一個總括性的結論。

05

侯岐曾雖然不愿意親身參與復明運動，卻放任子弟與謀，您覺得他的這種心態是首鼠兩端，還是心存僥幸？

侯岐曾為何對子侄參與復明運動采取“放任”態度，各方文獻并未明言，只能據少量線索做一點推論。他曾感嘆“倖事不可輕圖，匪人不可誤托”，多少反映出此舉出自僥幸心理，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侯岐曾只能保證自己不參與復明運動，而對二子一侄（特別是喪父亡兄、復仇意志強烈的侄子侯玄瀞）的活動或許無力嚴格約束，只能寄希望于不要出事；第二是侯岐曾另有一些需求一時超過了對政治風險的顧忌。例如，侯玄瀞想向南明政權上疏陳情，對其父侯峒曾予以褒恤，侯岐曾起初慮及安全問題，并不同意，直到后來因事機“萬不可待”才松口。侯岐曾為何轉變態度，與他同樣渴望兄長峒曾被南明朝廷褒恤應有很大關系。這是很多明遺民共同的心態，即希望為死于抗清戰爭的親友向更高層次的政治權威“討個說法”。諸南明政權覆滅后，遺民轉而努力影響清朝官方的歷史書寫，最終促成了乾隆朝對前明“忠烈”的集體贈恤。

06

《覆巢之下》結尾侯岐曾的死，固然并非早有預謀的殉道，但其中到底有幾分是一時沖動、幾分是追索博弈導致的精神崩潰使然，抑或有更復雜的原因？

侯岐曾的死亡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結果，既有個人一時沖動的成分，也源于較長時間形成的心理結構。目前可以掌握的情況有以下幾點：

第一，侯岐曾在丁亥年的身心狀況都出現了明顯惡化，侯家所承受的追索危機愈演愈烈，自己的身體也沒有好轉，在《日記》中情緒低落、失控的時刻更多了，構成了他做出極端行動的基本心理背景。

第二，“松江之變”失敗后，清朝又開始窮追“通海案”，侯岐曾深知子侄涉足其中，必難幸免，已經惶惶不安，束手無策。隨后侯岐曾貿然決定藏匿陳子龍，不排除是滅頂之前的意氣用事、放手一搏。

第三，由于侯玄瀞“通海”事發，侯氏的二度破家幾乎不可避免，但侯岐曾的死亡卻不是必然的。如果說侯岐曾藏匿陳子龍尚可歸為血氣所激，但他在被捕后的言行堪稱主動求死，與他在丙丁之際表現出的強烈求生意志形成了劇烈轉折。這就不能簡單地將岐曾之死歸結為一時沖動，需要考慮其人長時間形成的心理結構。

以上三個情況彼此應存在互動，但互動機制為何，各占幾分比重，是一個重要卻難以給出確鑿答案的問題。因為歷史學只能依托少量殘缺史料，而無法像心理學一樣，對研究對象的心理狀況當面做出翔實而個性化的調查，只能是試作蠡測罷了。

07

《覆巢之下》中對醫療社會史、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方法的運用，豐富了闡釋的維度。您能否講講在歷史學研究中運用跨學科方法的心得？

近年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蔚成潮流，如醫療史、科技史、環境史等，均已形成十分成熟的研究模式。與之相比，《覆巢之下》大概談不上是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只能說是運用“拿來主義”，從其他學科中汲取營養，借用了一些概念和理論而已。日常生活的面向十分多樣而復雜，《侯岐曾日記》所涉疾病醫療、社交網絡、謠言傳播等議題要想得到合理的闡釋，都不是運用傳統的乾嘉考證學所能解決的。社會科學既對這些議題早已形成了相關的概念界定與理論模式，例如謠言的定義、傳播原因、傳播模式等，歷史學者不妨適當參考或挪用。借用到什么程度，需要以史料呈現的信息為衡量標準。歷史學首先是史料之學，如果社科理論可以較好地解釋手頭掌握的史料，不妨暫以理論為基礎，打造初步的研究框架。如果理論與史料存在明顯抵觸，自己的論述就必須從史料出發，大膽突破理論的設限，乃至進一步嘗試理論的修訂和重構。倘若人為剪裁或扭曲史料，使之匹配現有理論，無異于削足適履。史料與理論在學者頭腦中的反復互動，或似鐵匠鍛鐵，使研究愈鍛愈堅，愈鍛愈精，在自我調適的過程中不斷走向體系化，向真正的跨學科邁進，這是我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08

《覆巢之下》的主人公侯岐曾是您長期研究的人物，他所展現出的面相頗為復雜。您曾自述對嘉定侯氏懷有“溫情和敬意”，那么您現在對侯岐曾這個人懷有一種怎么樣的感情？

有關對侯岐曾懷有的感情，我在后記中寫道：“對于筆下的嘉定侯氏，我自然懷有‘溫情與敬意’，但這份情感僅僅出于職業要求，并不超過對明清之際其他普通人的同情。獨研侯氏而暫不著眼他人，只是因為《侯岐曾日記》的性質特殊。”我從初次接觸侯氏史料開始，這一立場始終沒有變化。對研究對象懷有同情與理解，是希望在平等尊重對方人格的前提下，盡可能了解歷史人物行動的真實邏輯，而不是秉持某種后見之明做出居高臨下的粗暴判斷。但除此之外，研究者更需要秉持高度的清醒和自律，自覺與歷史人物保持一定距離。如果感到自己與古人已經“日久生情”乃至“心意相通”，往往需要提起警惕。學者對研究對象產生的特殊情感，如果導致對史料的裁剪和偏信，對研究可能是致命的。這些年來，我雖能更加真切地理解侯岐曾治生的不易，但也努力不生發出多余的情感，以免干擾《覆巢之下》的核心論斷。也正因此，本書對侯堯封、侯震旸、侯峒曾、侯岐曾等侯氏男性尊長以及侯家的興盛之路，均提出了一些與傳統觀點有異的觀察。

09

您在博士階段的研究聚焦于江南抗清運動，那么，回過頭來，您是怎么看待侯岐曾這個人在明末清初的江南社會和抗清運動中的位置的？

對《侯岐曾日記》的研究，讓我對明清之際公私文獻之間的張力形成了直觀認識，隨之產生了重新解讀江南抗清運動這一宏大事件的最初靈感。但在博論草成后回頭來看，侯岐曾在明末清初江南社會與抗清運動中仍不算重要人物，在可預見的未來大概也不會變得更重要。侯岐曾平生引以為豪的選文事業，輻射范圍仍主要限于蘇松一帶，他在江南抗清運動中也僅僅擔任了前明江南副總兵吳志葵的幕僚，屬于被邊緣化的人物。但是，侯岐曾在當今的研究價值并不取決于他的歷史地位，因為《侯岐曾日記》的豐富細膩已讓我們窺見了許多有關明清之際不為人知的歷史面向，也有助于我們調整對時代整體的認識。從“小人物”發現的“大歷史”，不僅震撼人心，也可啟迪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