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超級巨星的誕生

作者：Pamela Hutchinson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Sight & Sound

（2022年8月25日）

英格麗·褒曼在好萊塢的謝幕比她的出場要戲劇性得多，當然名聲也更盛。1949年，憑借《卡薩布蘭卡》（1942）、《煤氣燈下》（1944）以及與希區柯克合作的《愛德華大夫》（1945）、《美人計》（1946）和《風流夜合花》（1949）等作品在好萊塢站穩腳跟之后，這位瑞典影星遠走意大利，與她欣賞的導演羅伯托·羅西里尼合作。

在《火山邊緣之戀》（1950）的拍攝現場，欣賞演變成了愛戀，已婚的褒曼與羅西里尼開始了一段戀情，并懷了孕，這在美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丑聞。褒曼失去了她與丈夫彼得·林德斯特倫所生女兒的監護權，而且這一爭論隨著兩人的離婚和褒曼（與羅西里尼）的迅速再婚愈演愈烈。

《火山邊緣之戀》

在被媒體譴責為糟糕的榜樣之后，褒曼飛回了歐洲，宗教團體也痛斥她的行為「美化通奸」，此外，頗有影響力的參議員埃德溫·C·約翰遜給羅西里尼貼上了「吸毒者」和「臭名昭著的納粹合作者」的標簽，并大聲疾呼：「從英格麗·褒曼的骨灰中會生長出一個更好的好萊塢。」

不過在演藝界，丑聞往往不會被討論太久。暌違六年，褒曼以《真假公主》（1956）宣告回歸美國銀幕，而且這個角色為她贏得了第二座奧斯卡小金人。1972年，參議院為那次惡毒的攻擊進行了正式道歉。

《真假公主》

2015年，斯蒂格·比約克曼敏銳的紀錄片《英格麗·褒曼口述實錄》忠實地呈現了這位演員的污點，以及這一事件對她與孩子們的關系所加劇的困難，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并不是它的唯一重點。這部影片由褒曼的日記和信件（由艾麗西亞·維坎德配音）以及她豐富的家庭電影片段構成，也揭示了她職業生涯的迷人開端。

褒曼早年的經歷不僅展現了她作為一個演員的雄心壯志，而且揭示了她將工作和家庭生活分開的態度，以及她在好萊塢首次亮相所持有的平靜與自信。令人高興的是，褒曼早期在瑞典電影中的表演也讓我們得以一窺她以后將在諸多成功的英語電影中的風采。在她的職業生涯因丑聞而動搖的幾年前，褒曼的形象就已經顯現了，她是一個私下里非常獨立的演員，最擅長扮演有秘密不敢說的神秘女人。

《英格麗·褒曼口述實錄》

褒曼1915年出生于斯德哥爾摩。她的瑞典父親尤斯圖斯是一位藝術家和熱衷于攝影的人，德國母親弗里德爾在她出生前不幸失去了兩個嬰孩。褒曼是以瑞典皇室中剛學會走路的公主英格麗德（譯者注：兩人的英文名均為Ingrid，文中取通用的中文譯稱）的名字而命名的，她的父親則從一開始就用照片記錄她的生活。褒曼對自己的傳記作者夏洛特·錢德勒開玩笑說：「我也許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出鏡最多的孩子。」

褒曼剛滿兩歲時，母親就去世了，當時她還太小，無法理解這種創傷，但她后來將其描述為 「生活在一種痛苦之中」，這種痛苦「開始得如此之早，如此根深蒂固，只不過我沒有立刻意識到。」在整個童年時期，褒曼的父親一直在為他唯一的孩子拍照和攝像，年輕的褒曼很喜歡跳舞，并且在鏡頭前表現得非常放松。

1929年，褒曼13歲時，父親死于胃癌，她這次的失落感就強烈了許多，并讓她不得不搬到親戚家去住。

15歲時，褒曼在一家電影制片廠找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擔任臨時演員。她寫道，進入攝影棚「感覺就像走在圣地之上」，她發現這種經歷是如此令人興奮，以至于她想一直留下來，而且她在回家的路上還化了鮮艷的妝容，這樣一來，任何人看到她時都會知道她參演了電影。比約克曼的紀錄片中再現了《國際比賽》（Landskamp，1932）的一張劇照，褒曼站在一列臨時演員隊伍的尾部，伸長著脖子，可能是為了確保自己的臉出現在鏡頭中，或是為了欣賞神圣的攝影棚的景觀。

20世紀30年代初，瑞典電影業穩定而多產，盡管它失去了兩位對其20世紀20年代初的黃金時代至關重要的導演——維克多·斯約斯特洛姆和莫里茲·斯蒂勒——以及星光熠熠的葛麗泰·嘉寶。褒曼迫不及待地想成為其中的一員，當她還在皇家戲劇學院學習時，她就向她的花商叔叔貢納爾請求了幫助。

貢納爾叔叔的客戶之一是演員兼導演卡琳·斯萬斯特洛姆，她當時擔任著瑞典電影工作室（Swedish Films Studio）的藝術總監一職。貢納爾說服斯萬斯特洛姆給了褒曼一次試鏡的機會，那是一場詩歌朗誦，她用自嘲的語言描述了這一經歷。「卡琳看著我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夸張地表演，」褒曼在回憶錄中寫道，「她看起來并沒有覺得不舒服，所以這不算是一個糟糕的開始。」斯萬斯特洛姆不僅沒有感到不適，甚至為褒曼安排了一次與導演古斯塔夫·莫蘭德的試鏡。

當她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自己時——盡管她在鏡頭前很放松，但褒曼仍然感到震驚和失望。「我看起來不怎么樣，對嗎？」她對莫蘭德說，「如果我再多拍一些電影，可能會表現得更好。」莫蘭德讓她放心，并且告訴她，她的魅力在電影中發揮得很棒，「你有很大的潛力。」

盡管如此，她還是因為這種自我批評和樂觀主義相襯的個性而聞名于制片廠，幾乎每一次拍攝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她被工作人員戲稱為「慢熱者」（Betterlater）。十多年后，在接受她因《煤氣燈下》獲得的第一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時，她表達了相似的觀念：「我希望自己未來能夠配得上它。」褒曼認為莫蘭德教會了她如何收斂情感，而且給了她務實的建議：「永遠做自己，永遠記住臺詞。」褒曼后來與他在瑞典拍攝的幾部電影也位于她最好的作品之列。

《煤氣燈下》

不過，褒曼參演的第一部有聲電影《門克布洛的伯爵》（1934）并非出自莫蘭德之手；這個任務落在了埃德溫·阿道夫森身上，他是一個著名的調情者，當時試圖將褒曼從她與林德斯特倫的曖昧中引開。這是一部喜劇片，褒曼扮演了一個歡快的女仆，被一個迷人而神秘的小混混追求。褒曼顯得風趣可愛，但當她與男主角同場出演一場愛情戲時，她表現出了一絲她在《卡薩布蘭卡》中所扮演的角色伊爾莎身上帶有的矜持和激情——恐懼與戀慕和欲望交織。

褒曼在片場往往如魚得水，她能夠喚起復雜的情感，而不是局限于戲劇舞臺的舉止習慣。許多評論都贊揚了她，認為她是一個才華橫溢和充滿自信的演員，盡管身高5英尺9英寸的褒曼記得最清楚的是那些刺耳的評論，說她「略胖」和「魁梧而且很自信」。她那條花哨而不討喜的條紋裙可能是造成這種印象的主要原因。

《卡薩布蘭卡》

很快，褒曼就與瑞典電影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每天75克朗薪資，而且還有一項紅利——也許對一個19歲女孩來說尤為重要，那就是她可以保留自己在電影中穿過的所有衣服。不出所料，她在戲劇學院的校長（也是莫蘭德的弟弟）對此感到非常震驚，但褒曼已經決心在電影行業工作，并安慰自己說，電影公司的酬勞將能讓她支付更多戲劇課程的學費。

不知是因為這些課程的經驗累積，還是褒曼本人的完美主義，她的事業在瑞典電影公司進展得非常順利。在瑞典，她成了一個明星。「我喜歡在鏡頭前感受到的自由，」褒曼在1935年寫道。「我希望自己沒有犯錯，有一天能成為一名偉大的演員。」她讀到了一些關于她的表演的評論，大都是贊美之詞，但她害怕自己過于相信它們。「有傳言說我是當時最偉大的天才演員……我希望自己不會變得虛榮。」

1936年，她拍攝了一部最終將她帶入好萊塢的電影。盡管褒曼此前已經與莫蘭德合作了好幾部電影，但《寒夜琴挑》才是她才華的展示平臺。「《寒夜琴挑》是為她而拍的，」莫蘭德說，「但這部影片功不在我。是褒曼使它大獲成功。」

在這部影片中，褒曼扮演鋼琴教師安妮塔，她愛上了學生的已婚父親，一位小提琴手。這對褒曼來說是一個美妙的角色，劇情呼應了她自己在獻身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的沖突——這些問題在這個時候才剛剛開始顯現。扮演安妮塔的褒曼既甜美、少女，但也可以——在彈鋼琴和浪漫的場景中——欲火焚身。而且還有時髦的服裝、迷人的妝容和徘徊的特寫鏡頭來展示她的最佳優勢。

《寒夜琴挑》

莫蘭德的電影充滿了抒情性和復雜的情感，激發出了冷酷與熱情的男女主角之間的化學反應。與褒曼演對手戲的是格斯塔·埃克曼，他是一位傳奇的、相貌英俊的戲劇和電影演員，褒曼此前與他合作過一次，而且在專業角度上對他十分崇拜。《寒夜琴挑》和褒曼在其中的表演，受到了瑞典和世界各地的評論家的熱烈贊揚。現在，「慢熱者」小姐完全有能力雄心勃勃了。

褒曼一度回到了舞臺，然后開始挑剔她接到的那些電影角色。在莫蘭德的《僅有的一夜》（1939）中扮演另一個「天真少女」型的角色之前，褒曼要求嘗試一些新的東西，要求先在這位導演的《女人的面孔》（1938）中扮演一個毀容和痛苦的角色。

褒曼在影片中扮演的安娜是一個惡毒、無情的罪犯，臉上因燒傷而留下了猙獰的疤痕。褒曼的面孔被膠水、化妝品和植入在她臉頰的支架扭曲了。盡管面孔被毀，但褒曼的姿態仍然很優雅，她的表演犀利而令人不寒而栗。隨著影片的進行，安娜接受了整容手術，五官也變得光滑，褒曼也表現出她的性格逐漸變得柔和。不過，總體上這是一部冷峻的室內劇，也是褒曼在《煤氣燈下》中所刻畫的心理恐怖的先驅。

《女人的面孔》

褒曼對這部電影的反響很緊張（「這是我從未嘗試過的角色，我想知道觀眾看到我扮演這么一個可怕的女巫時，他們會怎么說」），但她完全多慮了。安娜只是她擅長扮演的那種憂愁的、神秘的女人的丑陋版本。1941年，米高梅公司翻拍了《女人的面孔》，由瓊·克勞馥擔任女主角，并改了一個更快樂、更簡單的結局。

褒曼的下一個大膽舉動就更具風險了。瑞典的電影業已經不能給她想要的一切。「我從來沒有想過一直留在瑞典，」她寫道。「這個國家位置太偏遠了，而且太小。我想去一個大地方。」1938年春天，褒曼與林德斯特倫完婚，并懷有他們的女兒皮婭，她與德國的烏發電影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如果說褒曼在簽署文件時對德國的政治形勢還很天真，那么當她到達柏林時，事實就相當赤裸了，她很快對自己的決定感到后悔。在回憶錄中，她提到：「我很快就知道，如果你能在電影界有一席之地，那么你肯定納粹的一員。」

她在烏發電影公司拍了一部電影，這是一部旨在開啟她的國際事業的作品（「讓我走向成功的一座橋」），她在片中扮演四位年輕的女性平面設計師中最有魅力的一位，她們共同創立了一家的公司，同時各自經歷著不幸的浪漫經歷。《四位女伴》（1938）由卡爾·弗洛里希執導，它是明亮的喜劇、軟弱的女權主義和浪漫劇的混合體，其中穿插著1930年代末柏林凄美的街景。

《四位女伴》

盡管在語言方面仍存障礙，但褒曼在《四位女伴》中的表演非常出色，而且這是一部迷人的電影。然而，由于對她在柏林的所見所聞感到擔憂，褒曼回到了斯德哥爾摩生孩子，違背了對烏發電影公司的承諾，即便沒有正式取消她的合同。褒曼后來表示，她當時懷有的為烏發電影公司的愧疚促使她在二戰期間為美國軍隊提供志愿服務，即在電視傳記片《一個叫果爾達的女人》（1982）中奉獻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謝幕表演，該片講述了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的故事。

在闖入德國電影界失敗之后，褒曼回歸了家庭，有丈夫和孩子在側，并開始考慮一種比她最初夢想的更安穩的生活。但是，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寒夜琴挑》正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施展它的魔力，盡管之前已經有「電影世界中心」拋出的橄欖枝，但接下來的這次邀約則不同尋常。

制片人大衛·O·塞爾茲尼克當時派了紐約辦事處的負責人凱·布朗去搜尋那些適合翻拍的歐洲電影——她沒花多長時間就找到了《寒夜琴挑》。在布朗位于公園大道的公寓里操作電梯的男孩是瑞典移民，而他的父母非常喜歡這部電影，他知道布朗當時在找素材，就把父母對影片的贊美之詞轉達了出來。于是布朗看了這部電影，但并沒有留下深刻印象。「我向大衛匯報了將《寒夜琴挑》作為故事素材的可能性，但我并沒有過分激動，」她后來回憶說。「但我簡直迷上了片中的那個女孩。我認為她是一切美好事物的開始和結束。」

《寒夜琴挑》

塞爾茲尼克的反應卻不同。他認為《寒夜琴挑》是「世界上最好的銀幕故事之一」，但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喜歡上褒曼。他的兒子記得他當時抱有各種各樣的擔憂：「她不會說英語，太高了，名字聽起來太像德國人，眉毛也太粗了。」當塞爾茲尼克最終改變主意時，布朗被派往瑞典與褒曼簽約。當布朗第一次試圖打電話給她時，她正在產房里生下女兒皮婭，而林德斯特倫簡單地回話道：「褒曼小姐現在很忙，不方便通話。」

于是布朗親自登門拜訪，并在那里發現了——用褒曼自己的話來說——「一位剛生完孩子的女演員」，她在談合同的時候平靜地坐在那里織毛衣。褒曼拒絕了傳統的七年合同，但同意了翻拍《寒夜琴挑》（1939年），而且由萊斯利·霍華德扮演她的愛人。褒曼在此次合作后立即返回瑞典拍攝黑色浪漫片《六月之夜》（1940），但塞爾茲尼克很快以五年的合同將她吸引回來。

《六月之夜》

好萊塢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一直是褒曼的家。當她獨自乘船前往美國時——她的家人后來也跟過去了——她很高興能夠獨立，并確信自己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她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有一天晚上走在交叉路口時，一個陌生人錯誤地評論說，她不可能成為一個演員，因為她太高了。褒曼沒有去答話，而是內心默念：「他對我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