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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富爾馬林
編輯|富爾馬林
一個在大城市退休的老工程師,每天晨練打太極,回家刷刷手機、看看理財,銀行卡每月進賬五六千。
同一個國家里,一個干了一輩子地的農村老人,早上五點去菜市場擺攤,到中午累得直不起腰,月底一算,所謂“養老金”,一兩百塊,連城里人補個手機套餐都不夠。
這種說法出來的時候,很多人臉不紅心不跳,仿佛過去幾十年的中國,不需要糧食,不需要水利,不需要公糧,不需要鄉鎮企業,也不需要農民工托底經濟。
結果今年一開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出來說了一句話:農民養老金,必須漲,特別要對高齡農村老人更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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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的農民一輩子
說農民養老金的時候,很多人習慣只盯著一個冷冰冰的數字:一百多、兩百多。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全國絕大部分人口是農民,官方統計接近九成。也就是說,大多數家庭往上追三代,村口那塊地、水渠邊那片田地,跟你家是有關系的。
但凡承認一點常識就知道,一個國家要搞工業、建城市、修路修橋,第一步得先吃飽、喝上水、守得住地。誰來干?不是寫方案的人,是下地的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國鋪開大規模水利建設,當時什么工程車、挖掘機,想都別想,很多地方就是靠肩挑背扛、人拉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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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渠的故事已經被說爛了,但數字放在今天再看,依然扎眼:
一條渠,拉出來有一千五百公里長,三十多萬人上山干活,硬是削掉一千多座山頭,鑿通兩百多個隧洞。
那時候不講施工補貼,不包吃住,農民自己背口糧上山,山崖上支個棚,石頭壘個窩,下雨就是潮床,冬天就是冷炕。
每天從早干到晚,開山炸石出點差錯,殘疾就是一輩子的事。可真出事的工地,抱怨聲比現在少得多,更多的人就是咬咬牙接著干。
幾十年過去,現在很多人自來水一開就有,灌溉渠一放閘就通,覺得理所當然。可要是把那條渠上,早年留下來的一塊塊紀念碑翻出來看,就會發現,能刻上名字的只是少數,更多人把力氣和身體一起留在了山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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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今天大多已經是七十歲往上的高齡老人,很多就住在你印象中“很遠”的那個小山村,手里拿著的,就是那一百多塊的養老金。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要開始往前沖了,技術要買,設備要引進,錢從哪兒來?
農村推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不再等著集體分飯,直接對著土地算賬,自己種、自己賣,產量上去了,剩余出來了。
在這基礎上,全國冒出了兩千多萬家鄉鎮企業,村辦廠、鎮辦廠、縣里的小工廠,把大量人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做服裝的、做五金的、做小電器的,產品一部分進城,一部分出口。
外匯怎么積累起來的?很大一塊就是這些“小廠”一點點掙的。那時候沿海很多地方都在講一個詞:創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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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拿著這些錢,去買技術、買設備、學工藝,支撐起后來的工業升級。
換句話說,中國從“什么都缺”走到“有東西可以往外賣”,農民和鄉鎮企業給的底氣很足。
再看近一點,2008年全球次貸危機爆發,外循環突然變冷,南方那幾年的工廠倒閉數字擺出來很嚇人,官方披露的數字是六萬多家企業關門,幾千萬打工者失業往回走。
貨已經堆出來了,賣不出去怎么辦?那幾年國家推了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家電下鄉。
電視、冰箱、洗衣機,城里人早有了,真正被當成“新東西”的,是農村普通家庭。農民花錢買回去的是家電,同時也把一部分過不去的產能接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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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金越漲差距越大?
最近幾年,很多人聽到一個詞:養老保險并軌。
字面意思很好聽,大家進同一個大盤子,程序上做到統一管理。
但如果只看結果,很多農村老人會有一種很直觀的感受:制度好像離自己近了,錢卻沒怎么多起來,反而跟城里人的差距越來越大。
城市里,不少機關事業單位或大型國企的退休老人,每月拿到的退休金,四五千的很常見,待遇高一點的,超過一萬也不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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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每年養老金調整,按3%到5%的比例走,數字會非常直觀:
一萬塊月養老金,漲3%就是三百,漲5%就是五百,多出來的金額已經超過很多農村老人一個月總收入。
而農村這邊,基礎養老金本來就不高,有的地方一百多,有的稍微好一點兩三百。
同樣是3%到5%的漲幅,算出來就是幾塊錢到十來塊。對一個原本高收入的退休老人來說,這點增幅幾乎感覺不到生活變化,但對本來就很難的那一撥人,這點錢連一袋好點的大米都不夠。
這時候,鄭功成的那句話,點到了關鍵:基本養老保險不該成了幫高收入者多加一層保護傘,而應該在有限資源中,優先向低收入、弱勢群體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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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更生活化的說法:
一個本來就吃得很飽的人,再多加半碗飯,撐的是心情;
一個本來就吃不飽的人,多加一碗飯,才是命。
說到底,養老金不是一個純技術的財務數值,而是寫在每個老人晚年生活里的“國家態度”。
如果一個制度的設計,讓一個已經很舒服的人更舒服一點,而讓一個本來就艱難的人只覺得“象征性照顧”,那這套機制再標準,也很難讓人服氣。
很多人會說,退休金差距本來就是工資差距的延續,高收入崗位責任大、學歷高、貢獻也大,收入高點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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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從“職業報酬”角度看沒問題,但養老金只盯著“原工資”的邏輯,在農民這個群體上就完全說不通。
農民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單位”,很多人一輩子壓根也沒拿過一張正式的工資條,貢獻是通過糧食、土地水利建設、參與鄉鎮企業等形式一點點堆上去的。
如果只按“是否有正式繳費記錄”“是否有單位補貼”來決定晚年保障水平,這個群體天生就吃虧。
越來越多的專家在談“適度傾斜”“重點照顧”,背后其實就是一句大白話:
給那些已經退休、且一輩子幾乎沒享受過什么福利的農民,多加一點保障,爭取別讓他們老了還要為一袋大米算計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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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遠看,這樣的調整,對整體社會也并不是負擔,反而能提高年輕人敢生、敢養、敢消費的信心。
當養老問題不再是壓在每個家庭頭上的最大陰影,很多關于婚姻、生育、生活規劃的選擇,都會更理性、更從容。
說回眼下,農民養老金漲不漲,怎么漲,漲多少,不只是財政賬。
在很多農村老人眼里,一兩百塊漲到五百、一千,不是從“窮”到“富”,而是從“被動求助”到“可以體面一點生活”。
哪怕只是一碗多加的菜、一件新買的外套、一冬天不用反復猶豫要不要開電暖器,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具體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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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養老金怎么補,才能對得起這幾十年
國家在關鍵時期,需要吃的、需要人扛活、需要有人撐就業的時候,農民從來沒有缺位過;
等到他們自己老了,很多人卻在制度邊緣打轉,拿著勉強糊口的養老金,還在替子女省錢。
所以,鄭功成提出要給農民漲養老金,尤其要照顧高齡農民,這話之所以“全網共鳴”,不是說這觀點多新,而是說出來的時間已經晚了太多年。
真正讓人糾結的,是這件事情該怎么落地,落到什么程度,才算對得起農民這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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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紅旗渠的那代人、干大集體的那代人、最早參與家庭聯產承包的那代人,現在基本都在七十歲以上,很多已經接近八十甚至更高齡。
這一撥人,有個共同點:年輕時收入低、社會保障體系又不完善,人生大部分時間都跟“福利”這兩個字沒太多關系。
養老金政策真正開始鋪開的時候,他們已經年紀不小了,能累計起來的繳費年限本來就不長。
如果今天光是用統一規則去看待所有老人,不考慮他們在歷史上的起點差異,那高齡農民幾乎不可能補回什么。
因此,專門對高齡農民開一個更有力度的傾斜口子,不僅合理,而且緊迫。再拖幾年,很多人可能連享受的機會都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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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養老金是兜底線的關鍵,這部分若長期停留在一兩百的水平,無論制度設計多復雜,對當事人來說就一件事:不夠花。
在財政承受范圍內,逐步提高基礎養老金的標準,尤其是在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先走一步,既是現實需要,也是政策信號。
要讓農民真實感受到,國家不是只在口頭上說“不能讓你們吃虧”,而是愿意在賬面上多寫幾個數字。
同時,調整養老金結構,不能只是“統一漲幅”,更需要“有差別的更快一點”。
對本身待遇已經比較高、生活壓力不大的群體,可以維持穩健的小幅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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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農民等低收入退休群體,適當增加定額調整的比例,讓他們在絕對數上看得到改善。
從統計報表上看,可能是一串調整系數的變化;但對日常生活中的那個老人,就是每個月多幾袋米、多幾次肉。
這種微小但實在的變化,才是真正能打動人心的政策。
有人擔心,給農民漲養老金,會不會擠壓其他方面的財政空間。
這當然需要精細測算,但也要看到,農民養老金并不是一個無限擴張的黑洞,而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群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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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國總量看,哪怕把農村基礎養老金整體抬高到一個更像樣的水平,帶來的財政壓力,也遠談不上不可承受。
國家記得你們流過的汗,也愿意為你們多扛一點晚年的風霜。
參考資料:#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 精神解讀:完善農村養老服務 關注精神需求+提高農民養老金
發布于 2026-02-03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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