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剛猛的薛岳有時候不給老蔣面子，為什么卻對陳誠尊重有加？

把日歷翻到1939年，就在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開打的前夕，第九戰(zhàn)區(qū)的指揮部里，吵架聲差點把房頂給掀了。

那個拍著桌子罵娘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薛岳。

看著蔣介石發(fā)來的那封要求撤退的電報，這位綽號“老虎崽”的狠角色根本按捺不住火氣，指著那個送信的特使鼻子大吼：“當兵的要是連地盤都守不住，還不如回家抱孩子，撤個屁！”

那個被薛岳噴得臉紅一陣白一陣、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的特使，來頭可不小——人稱“小諸葛”的白崇禧。

放眼整個國民黨軍隊，敢這么不把白崇禧放在眼里的，一只手都數(shù)得過來。

眼瞅著雙方就要動真火，搞不好要弄出將帥失和的大亂子，角落里一直沒吭聲的那位爺站了出來。

他也沒長篇大論，就輕飄飄說了幾句，剛才還像個火藥桶一樣的薛岳，居然像泄了氣的皮球，乖乖坐回椅子上開始談正事。

這個能把薛岳治得服服帖帖的人，叫陳誠。

這就奇了怪了：薛岳是個出了名的刺頭，蔣介石的賬他不買，白崇禧的面子他也不給，怎么偏偏在陳誠面前像個聽話的小學生？

有人說這是因為兩人“鐵哥們”。

這話對，但沒說到點子上。

在國民黨高層那個大染缸里，所謂的友誼比廁紙還薄。

薛岳對陳誠的那份敬重，扒開了看，其實是一筆算了三十年的政治賬，是你給我里子、我給你面子的生死交易。

這筆賬，得從1933年開始算。

那會兒的薛岳，混得那是相當慘。

回過頭看1927年，薛岳雖然是粵軍里的一員猛將，北伐路上也是一路砍瓜切菜，可壞就壞在他站錯了隊。

在上海那檔子事上跟蔣介石不對付，再加上老蔣本來就防著非嫡系的廣東幫，薛岳直接被打入冷宮。

從1927年熬到1933年，整整六年啊，別人都在搶地盤、擴充隊伍，薛岳卻在兩廣那一帶晃悠，手里沒兵，更沒仗打。

對于一個把岳飛當偶像、做夢都想立功的職業(yè)軍人來說，這種閑得發(fā)霉的日子簡直就是鈍刀子割肉。

這時候的薛岳，就是一把生了銹的好刀，急缺一個識貨的磨刀匠。

巧的是，1933年的陳誠，日子也過得提心吊膽。

雖說他是蔣介石的心頭肉、“土木系”的老大，可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時候，陳誠栽了個大跟頭，賠得底掉。

打了敗仗，面子上掛不住不說，在派系林立的國軍里，位置也開始晃悠了。

陳誠這時候面臨著一道選擇題：他手里有錢，老蔣也信他，可他缺一個真正能去前線拼命、能幫他把丟掉的面子掙回來的狠人。

看看手底下那些嫡系，要么資歷太老指揮不動，要么就是飯桶。

陳誠轉(zhuǎn)了一圈，目光落在了那個閑得在廣東曬太陽的“老虎崽”身上。

這招棋走得很險。

薛岳是雜牌軍出身，脾氣又臭，用不好就是引火燒身。

但陳誠心里的算盤打得精：要想啃硬骨頭，就得放餓狼。

于是，經(jīng)過羅卓英、吳奇?zhèn)ミ@兩個廣東老鄉(xiāng)的撮合，陳誠一拍大腿，直接跑到蔣介石面前給薛岳打保票。

他對老蔣就說了八個字：“忠勇可嘉，堪當大任。”

1933年5月，薛岳走馬上任第5軍軍長。

沒過多久，在薛岳當上第六路軍總指揮的大會上，陳誠當著大伙的面，把薛岳夸成了一朵花，說他“能謀善斷”。

這可不僅僅是發(fā)個官帽子，這是在給薛岳貼標簽。

陳誠是在向所有人宣告：薛岳是我陳誠的人，誰也別想動他。

這份雪中送炭的情分，薛岳記了一輩子。

但他對陳誠死心塌地，不光是因為恩情，更因為陳誠那一手漂亮的“馭人術(shù)”。

陳誠敢用薛岳，但他也沒傻到做甩手掌柜。

他在薛岳身邊安了一根定海神針——羅卓英。

后來薛岳當上第九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陳誠特意把羅卓英塞過去當二把手。

這一招，簡直絕了。

要是派個浙江籍的黃埔系去監(jiān)視薛岳，以薛岳那個暴脾氣，估計兩人三天兩頭得拔槍。

可羅卓英不一樣。

頭一條，他是廣東人。

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薛岳心里頭不抵觸，說話也方便。

再一條，羅卓英是陳誠“土木系”的鐵桿心腹。

他懂中央軍的規(guī)矩，能直接跟重慶那邊要錢、要糧、要炮彈。

這么一來，路就鋪平了：薛岳在前線只管殺敵，羅卓英在后面負責搞定后勤和人際關(guān)系。

既保住了薛岳的指揮權(quán)，又讓蔣介石和陳誠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這種恰到好處的分寸感，讓薛岳打起仗來那叫一個順手。

他心里明鏡似的，要是沒有陳誠在上面頂著，沒有羅卓英在旁邊幫襯，他這個雜牌司令一天都干不下去。

更讓薛岳感動得想哭的是，當他真捅了婁子的時候，陳誠是真敢拿自己的烏紗帽去堵槍眼。

1941年，第三次長沙會戰(zhàn)。

劇情跟以前差不多，蔣介石又想跑，薛岳也是個倔驢，死活不撤，甚至可以說又一次抗了命。

在講究“絕對服從”的老蔣手下，抗命可是要掉腦袋的。

關(guān)鍵時刻，陳誠干了一件別人都不敢干的事。

他沒想著撇清關(guān)系，反而在重慶的高級軍事會議上，當著老蔣和一幫大員的面，替薛岳求情。

他說：“伯陵兄愿意死在戰(zhàn)場上，請委座相信他。”

這話聽著輕巧，分量可重得很。

萬一薛岳打輸了，陳誠這就是“用人失察、縱容抗命”，是要跟著一起倒霉的。

陳誠這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賭薛岳的本事。

這種信任，對于薛岳這種老派軍人來說，那就是“士為知己者死”。

所以咱們能看到，哪怕薛岳連蔣介石的面子都不給，甚至1940年因為第99軍師長人選跟陳誠有分歧的時候，他也始終留著三分薄面，從來沒跟陳誠撕破臉。

這份情義，一直延續(xù)到了臺灣。

薛岳晚年混得挺慘。

因為在廣東的時候支持孫科（孫中山的兒子），到了臺灣后，直接上了蔣介石的黑名單，特務天天盯著，有名無實，只能在家發(fā)呆。

在那個政治氣氛緊張的年代，誰跟薛岳走得近，誰就是自找麻煩。

可陳誠沒忘舊情。

1965年，陳誠病重。

就在他快不行的時候，他用自己最后一點影響力，特意安排把薛岳升為四星上將。

這時候的升官，雖說沒啥實權(quán)，但這是一種姿態(tài)，一張政治上的“護身符”。

它向外界傳遞了一個信號：薛岳是我陳誠的老伙計，看在我的面子上，大伙兒別做得太絕。

這既是對當年情分的一個交代，也是對薛岳最后的保護。

所以，再回過頭來看1939年那一幕，薛岳為啥敢沖白崇禧拍桌子，卻在陳誠面前低頭，答案就很清楚了。

在那個充滿了算計和背叛的名利場里，陳誠給了薛岳兩樣最值錢的東西：

在他最落魄的時候，遞給他一把劍；在他最危險的時候，塞給他一面盾。

這不是簡單的上下級關(guān)系，這是一場跨越了三十年的生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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