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歷翻到1939年,就在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開打的前夕,第九戰(zhàn)區(qū)的指揮部里,吵架聲差點把房頂給掀了。
那個拍著桌子罵娘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薛岳。
看著蔣介石發(fā)來的那封要求撤退的電報,這位綽號“老虎崽”的狠角色根本按捺不住火氣,指著那個送信的特使鼻子大吼:“當兵的要是連地盤都守不住,還不如回家抱孩子,撤個屁!”
那個被薛岳噴得臉紅一陣白一陣、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的特使,來頭可不小——人稱“小諸葛”的白崇禧。
放眼整個國民黨軍隊,敢這么不把白崇禧放在眼里的,一只手都數(shù)得過來。
眼瞅著雙方就要動真火,搞不好要弄出將帥失和的大亂子,角落里一直沒吭聲的那位爺站了出來。
他也沒長篇大論,就輕飄飄說了幾句,剛才還像個火藥桶一樣的薛岳,居然像泄了氣的皮球,乖乖坐回椅子上開始談正事。
這個能把薛岳治得服服帖帖的人,叫陳誠。
這就奇了怪了:薛岳是個出了名的刺頭,蔣介石的賬他不買,白崇禧的面子他也不給,怎么偏偏在陳誠面前像個聽話的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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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是因為兩人“鐵哥們”。
這話對,但沒說到點子上。
在國民黨高層那個大染缸里,所謂的友誼比廁紙還薄。
薛岳對陳誠的那份敬重,扒開了看,其實是一筆算了三十年的政治賬,是你給我里子、我給你面子的生死交易。
這筆賬,得從1933年開始算。
那會兒的薛岳,混得那是相當慘。
回過頭看1927年,薛岳雖然是粵軍里的一員猛將,北伐路上也是一路砍瓜切菜,可壞就壞在他站錯了隊。
在上海那檔子事上跟蔣介石不對付,再加上老蔣本來就防著非嫡系的廣東幫,薛岳直接被打入冷宮。
從1927年熬到1933年,整整六年啊,別人都在搶地盤、擴充隊伍,薛岳卻在兩廣那一帶晃悠,手里沒兵,更沒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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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一個把岳飛當偶像、做夢都想立功的職業(yè)軍人來說,這種閑得發(fā)霉的日子簡直就是鈍刀子割肉。
這時候的薛岳,就是一把生了銹的好刀,急缺一個識貨的磨刀匠。
巧的是,1933年的陳誠,日子也過得提心吊膽。
雖說他是蔣介石的心頭肉、“土木系”的老大,可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時候,陳誠栽了個大跟頭,賠得底掉。
打了敗仗,面子上掛不住不說,在派系林立的國軍里,位置也開始晃悠了。
陳誠這時候面臨著一道選擇題:他手里有錢,老蔣也信他,可他缺一個真正能去前線拼命、能幫他把丟掉的面子掙回來的狠人。
看看手底下那些嫡系,要么資歷太老指揮不動,要么就是飯桶。
陳誠轉(zhuǎn)了一圈,目光落在了那個閑得在廣東曬太陽的“老虎崽”身上。
這招棋走得很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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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是雜牌軍出身,脾氣又臭,用不好就是引火燒身。
但陳誠心里的算盤打得精:要想啃硬骨頭,就得放餓狼。
于是,經(jīng)過羅卓英、吳奇?zhèn)ミ@兩個廣東老鄉(xiāng)的撮合,陳誠一拍大腿,直接跑到蔣介石面前給薛岳打保票。
他對老蔣就說了八個字:“忠勇可嘉,堪當大任。”
1933年5月,薛岳走馬上任第5軍軍長。
沒過多久,在薛岳當上第六路軍總指揮的大會上,陳誠當著大伙的面,把薛岳夸成了一朵花,說他“能謀善斷”。
這可不僅僅是發(fā)個官帽子,這是在給薛岳貼標簽。
陳誠是在向所有人宣告:薛岳是我陳誠的人,誰也別想動他。
這份雪中送炭的情分,薛岳記了一輩子。
但他對陳誠死心塌地,不光是因為恩情,更因為陳誠那一手漂亮的“馭人術(shù)”。
陳誠敢用薛岳,但他也沒傻到做甩手掌柜。
他在薛岳身邊安了一根定海神針——羅卓英。
后來薛岳當上第九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陳誠特意把羅卓英塞過去當二把手。
這一招,簡直絕了。
要是派個浙江籍的黃埔系去監(jiān)視薛岳,以薛岳那個暴脾氣,估計兩人三天兩頭得拔槍。
可羅卓英不一樣。
頭一條,他是廣東人。
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薛岳心里頭不抵觸,說話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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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條,羅卓英是陳誠“土木系”的鐵桿心腹。
他懂中央軍的規(guī)矩,能直接跟重慶那邊要錢、要糧、要炮彈。
這么一來,路就鋪平了:薛岳在前線只管殺敵,羅卓英在后面負責搞定后勤和人際關(guān)系。
既保住了薛岳的指揮權(quán),又讓蔣介石和陳誠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這種恰到好處的分寸感,讓薛岳打起仗來那叫一個順手。
他心里明鏡似的,要是沒有陳誠在上面頂著,沒有羅卓英在旁邊幫襯,他這個雜牌司令一天都干不下去。
更讓薛岳感動得想哭的是,當他真捅了婁子的時候,陳誠是真敢拿自己的烏紗帽去堵槍眼。
1941年,第三次長沙會戰(zhàn)。
劇情跟以前差不多,蔣介石又想跑,薛岳也是個倔驢,死活不撤,甚至可以說又一次抗了命。
在講究“絕對服從”的老蔣手下,抗命可是要掉腦袋的。
關(guān)鍵時刻,陳誠干了一件別人都不敢干的事。
他沒想著撇清關(guān)系,反而在重慶的高級軍事會議上,當著老蔣和一幫大員的面,替薛岳求情。
他說:“伯陵兄愿意死在戰(zhàn)場上,請委座相信他。”
這話聽著輕巧,分量可重得很。
萬一薛岳打輸了,陳誠這就是“用人失察、縱容抗命”,是要跟著一起倒霉的。
陳誠這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賭薛岳的本事。
這種信任,對于薛岳這種老派軍人來說,那就是“士為知己者死”。
所以咱們能看到,哪怕薛岳連蔣介石的面子都不給,甚至1940年因為第99軍師長人選跟陳誠有分歧的時候,他也始終留著三分薄面,從來沒跟陳誠撕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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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情義,一直延續(xù)到了臺灣。
薛岳晚年混得挺慘。
因為在廣東的時候支持孫科(孫中山的兒子),到了臺灣后,直接上了蔣介石的黑名單,特務天天盯著,有名無實,只能在家發(fā)呆。
在那個政治氣氛緊張的年代,誰跟薛岳走得近,誰就是自找麻煩。
可陳誠沒忘舊情。
1965年,陳誠病重。
就在他快不行的時候,他用自己最后一點影響力,特意安排把薛岳升為四星上將。
這時候的升官,雖說沒啥實權(quán),但這是一種姿態(tài),一張政治上的“護身符”。
它向外界傳遞了一個信號:薛岳是我陳誠的老伙計,看在我的面子上,大伙兒別做得太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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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既是對當年情分的一個交代,也是對薛岳最后的保護。
所以,再回過頭來看1939年那一幕,薛岳為啥敢沖白崇禧拍桌子,卻在陳誠面前低頭,答案就很清楚了。
在那個充滿了算計和背叛的名利場里,陳誠給了薛岳兩樣最值錢的東西:
在他最落魄的時候,遞給他一把劍;在他最危險的時候,塞給他一面盾。
這不是簡單的上下級關(guān)系,這是一場跨越了三十年的生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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