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改編錄 | 第一篇 | 民國時代的基因塑造

作者：小季

先向各位拜年！

過年七天，原欄目就先稍息幾天，做一個小系列，梳理一下《紅樓夢》的影視劇改編史。

是為短序。

1924 年，上海出現了默片《紅樓夢》。

這是目前可以確認的最早電影改編之一。影片本身早已散佚，但從當年的報刊廣告與劇照來看，它采取的是選段式結構，集中在寶黛悲劇橋段。此后在 1927 年及 1930 年代，又陸續有數部與紅樓相關的電影或戲曲改編影像出現，有的直接以“葬花”“焚稿”為核心段落拍攝，有的則將寶黛悲劇拼接成較完整的故事線。

這些作品并非同一部影片的不同版本，而是一個持續二十余年的改編現象。它們的共通之處并不在導演風格，而在于結構選擇：人物壓縮、情節集中、家族系統隱退。

如果僅僅解釋為“早期電影技術不成熟”，那是表層原因。真正決定民國紅樓形態的，是那個時代的文化重心。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城市文化的中心媒介不是電影，而是戲曲，尤其是京劇。京劇在這一階段完成了現代化轉型，擁有成熟的劇場制度、明星體系與觀眾市場。

而這一轉型的核心人物，是梅蘭芳。

梅蘭芳的意義，不在于藝術技巧本身，而在于他重構了戲曲與現代城市社會之間的關系。他建立巡演制度，運作報紙傳播，組織跨國演出，使京劇從傳統行當轉變為現代文化產業。他在日本、美國的演出，使京劇成為國家文化形象的一部分。在那個階段，梅蘭芳不僅是演員，更是文化權威。

與之相比，電影仍然是新興媒介。敘事語言尚在探索，社會地位尚未完全確立，知識界對其藝術性仍有保留。

電影若要進入主流文化空間，必須借助既有權威體系。因此，民國前期的紅樓改編，本質上是“戲曲紅樓”的影像遷移。

梅蘭芳參與或影響的紅樓舞臺演出，使寶黛悲劇形成高度成熟的程式：葬花有唱腔，焚稿有身段，訣別有情緒高點。

這些段子經過反復舞臺驗證，已經成為觀眾熟悉的文化記憶。電影公司如果選擇紅樓，自然優先選擇這些成熟段落。

于是我們看到，1924 年至三十年代的紅樓影片，大多圍繞若干情緒高潮展開。林黛玉、賈寶玉、王熙鳳成為核心人物，而賈府財政線、仕途網絡、女性群像、奴仆體系等結構層面被整體剝離。

攝影機多為固定機位，構圖正面，演員程式化動作明顯。

電影沒有嘗試重建小說空間，而是讓鏡頭服務舞臺。

所以，這一階段的改編邏輯，不是文學還原，而是文化順延。電影在戲曲權威之下完成自我合法化。

紅樓首先是舞臺情緒，其次才是文本結構。

但到了 1944 年，情況發生變化。

這一年，由周璇主演的《紅樓夢》上映。這一版本之所以標志性，不僅因為票房與社會反響，更因為它標志著媒介重心的轉移。

周璇已經是當時中國最具號召力的電影明星之一。她代表的不是傳統戲曲體系，而是成熟的電影工業。上海電影公司擁有穩定的制作班底、攝影技術與敘事經驗。

電影不再只是記錄工具，而是完整的敘事媒介。

然而，即便在這樣的條件下，改編仍然沒有觸及小說的結構核心。

1944 年版本強化的是愛情線。

周璇的銀幕形象與歌聲，使林黛玉的悲劇更具都市情感色彩。電影節奏更加流暢，鏡頭可以移動，剪輯可以鋪陳，但敘事核心依然圍繞寶黛。家族財政與制度運行仍被邊緣化。

與梅蘭芳時代不同的是，電影此時已經取得文化中心地位。改編不再是電影依附戲曲，而是電影明星主導市場。

如果說民國前期是“舞臺紅樓”進入銀幕，那么 1944 年則是“明星紅樓”成為主流商品。

但兩者之間依然保持著心照不宣的共同點，就是對結構的持續回避。

《紅樓夢》的鋒利之處，在于制度消耗與家族崩塌。但在民國影像中，它始終被轉譯為愛情悲劇。

這種路徑在梅蘭芳時代是文化結構的自然結果，在周璇時代則成為市場選擇。

從歷史縱向看，民國紅樓改編完成了兩次確立。

第一次，是戲曲權威確立了“紅樓可以被舞臺化、情緒化”。

第二次，是電影明星確立了“紅樓可以成為商業情感大片”。

恰恰是這兩步，奠定了此后數十年改編的基本框架。而公眾認也知逐漸固定：紅樓首先是寶黛，其次才是家族。

民國紅樓影像，并未完成全本重建，也無意完成。

它們所完成的，是媒介與市場的確認。

舞臺紅樓，經由梅蘭芳，進入現代劇場體系；

明星紅樓，經由周璇，進入主流商業電影。

在這條路徑上，文本始終在場，卻始終退后。

所以，當后來我們討論改編是否忠于原著時，需要意識到，這條路徑早在民國就已定型。

民國紅樓的氣息，不在技術粗糙，而在媒介重心的轉換。

從戲曲中心，到電影中心。

從文化權威，到明星市場。

而紅樓，在其中被不斷壓縮為情緒的容器。

這才是 1924—1949 這一階段真正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