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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生肖里,馬排在第七位,是極具吉祥寓意的生肖之一。每逢新春拜年,人們總愛說“馬上發財”“馬到成功”這樣的吉利話,把對來年的盼望寄托在“馬”的意象之上。“馬”為何會成為“吉祥”的象征?這匹“馬”究竟是如何“跑”進中華文化中,成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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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漢語中,我們習慣用“馬上”表達“立刻”“即刻”的意思。其實,“馬上”最初意為“馬背上”。而“馬上”之所以能衍生出我們現代常用的“立刻”的含義,與古代驛馬制度的發展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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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銅奔馬。來源/甘肅省博物館
在古代社會,馬是最迅疾的交通與通信工具。距今約4000年前,古人已經開始用馬駕車。秦漢時期,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馬政機構,為朝廷提供馬匹保障。由于馬天生迅捷,遇到緊急信息需要傳遞時,古人常會派人騎馬疾馳送信,這種通信方式耗時短、速度快。古代的驛傳系統,正是依靠馬匹接力傳遞的方式,保障了各類緊急公文的快速傳達。
那么,驛馬傳遞到底有多快呢?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記載:“遞鋪舊分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
這三種郵傳方式有著明確的速度區分:步遞晝夜兼程,日行200里;馬遞以驛馬為載體,日行300里;急腳遞則以騎馬疾馳為主、快步速行為輔,日行可達400里。北宋熙寧年間,承載皇帝詔命的“金字牌”急腳遞,能日行500里。如果有需要緊急處置的機密事項,金字牌自皇帝御前直接發出,三省、樞密院也不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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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馬疾馳運送荔枝。來源/電影《長安的荔枝》
及至清代,驛傳方式進一步發展,朝廷專門設立了“馬上飛遞”的郵驛制度。驛卒騎馬疾馳,日夜不停,最大限度縮短傳遞時間。據清代《檐曝雜記》卷一記載,若傳遞的公文上注明了“馬上飛遞”字樣,就需要晝夜行進300里;一旦遇緊急情況,傳遞速度可提升至日行500里乃至600里。正所謂“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驛馬這種高效迅捷的特性影響了古人的文化心理,為后世借“馬上”表達祝福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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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常說“馬上有錢”“馬上發財”等,表達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殊不知,以“馬上”表達祝福的用法,自古便有。古人常用“馬上封侯”的吉祥圖案傳遞祝愿,其中的“猴”與“侯”、“逢”與“封”諧音雙關,“馬上封侯”便寓意功名指日可待。更有意思的是,部分“馬上封侯”圖案中,還會再添一只蜂,取“蜂”與“封”的諧音。宋代章粲在送別友人時,曾以“馬上封侯事,相期在少年”一句,祝福友人前程似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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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馬上封侯。來源/故宮博物院
“馬上封侯”的寓意能流傳千古,與馬在古代社會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歷史上,馬不僅是重要的交通與通信工具,更是戰場上不可或缺的作戰力量。戰國時,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建立起強大的騎兵部隊;秦國商鞅變法后,也大力發展騎兵,讓其成為秦軍作戰的主力之一。到了漢代,漢武帝組建精銳騎兵,還專門引進西域良馬,衛青、霍去病正是率領騎兵北擊匈奴。如今我們看到的“馬踏匈奴”雕塑,就直觀展現了當時戰馬的強悍和它在軍事上的重要價值。東漢名將馬援曾說:“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后漢書·馬援傳》)
這一句話道出了古人對馬的高度重視。正因為人們在戰場上立功封侯,往往離不開戰馬的助力,“馬上封侯”的寓意才得以流傳并深入人心。
關于馬和猴的組合,還有更加深層的文化聯系。文獻中記載有許多關于猴子與馬在一起就能防止馬匹得病的觀念。例如,北魏《齊民要術》記載有“常系獼猴于馬坊,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也”。《西游記》中孫行者最初被封為“弼馬溫”,也暗合了這一古老觀念。據說,這種“猴能治馬”的認知最早源于古印度,后來慢慢傳入中原,影響了我們的文化。“馬上封侯”這種傳統吉祥紋樣,可能也是這種觀念的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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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電視劇《西游記》
在眾多與馬相關的吉祥意象中,馬與龍的組合所形成的“龍馬精神”,更是家喻戶曉。唐代李郢《上裴晉公》詩云:“四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龍馬精神,常常用來形容人奮發向上、充滿活力的精神面貌。那么,龍馬究竟是什么呢?我們不妨從馬在古代文化中的神性說起。
在古代中國,馬并非單純的代步或作戰工具,而是一種被賦予神性的動物。《山海經·北山經》中就記載了“天馬”,稱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李白也有《天馬歌》:“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虎紋龍翼骨。”盡顯天馬的神異姿態。《漢書·禮樂志》中記載了武帝所作的《天馬歌》:“天馬徠兮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感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相傳,漢武帝之所以如此渴望得到天馬,便是希望能借助天馬的神性,帶著自己飛升天界。漢武帝對天馬的追尋,還有一段真實的歷史典故。彼時,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后,烏孫王派遣使者向漢武帝獻上數十匹戰馬,武帝十分喜愛,將其命名為“天馬”。后來,武帝得知大宛國有一種“神馬”,即“汗血馬”,便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等人率兵遠征大宛,最終將這種良馬引入西漢。此后,武帝將從大宛引入的“汗血馬”重新命名為“天馬”,而之前的烏孫馬則改名為“西極馬”。漢武帝對“天馬”的追尋,展現了馬在古代文化中的神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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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馬場。攝影/張嘯天,已獲授權
而馬之所以能與龍組合成“龍馬”,大抵是由于古人認為馬與龍的形象具有某種類同性。龍是虛構出來的神化物,聞一多先生曾指出,龍的形象融合了多種動物的特征,它有獸的四腳、馬的頭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在古人的認知中,龍與馬關系密切,高大雄健的馬便帶有龍的風姿。《周禮·夏官·廋人》記載“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認為高大的馬便是龍。而《宋書》中記載,龍馬是一種仁善的馬,它“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九哀”。在《西游記》中,白龍馬本是西海龍王的三太子,后經觀音菩薩點化,化為白馬隨唐僧西天取經,這一情節也從側面印證了古人“飛而在天則為龍、行而在地則為馬”的認知,展示了龍與馬之間的文化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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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對馬的喜愛,不僅源于它在社會生產、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更在于馬自身矯健挺拔的英姿,給人帶來了極佳的審美感受。這份發自內心的喜愛與推崇,逐漸沉淀為中華民族的馬文化,廣泛滲透于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成為中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文學領域,馬的身影隨處可見,成為古人抒情言志的重要意象。作為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詩經》中多次對馬的姿態、力量與神韻進行描摹。《魯頌·駉》便生動刻畫了各色駿馬在廣袤原野上成群馳騁、生機勃發的模樣,展現了它們矯健強悍的昂揚氣度。除此之外,《詩經》中還有不少篇章以馬的壯健,映襯人的英武風姿。例如《詩經·鄭風·大叔于田》,便通過描摹馬匹的壯健體態與靈動身姿,展現了青年獵手的英武豪邁。與《詩經》不同,屈原《離騷》里對馬的刻畫則充滿了浪漫主義情懷。“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一句中的“騏驥”指的便是日行千里的駿馬,屈原以它喻指品德高尚、才華出眾的賢人,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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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金馬紋飾件。來源/故宮博物院
先秦時期形成的馬文化,對后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中以馬喻人、借馬抒懷的手法,也逐漸成為后世文學創作的常用范式。曹操《龜雖壽》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名句,如今常被用來形容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唐代韓愈的散文《馬說》,更是以馬喻才、流傳千古的經典之作。
在藝術領域,與“馬”相關的雕像也多以昂揚雄健的姿態呈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漢代“馬踏匈奴”石雕。作品以一匹矯健雄駿的戰馬為主體,昂首挺立,氣勢威嚴,生動彰顯了漢軍北擊匈奴、氣吞萬里的雄渾氣魄。而唐代的“昭陵六駿”則展示了陪伴唐太宗李世民征戰的六匹戰馬,它們姿態各異,每一匹都透著奮勇爭先的氣勢,顯示了大唐盛世的雄風。
除此之外,許多有關馬的俗語、成語、典故也早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代代相傳。成語“馬到成功”常用于祝福或寓意成功;“一馬當先”寓意奮勇爭先,彰顯進取拼搏的精神等等。這些成語既承載著古人對馬的喜愛,也將馬的吉祥寓意代代相傳。
自古以來,馬在中華民族的文化中被賦予“吉祥順遂”“奮發進取”等多種象征意義,承載著古人對美好生活的期許,鐫刻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底色,在每一個馬年新春,為我們傳遞著跨越千年的吉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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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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