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在生產什么！”古巴老人憤怒發問：靠忍怎么活下去？

在古巴，曾熬過“特殊時期”那段艱苦歲月的一代人，如今正面臨一個充滿貧困與變數的晚年。

“這局勢好在它已經爛透了。”這是一句在古巴廣為流傳的俗語，長輩們總是在生活陷入困境時用來調侃。周五，68歲的安娜·朱莉婭坐在電視機前，聽著官方宣布關于電力、交通、工作和教育的一系列應急措施，不禁再次脫口而出。由于特朗普政府實施的能源封鎖，古巴正陷入嚴重的燃料短缺。

安娜這一代人從政治進程伊始就生活在卡斯特羅政府之下。正如作家萊昂納多·帕杜拉在最新小說《沙中之死》中所描繪的那樣：這群人奉獻了青春，滿足了領導層的一切要求，卻在退休之年發現烏托邦早已破滅，自己兩手空空。甚至，他們連購買基本生活物資的錢都沒有。

面對停滯不前的國家和毫無希望的變革，安娜這類人被迫學會了“在空中發明生存之道”。她的聲音里透著某種宿命論的冷靜，“這出戲我已經看全了，事到如今誰也別想再糊弄我。”對于當局在重重危機、社會撕裂與挫敗感中給民眾畫下的餅，她早已不再相信。

安娜曾挺過90年代的“特殊時期”，那時她在哈瓦那一家著名的餐廳工作，得益于當時的旅游業，生活尚有保障。而今，古巴退休老人的普遍現狀是：如果還能自食其力，就已算是萬幸，至少不必淪為乞丐或忍受饑餓。安娜退休后的養老金僅為4000古巴比索（約8美元），為了維持生計，她不得不繼續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打兩份微薄的散工。

她獨居在哈瓦那塞羅區的一處公寓。沒有子女，海外也沒有能寄匯款的親友。為了不挨餓，她最近開始把家里的一間臥室出租給來首都上學的大學生。即便算上所有收入，她每月能拿到的19000古巴比索（約39美元）仍需要精準的“財務工程”才能勉強支撐到月底。

安娜的生活半徑被局限在社區內，往返于家和工地之間。現在她最擔心的是交通問題的惡化，這會讓她無法去探望住在遠郊的九旬老母。她祈禱兩人都別生病，因為住院意味著巨額開支，而藥房里的藥物早已枯竭，非正規市場的藥價更是高得驚人。

古巴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挑戰，60歲以上人口占比已超過25%。面對國家行動的失靈，許多老人感到自己成了被遺忘的“廢牌”。安娜思考未來時只是聳聳肩，低聲嘆息：“要想生活變好，內部需要改變的東西太多了。”

在古巴，維持尊嚴的底線已演變為一場艱苦卓絕的戰斗。隨著國家力量從社區生活撤退，昂貴的私營企業或中微型企業接管了供應。此時，是否有一個能寄回外匯的海外親戚，成了劃分生活等級的分水嶺。獨居老人和沒有外援的家庭在飛漲的物價面前顯得極度脆弱，尋藥之路更是一場生存考驗。

一些有門路的家庭通過非正規渠道投入約200美元囤積了一年的藥物，或依賴海外郵寄。而普通人只能去國營藥房“撞運氣”。為了應對排隊亂象，現在的藥房實行按診所分組購買：每個月的某一天允許特定診所關聯的家庭購買。

“如果你的診所排在第14號，那這個月你基本什么都買不到了，只能等下個月看能不能排到前面。”72歲的多麗絲無奈地解釋道。這位曾經歷過特殊時期的退休制圖員表示，她無法理解現行的應對策略。“不能要求人們靠‘創造性抵抗’活下去，也不能告訴大家只能生產什么吃什么。我們到底在生產什么鬼東西？”

隨著古巴當局宣布縮短銀行等機構的對外辦公時間（僅周一至周四），日常事務變得愈發繁瑣。在電力中斷和物資匱乏的陰影下，誰能跑得快，誰才能勉強生存。

在馬德里的古巴青年阿爾弗雷德（化名）正急著買機票回國看望父母。他的行李箱里塞滿了食品和藥物。“我父親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每天都要吃一堆藥，但現在他們手里經常連一半藥都湊不齊。”他一邊在WhatsApp上回復，一邊整理行囊。

這種從海外“人肉背藥”的行為，已成為古巴家庭維持生命線的常態。在這個被疲憊感籠罩的島嶼上，退休金已成為一個冷笑話，而尊嚴則成了昂貴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