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陳長捷后來很少主持過大戰役？當年忻口戰役打得太狠了！

時間走到1949年1月15日，坐標天津。

國民黨吹得震天響的這套城防體系，在解放軍的重炮轟擊下，就像紙糊的一樣，僅僅撐了29個小時就垮了。

守城的指揮官陳長捷，最后只能乖乖當了俘虜。

往后幾十年里，提起陳長捷這三個字，大家伙兒總覺得他是個笑話，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典型。

戰前他拍著胸脯說能守一個月，結果連一天半都沒堅持住。

這位保定軍校第七期出來的老資格，看起來也就是個只會吹牛皮的草包。

可要是把日歷往回翻十二年，還在華北這片地界上，你看到的陳長捷，那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樣。

那會兒，站在他對面的可不是解放軍，而是號稱日軍“鋼軍”的板垣師團。

那會兒，誰也不敢說陳長捷是軟柿子。

就連狂得沒邊的板垣征四郎，想啃下他這塊骨頭，也崩掉了好幾顆牙。

怪事兒來了：同一個陳長捷，怎么在1937年的忻口戰役硬得像塊鋼板，到了1949年的天津就脆得像塊餅干？

咱們把政治立場先放一邊，單從帶兵打仗的決策上看，你會發現，陳長捷在忻口的那一仗，簡直就是一場教科書級別的“弱勢方怎么絕地反擊”。

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硬是做對了三道難于登天的選擇題。

1937年10月，山西忻口。

那時候的情況別說“糟糕”了，根本就是快要完蛋。

日本人為了吞下山西，把壓箱底的板垣師團都拉了出來。

這支部隊在日軍里是個什么分量？

那是王牌中的王牌，裝備好得流油，兵也傲氣，之前在華北戰場上簡直是橫著走，沒人攔得住。

守這邊的呢，是閻錫山的晉軍。

老閻這人平時是出了名的“算盤精”，摳門得很，但在保老家這事兒上，他確實沒含糊，把家底兒都掏空了往上頂。

沒轍啊，忻口后面就是太原，太原要是丟了，山西也就沒了。

可打仗這事兒，光有決心沒用。

仗剛打起來沒多久，前線總指揮、第九軍軍長郝夢齡就犧牲了。

這就好比兩軍對壘，主帥先沒了，這是兵家大忌。

更別說對面還是板垣師團這種狠角色。

就在這個火燒眉毛的時候，閻錫山把指揮棒塞到了第61軍軍長陳長捷手里。

這哪是指揮棒啊，簡直是個燙手的山芋。

陳長捷一接手，立馬碰上第一個死局：陣地根本守不住。

日本人的打法很呆板，但是真管用：飛機先炸一輪，重炮再犁一遍地，坦克掩護步兵沖鋒。

在這種鋪天蓋地的火海面前，你要是還玩傳統的陣地戰，那就是把士兵往絞肉機里送。

這時候，一般的國民黨將領通常就兩條路：要么死磕，把人拼光拉倒；要么腳底抹油，保存實力。

陳長捷偏偏不信邪，這兩條路他都不走。

他心里有本賬：死守是拿人命換炮彈，虧本買賣；撤退是把太原送人，這事兒不能干。

既然硬頂頂不住，那就換個玩法。

他下了一道讓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的命令：全軍聽令，給我挖坑。

這可不是普通的挖戰壕，而是一整套立體的“彈性防御”。

陳長捷把防線劃成了三層：最前面是前沿，中間在忻口村后面弄個斜切陣地，最后面在金山鋪做個兜底。

最絕的是這三層防線怎么配合。

第61軍參謀處長李銘鼎后來回憶說，陳長捷琢磨出一套“躲貓貓”的戰術：把各部隊之間的交通壕全挖通。

只要日本人的炮火準備一開始，前沿部隊誰也不許硬頂，全都順著交通壕溜到第二線去躲著。

等日本人炮火一停，步兵嗷嗷叫著沖上來的時候，守軍再順著交通壕殺回第一線，近距離甩手榴彈、拼刺刀。

這筆賬算得太精了：日本人的炮彈再多，也只能炸個寂寞，全砸在空陣地上；等雙方步兵攪在戰壕里肉搏，日本人的重炮就成了廢鐵，怕誤傷自己人不敢開火。

這招土辦法，一下子就把日軍的火力優勢給抹平了。

板垣師團引以為傲的炮火覆蓋，在忻口變成了“犁地運動”，看著動靜挺大，其實根本沒炸死幾個人。

守是守住了，陳長捷面臨的第二個難題又來了：難道只能當沙包挨打，不能還手嗎？

晉軍雖然是地方軍閥，但閻錫山經營山西這么多年，太原兵工廠那可是下了血本的，造出來的火炮數量和質量，在當時各路軍閥里絕對排得上號。

麻煩的是，天上有日本人的飛機盯著。

晉軍的炮兵只要敢露頭，日本人的飛機立馬飛過來教做人。

所以之前的仗打得憋屈，好多大炮都藏著不敢用，成了擺設。

這時候，陳長捷拍板了第二個關鍵決策：把正規炮兵當“游擊隊”用。

他給炮兵立了個死規矩：白天誰也不許動，把大炮藏嚴實了，誰敢暴露位置，軍法處置。

那是認慫不打了嗎？

當然不是。

等到天一黑，日本人的飛機回窩了，晉軍的炮兵就推著大炮出來了。

陳長捷不讓炮兵打步兵，覺得那是浪費好東西。

他讓炮兵專門盯著兩個地方揍：一個是鬼子的睡覺的地方，一個是他們前線的臨時機場。

而且，打完幾輪齊射，哪怕沒打過癮，也必須立馬轉移陣地。

這種“夜間游擊炮”的打法，把板垣師團折騰得夠嗆。

白天他們炸晉軍，晚上輪到晉軍炸他們。

特別是對日軍機場的那幾輪炮擊，直接把停在地上的飛機給廢了不少，一下子就把日軍的空中優勢給削掉一大截。

這在國民黨軍隊的戰史上可是稀罕事。

通常國軍的炮兵要么是“一次性用品”，打完就被炸廢；要么是“吉祥物”，藏著當寶貝。

陳長捷硬是把重武器玩出了游擊戰的精髓。

如果說前兩招顯示了陳長捷腦子活，那么第三個決策，就透著一股子狠勁兒，也暗示了他后來的下場。

忻口戰役打到最慘的時候，每天死的人都不是按個算的，是按團算的。

在那種高壓鍋一樣的環境里，人都是肉長的，誰能不害怕？

部隊里開始出現逃兵，甚至有人對自己下狠手弄傷自己，或者裝作重傷員，想借機撤下去。

當老大的，這時候該怎么辦？

是好言好語安撫？

還是殺幾個人立威？

陳長捷選了最狠的那一手。

他在陣地上轉悠的時候，正巧碰上個士兵裝重傷想往后跑。

陳長捷一句話沒說，拔出槍來，“砰”的一聲，當場就把人給崩了。

緊接著他撂下一句死命令：輕傷不下火線，誰敢在這個節骨眼上撤下來，這就是榜樣。

這一槍，確實把搖搖欲墜的防線給鎮住了。

在陳長捷這種拿槍逼著腦袋的督戰下，忻口前線硬是頂住了板垣師團一輪又一輪的瘋狂進攻，哪怕陣地丟了又奪回來，晉軍也沒崩盤。

但這這一槍的代價也是大得嚇人。

這種不計代價、把人命當數字往里填的打法，讓國民黨其他的友軍部隊看得心里直冒寒氣。

當時的戰場上出了個怪事兒：各路部隊聽說要調給陳長捷指揮，一個個腦袋搖得像撥浪鼓。

大家心里都明鏡似的：跟著陳長捷打仗，那是真的會把老本都拼光的。

對于軍閥部隊來說，兵就是權，兵就是錢。

誰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給一個“瘋子”去揮霍？

甚至鬧到后來，連總指揮衛立煌都不得不親自出面和稀泥，才勉強把指揮調度的問題給解決了。

這也成了陳長捷軍事生涯的一個縮影：他是個純粹的戰術執行者，為了達成目標可以把什么都豁出去，但他忽略了（或者說根本改不了）那個爛攤子內部勾心斗角的邏輯。

在忻口，他能用這種狠勁逼出部隊的戰斗力，是因為那是保衛山西的生死關頭，大家伙兒心里還有個“守土抗戰”的念想。

但這種狠勁，也讓他成了同僚眼里的異類。

忻口戰役的結局，挺讓人唏噓的。

陳長捷在正面上確實把板垣師團給擋住了，甚至可以說是把日本人“中央突破”的算盤給砸了。

這是抗戰初期少有的、讓日軍王牌部隊吃癟的戰例。

但打仗從來不是這一條線的事兒。

就在忻口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側翼的娘子關防線漏了。

日本人從屁股后面包抄過來，太原眼看就要不保。

這會兒的陳長捷，面臨著最后一次選擇。

按道理說，側翼都丟了，正面再守也沒意義了，趕緊撤退保存實力才是正經事。

可陳長捷猶豫了。

有人說他是殺紅了眼，有人說他是舍不得那些陣亡兄弟的血白流。

總之，他沒在第一時間組織撤退，甚至接到命令后還不想走。

這種猶豫，在戰術上是要命的。

雖然最后晉軍還是撤了下來，但這慢半拍的撤退讓部隊多吃了好多不該吃的虧，也成了后來很多人攻擊他的把柄。

1937年的忻口，陳長捷打出了他人生最露臉的一仗。

他證明了只要腦子好使，中國軍隊哪怕裝備破點，也能和日軍精銳掰手腕。

但他沒明白的是，忻口能打成那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晉軍還是抱團的，是為了保家衛國拼命的。

而到了1949年的天津，世道全變了。

那是內戰。

他面對的不光是攻堅能力極強的解放軍，更是一個四分五裂、各懷鬼胎的國民黨陣營。

在忻口，他的“狠”能換來堅守。

在天津，他的“狠”只能換來迅速的眾叛親離。

當他把大炮架在天津街頭，想復制當年的“寸土必爭”時，他可能忘了：當年在忻口戰壕里和他一起拼命的那些士兵，是為了不讓日本人進家門。

而在天津，早沒人愿意為了一個爛透了的政權去送死了。

1949年，當陳長捷走出天津城防指揮部舉起雙手的時候，不知道他有沒有回想起12年前忻口的那個晚上。

那時候，炮火連天，但他心里踏實，知道自己是在做對的事。

而如今，只剩下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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