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訴訟蛇年數據公開：處罰撤銷率竟有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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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蛇年的最后一天，感謝各位讀者過去一年的陪伴與支持。

過去一年，很多人持續關注Rush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進展，與其零散回應，不如用已經有結果的案件，做一次直接、清晰的匯總。

??蛇年部分撤銷決定??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以下數據，來源我本人代理的案件，以及我能夠見到完整法律文書的案件，并不涵蓋全部此類案件，也不代表整體樣本規模。數據分析僅供參考。

1. 行政復議

已出結果6起：確認違法1起，撤銷處罰1起，維持處罰4起。

否定行政行為2起，占33.33%；維持處罰率66.67%；撤銷率16.66%。

更值得關注的是接下來的程序走向。

6起復議案件中，有5起在復議決定作出后繼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占比83.33%，且提起訴訟的主體，100%為被處罰人。

這組數據至少說明一個現實：絕大多數當事人，并未在復議階段止爭息訴。

行政復議制度的設立初衷，在于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化解行政爭議，實現“案結事了”。但從上述樣本來看，復議并未成為終點，而是成為進入訴訟的“前置程序”。

復議未能實質吸納矛盾，反而在相當比例上，延長了爭議路徑，增加了訴訟數量。

2.行政訴訟

已出結果8起，北京4起，天津1起，酒泉1起，廣州1起，貴州1起。

其中撤銷處罰3起，駁回5起，撤銷率37.5%。

程序走向同樣清晰。

8起案件中，有6起進入上訴或申請再審程序，占75%。其中約71%由被處罰人提起，約14%由執法機關提起。

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案件并未在一審階段終結，而是繼續向更高層級延伸，當事人對一審結果的接受度并不高。

37.5%的撤銷率，本身已經說明裁判分歧客觀存在；而超過八成案件繼續上訴，則進一步說明爭議并未在一審得到實質性吸納。

當復議難以止爭，一審亦難以終局，問題或許已不只是個案輸贏，而是規則理解與執法標準之間的深層分歧。

3.律師觀察：復議還是訴訟？

很多客戶在考慮是否爭取撤銷行政處罰決定時，都會問同一個問題：是先申請復議，還是直接提起訴訟？

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確：直接訴訟。

原因并不復雜。

在實踐中，執法機關與復議機關是兩個不同主體。一旦經過復議程序，案件進入訴訟時，往往形成“兩家行政機關”共同應訴的局面。

近期開庭的多起案件中，復議機關普遍委托律師作為代理人，而執法機關通常由法制科人員出庭。

這并不是說誰的能力高低問題，而是訴訟結構發生了變化。

參與主體越多，立場越固定，協調空間越小。

實際庭審體驗是：沒有復議機關參與的案件，無論庭審節奏，還是庭后溝通、協商、調解，整體都相對更順暢。

再從裁判結構看，如果案件已經經過復議，法院若要撤銷處罰，往往意味著同時否定兩家政府機關作出的法律文書。相比單純審查行政處罰行為，其審慎程度、論證成本和制度考量都會更復雜。

當然，法院最終仍會依法裁判，但客觀上，裁判所需面對的結構壓力并不相同。

此前，鄭律師曾寫過一篇題為的文章。

文中所引用的，均為在Rush 行政復議過程中真實出現的法律文書，為避免抽象論斷，鄭律師將相關文書原文呈現，以此支撐觀點。

文章發布后，引發了明顯分歧。無論是投票結果，還是評論區討論，都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一方面，不少從事行政復議工作的人員表達了委屈與無奈。他們提到，復議機關長期面臨時間壓力大、人員配置不足、案件數量持續增長等現實困境。在現有體制和資源條件下，要同時兼顧效率與質量，并非易事。

另一方面，也有多位復議申請人現身說法，講述自身申請復議的經歷與感受。從材料補正、程序等待，到結果維持后的再次訴訟，不少人直言，復議并未實現預期中的低成本、高效率化解爭議，反而拉長了維權路徑。

兩種聲音都是真實的，也都值得被正視。一邊是制度運行端的資源壓力，一邊是權利救濟端的實際體驗。當執行者與申請人都感到不輕松時，這本身就說明，問題并非個體態度。

再說行政訴訟。

從律師的實踐感受來看，高上訴率的核心，并不僅僅是當事人“情緒上不服”，而是對一審判決說理與標準的不認可。

在不少案件中，一審裁判所采納的判斷標準，與已有高級法院、中級法院的生效裁判存在明顯差異，甚至直接沖突。

比如，是否必須進行“70%，才能認定為危險化學品混合物；又如，刑事案件被指定管轄后，。

這些問題，在部分高級法院、中級法院的生效裁判中已經作出明確回應，而且并非憑空創設，而是有明確的規范依據和白紙黑字的條文支撐。

但在實踐中，仍有相當數量的一審判決，并未采納上述裁判思路，也未對既有生效裁判作出回應。

標準的不統一，解釋路徑的不一致，使當事人難以形成穩定預期。

在這種背景下，上訴幾乎成為理性選擇，而非情緒表達。因為當規則本身存在沖突時，當事人自然希望通過更高層級的審查，獲得一個更具權威性的統一答案。

因此，高上訴率未必說明當事人“過度維權”，反而可能說明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類型化爭議中，法律適用尚未真正形成穩定、可預期、可復制的統一標準。

寫到這里，其實答案已經不再是“復議好還是訴訟好”。

從實踐看，復議未必止爭，訴訟也未必終局。很多案件走完復議再進法院，走完一審再上二審，程序層層遞進，當事人耗費時間與成本，行政機關投入人力與資源，法院承擔持續審查壓力。

制度在運轉，但信任感并未同步累積。

對律師而言，最大的體會不是輸贏，而是標準不確定——爭議被不斷推向更高層級，卻遲遲沒有形成一個足以讓大多數人信服的穩定標準。當規則清晰時，當事人會權衡利弊；當規則搖擺時，當事人只會選擇繼續。

復議與訴訟原本是兩種不同層次的糾紛解決機制，但如果都無法在各自階段實現真正的定分止爭，那么問題就不在程序選擇，而在規則本身。

也許，新的一年里，我們更需要看到的，不是案件數量的變化，而是標準的沉淀。只有當裁判邏輯越來越穩定，復議才會成為終點，訴訟才會成為答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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