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2035：接下來是最有希望的十年，可能也是最難的十年 || 大視野

從2016年參與深圳衛視8集新聞紀錄片《共贏海上絲路》開始，我關注中企出海已有十年，去過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基于一線調研，我對中企憑借在中國這一“超級訓練場”上鍛造出的競爭力走出去充滿信心。

同時我也真切體會到，中國能力的全球化并不等于中國的全球化能力，即在全球各個市場都能因地制宜、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持續發展的能力。“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不是出路，創造價值、共享價值、造福當地、讓別人因為自己的存在而受益，而且也有路可走，這才是長遠之路。

從市場邏輯看，世界應該是平的，資源應該向效率最高者集中。但世界還有另外的邏輯，比如國家的邏輯、國民的邏輯等。

世界是由國家組成的，國家是由多維度的國民（利益相關者）組成的，而他們的訴求經常不同。這就一定會產生各種壁壘，關稅的，非關稅的，經濟的，非經濟的。壁壘在我們看來是對流動性的堵塞，在很多國家看來則是防沖擊設施，必要且正當。

事實上，我們自己在產業相對“幼稚”時也有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只是總體上，我們更相信開放，相信開放競爭、不懼風雨更能強身健體。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以上觀點，過去都寫過。本文根據最近的一些觀察、交流和案例，探討一個過去有認識，但認識得還不夠的問題，即國家安全、地緣政治因素對中企出海的影響和干擾。

這種影響往往超出企業的能力范疇，靠自己很難克服和解決。而這些因素，未來十年可能會進一步加強，目前帶來的壓力也已相當緊迫。

對出海的三方面預判

對中企出海的未來，可以從三方面進行預判。

首先，如果讓他們做好產品與服務的本地化，為所在地創造出足夠的消費者福祉，我毫不擔心。這方面的案例舉不勝舉，一些中企已進入“創造全球最佳產品”的發展階段；

其次，如果讓他們守法，合規，妥善處理利益相關方關系，成為受社區歡迎的企業公民，實現“深度本地化”，前景也很可期。雖然這方面還存在一些認識上和實踐中的問題，但他們已經意識到了（無論是通過主觀覺悟還是“交學費”之后的倒逼），并正在調整和改進。

前不久，在與紫金礦業創始人交流時，我得知，在非洲，歐美礦企往往通過第三方公司來處理和本地社區、居民的關系，解決諸如搬遷、就業、生態彌補等問題，相當于“外包”。紫金礦業則是直接和社區居民溝通，解決其關切。這樣既省錢，又能建立長期關系。

在歐洲，紫金礦業2018年在塞爾維亞的小城博爾出資收購了博爾銅礦63%的股份，后來又收購了當地的另一座大型銅金礦。博爾的銅礦從1903年開始開采，一度快速發展，后來逐漸衰敗，博爾河成了歐洲污染最嚴重的河流之一，該流域村民稱其為“死河”。紫金礦業一入主就制定了從源頭控污、廢水處理到水資源再利用的完整治理規劃，疏浚了河床，整治了7.4公里長的河道，建成了市政污水回抽系統，市政污水經多次沉淀、隔油處理后，可回用于生產，減少工業用水壓力。通過一系列措施，博爾河的水質改善率超過了98%，重獲清澈。

紫金入主前、入

去年12月，中金公司研究員齊丁寫了一篇到秘魯調研礦業的文章。礦業的在地化屬性極強，需要深入別人的土地開采，不僅倚仗當地基礎設施，與民生更是息息相關。由于礦區所處的社區存在較為嚴重的發展不均衡，經常出現罷工堵路事件，這種社區問題也是中資礦企在秘魯運營的最大難點之一。

起初，中企和許多歐美企業一樣，通過“交易性策略”來解決問題，但這并非長久之計。于是中企管理人員開始設法通過深入每一個社區，了解當地人的訴求，從而建立利益情感共同體。以中國五礦資源開發的拉斯邦巴斯（Las Bambas）銅礦為例，該礦區距離港口700多公里，其中約400公里都是社區，沿途所經社區超過80個。且不論與這些社區一一達成一致，光是一次次地深入到80多個社區中，克服語言障礙、建立雙方信任都絕非易事。但中企還是做到了——他們簽訂合同，把礦石運輸交由當地人負責；幫助居民建設蔬菜大棚，養殖羊駝、荷蘭豬，建設大橋、學校等。隨著一項項合作落地，堵路的天數也越來越少。

以上案例說明，在尊重本地文化、踐行ESG原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贏得本地認同、促進長遠發展方面，中企是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到和做好的。

現在來看第三種情況。如果中企出海面對的是地緣政治問題，是所在地非常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且這些問題會直接影響到中企的基本存在方式，那就是難以承受之重。

他們可以做些準備、預案，并在問題出現時向中國的政府機構、行業協會等尋求幫助，但以一企“抗”一國和國際的壓力，實在太難了。

和共和國同齡，有“外貿一姐”之稱的寧波中基惠通股份公司總裁應秀珍說：“我做了40多年外貿，最辛苦就是現在，因為不確定性、可變性、突發性太多了。2022年，一個集裝箱的運輸價格比里面的貨值還高，而且突如其來，你能想得到嗎？”

一位除了北美之外在各大洲都有投資的中企領導人說：“沒有什么因素能阻止我們發展。就算現有行業秩序由歐美公司主導，對我們其實也有好處，因為產品定價高，利潤水平高，我們也受益。唯一的擔心是戰爭，制裁，甚至凍結罰沒資產，那企業就毫無辦法了。”

過去調研出海，基本是在商言商。現在調研出海，我發現關心國際關系、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的企業越來越多。

急需構建出海總方略

所以我的綜合判斷是，中企出海，從自身競爭力看，接下來的十年將是最有希望的十年，因為他們不僅有傳統的性價比優勢，在“中國制造2025”從提出到完成的這十年，他們還建立了技術、資本等新優勢。

而從國際政治環境看，接下來也可能是最難的十年。因為大國博弈高頻震蕩，區域爭端熱點頻發，全球似乎處在一種難以預料、不知將來如何定型的過渡期。

我相信，當中企能邁過、挺過這十年，當中國的綜合實力、創新能力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再上一個新臺階，當中國自身從世界工地、世界工廠轉型升級為世界的大市場、創新場，則中企出海的外部政治環境將會根本性地好轉。

到那時，中企出海將實現一種新均衡，和多邊、多元環境都能“可預期地相處”，各安其位，有競有合，即使有矛盾和爭端，也有確定性的規則與方法去解決，而某些地方針對中企的刻意阻撓、惡意干擾也將大為收縮。

因此，從本質上，中國只能靠不停步做好自己的事，更好地發展自己，在十年后成為更具硬實力、軟實力的大國和強國。而針對接下來的中企出海十年關鍵期，很需要有一些總體性、方向性的把握，需要類似“中國制造2025”那樣的“中企出海2035”的指引。

就大方向而言，未來十年我們的選擇包括：

是以機會為導向，只要看到空間和縫隙就沖進去？

“仗劍出海”，靠軍力為中企出海保駕護航？

是主動加入脫鉤斷鏈的

“平行世界”，劃地盤，找盟友，各玩各的，將全球化割裂，彼此設限，漸行漸遠？

還是繼續錨定

“人類命運共同體

四大全球倡議

新型經濟全球化

”的理念，以服務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貿易、投資、商品、服務、技術等需求為主線，追求多元相容，顧及彼此關切，構建互利秩序；并在不可避免要遭遇的博弈、摩擦和沖突中，以長遠眼光，系統考慮，理性防范，斗而不破，建設性求解，從而帶動世界向著正和方向發展？

這不僅關乎中國的命運，也關乎世界的命運。

中企出海，動機強，能力強，無需總動員，已經蔚為大觀；但面對如此復雜、充滿非經濟因素挑戰的國際環境，急需從政府到企業到社會，集思廣益，形成一個出海總方略。

遠超商業范疇的異常事件

談到出海方略，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市場多元化”“運營本地化”“風險管控系統化”等等，但情況絕非如此簡單。

來看兩個案例。

案例1：納思達與美國利盟國際

位于珠海的納思達股份公司，目前是全球排名第四的激光打印機廠商，全球通用耗材行業的領導型企業。2016年，以納思達為核心的聯合投資體進行了一場“蛇吞象”式收購，巨資收購了打印機龍頭之一的美國利盟國際（Lexmark，前身是IBM打印部門），當時也順利通過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安全審查以及7個主要國家的反壟斷審查。

但2023年6月，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將納思達及旗下8家分支機構列入所謂“涉疆法案”（UFLPA）實體清單。盡管利盟國際不在清單內，但受此影響，業務下滑，兩公司之間的戰略協同也很難實現。歷經周折，納思達于2025年將利盟國際全部股權出讓給美國施樂公司，因交易對價大幅低于歷史凈投資額，造成大額商譽減值。

納思達在出讓公告中表示，公司主營的信息技術業務是境外政策關注的重點領域。雖然上市公司已為利盟國際設立了相關防火墻制度，確保符合國外監管機構的相關要求，但外部環境風險的持續與加劇使得利盟國際正常業務經營面臨越來越大的監管壓力與較大的不確定性。

據我了解，納思達被列入實體清單完全無辜，是基于子虛烏有的理由。但如果要自證清白，需要向美方提交公司自創立起的所有供應鏈情況，且一層層向前溯源，根本難以完成。

案例2：中國化工集團與意大利倍耐力

2015年，中國化工集團巨資收購了意大利輪胎企業倍耐力26.2%的股權，后經增持和債轉股稀釋，目前持有34%，為控股股東。

2024年9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發布了一項強化網聯汽車供應鏈的安全、防范潛在網絡威脅的提案，建議禁止銷售或進口與中俄有“充分關聯”的特定硬件和軟件，以及使用這些組件的網聯汽車。

由于這一“紅線”，具有中資背景的中化，若不對倍耐力進行架構調整，其智能輪胎產品可能被美國市場禁入，而北美市場是倍耐力的利潤核心來源。（注：2021年中國化工集團與中國中化集團聯合重組為中國中化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化”。）

今年2月3日，中化向意大利政府提交文件，提出一個“智能輪胎業務潛在公司分拆”方案，試圖通過剝離該項資產到非中資實體，換取合規。但遭到倍耐力董事會否決。董事會公告稱，智能輪胎業務必須保持在集團內部，以完全整合的方式發展，并強調即便分拆，該提案也“無法規避美國法律所施加的限制”。

據媒體報道，中化的態度已從堅持控制轉向務實退出，已聘請財務顧問評估將持股比例降至10%以下，甚至全面退出倍耐力的可能性。

還有一些企業感到非常意外的案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如：

從去年9月30日開始的荷蘭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強行接管”中國聞泰科技公司全資子公司安世半導體的事件；

最近香港長江和記實業公司在巴拿馬運河的兩個港口碼頭被巴拿馬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違憲、長和對巴拿馬共和國提起國際仲裁的事件；

歐盟從2024年10月底開始對中國產純電動汽車加征反補貼關稅的事件（近期達成以價格承諾機制替代反補貼關稅的共識）；

更不用說，去年4月2日美國發起對等關稅戰和9月底出臺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穿透性規則”帶來的對中企出口、出海的一系列影響。這種趨勢還可能向縱深處發展，最新的案例就是今年1月26日，得克薩斯州州長更新了得州針對州政府雇員和設備的禁用技術清單，新增了35家中國科技企業及AI平臺。

這一幕一幕，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一直不落幕。

無論納思達還是中化、聞泰科技、長和，面臨的都是異常問題，遠遠超出商業范疇。和這些事件相比，中國跨境電商平臺在一些國家被處罰，一些出海企業因勞工、稅務等問題被當地查處，成熟市場不斷提高合規門檻和監管力度，新興市場不斷提高本地化要求，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不斷加強對串標/串謀的合規調查與制裁，反而都在常規視野之內了。

當國家安全變成常態化考慮因素

穿透上述案例，可以這樣判斷——國家安全、地緣政治等因素對中企出海的擾動，已經是結構性的；不少國家基于經濟安全考慮對企業和市場的干預，已經是“范式性”的改變。

這些問題并非今天才出現，而是在一段時間的積累后，似乎像火山一樣開始“總爆發”，短期也不會停下來，甚至可能加劇。

美國自不必說。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背景下，美國的經濟安全意識一步步強化。去年11月，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發布的《美國經濟安全：贏得未來技術競爭》的報告指出，隨著“經濟戰時代”（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來臨，如何贏得技術競爭、保持美國的優勢地位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成為核心問題。

報告提出了六項重點建議。一是在人工智能行動計劃的基礎上，讓半導體關鍵原料與零部件的制造產能重回本土，包括化學品、印刷電路板和集成電路板；二是通過國防部采購加速研制全球首臺實用級量子計算機，以政府采購帶動產業鏈發展；三是建立全國性先進生物制造中心網絡，資助美國醫藥企業從“可信市場”采購原料；四是通過擴充國家儲備、強化盟友合作、發展回收和替代技術，保障關鍵礦產資源安全；五是深入實施美國人才戰略，加強對機械師、電工等關鍵技術領域核心技能人才的培養；六是在商務部設立“經濟安全中心”，強化政府協調能力、專業技術實力及與私營部門的聯系。

近年來，歐盟也將針對中國的“去風險”作為核心經濟理念之一。2023年歐盟發布了有史以來第一份《歐洲經濟安全戰略》，中國被視為“最大威脅”。去年12月，歐盟委員會與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聯合發布了新“經濟安全理念”，旨在“在外部經濟威脅日益增長”的背景下，強化歐盟的實力與韌性，同時保持開放性及對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承諾。

歐盟委員會近期重點聚焦的6個高風險優先領域為：降低在關鍵商品與服務上的戰略依賴；吸引安全可靠的投資進入歐盟；支持歐洲防務、航天及其他關鍵產業的發展；確保歐盟在關鍵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保護敏感信息及數據安全；保護歐洲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與韌性。

在統籌現有政策工具之外，歐盟還在開發新的經濟安全工具箱，構建“經濟安全”國際標準。

歐盟也和日本在加強經濟安保合作。2025年7月在東京舉行的第30屆日歐定期首腦磋商，正式將經濟安保合作機制升級為“競爭力同盟”。通過關鍵礦物供應鏈韌性共建、半導體與AI生態協同、防務產業對話機制、情報保護協定談判等四大支柱，歐盟和日本希望構建一個既能抵御外部風險又能保持競爭力的產業生態，在開放與安全之間找到平衡點。

日本的國家經濟安全戰略也在進行范式轉變。2022年5月，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這是日本歷史上首部“國家經濟安全法”，法律明確規定了“供應鏈強韌化”“穩定基礎設施”“支持重要技術的開發與支援”和“專利申請的非公開制”這四大支柱。高市早苗已計劃推動對此項法案的修訂，加強對半導體等關鍵領域的技術出口管制。

除了上述發達經濟體，像印度、印尼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也出臺了大量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政策。整個全球經濟的治理邏輯，已經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安全的邊界大大擴張，泛化到關鍵供應鏈、關鍵資源、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敏感領域投資等各方面，且不少已通過立法變成常用工具。碳關稅等綠色標準也成為一種新型壁壘。

同時，國家對于產業的直接參與和干預越來越多，越來越微觀化。例如，中化在收購倍耐力中的遭遇，就與意大利政府于2012年通過并實施“黃金權力法”，規定政府有權干預并阻止外國資本對意大利相關領域的收購行為有關。隨著“黃金權力法”不斷擴圍，導致中化對自己控股的公司都無法主導戰略決策，董事會席位被削減，CEO任免權也旁落。

所以，今天的中企出海，在那些和安全相關的敏感領域，考驗的遠不止于經營能力，甚至可以說“功夫在詩外”，在商業經營之外。

怎么看？

面對以上的異常事件和“安全”大趨勢，怎么看？

首先，還是要冷靜，無需過度焦慮、驚慌、意氣用事。

天下變亂，但商也有道、有序，變亂并非都無解。TikTok在美國那么大的風浪，最后也有一個解。由于中國的國家力量越來越強，反制力越來越強，因此當中企出海遭遇明顯的不公正待遇時，國家是能夠發揮一定作用的。

同時要看到，目前的國家安全意識抬升和泛化現象，是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在國家經濟實力消長、WTO等傳統組織失效、很多國家內部出現危機和嚴重分化、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等多因素疊加的產物。這種對外防范、抵御意識的自然強化，帶有普遍性，并不都是針對中國。

當然，必須承認，中國是被針對的焦點。這是中國發展到一定地步，樹大必然招風的結果，沒什么好自責的。需要的是坦然面對，勇于面對，善于面對。

其次，要看到，國際經貿商業領域，還是有很多爭端解決機制可用。以長和公司訴巴拿馬案為例，東道國可以用司法手段挑戰既有合同，投資者也可以運用已有機制捍衛自身權益。盡管很多“纏斗”曠日持久，但經驗也是“斗”出來的。這些年，中企也有很多通過司法手段斗贏的案例。

最后，還是要有基本信心。一是對中企競爭力的信心；二是對全球需要中企價值的信心，即使在那些矛盾沖突地，合作依然存在；三是對合作共贏的信心。

這里舉一個合作的案例。

案例3：中國鋁業與力拓聯手，買入巴西鋁業

今年1月30日，中國鋁業發布公告，擬通過全資子公司中國鋁業香港有限公司，與力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在巴西共同設立合資公司，并以該合資公司為主體，收購沃特蘭亭持有的巴西鋁業68.596%股權。在合資公司中，中鋁一方擬持有67%的股權，力拓一方持有33%的股權。力拓是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上市的綜合性礦產資源供應商，全球四大礦商之一。

交易完成后，巴西鋁業將成為中國鋁業納入合并報表范圍的控股子公司。合資公司擬對巴西鋁業剩余流通股發起強制要約收購，并可能推動其從圣保羅證券交易所退市。但交易尚需獲得中國及巴西相關監管機構批準，包括反壟斷審查、境外投資備案、電力許可等。

巴西鋁業在巴西原鋁市場的占比超過1/3，還控股或參股了21座水電站和4個風電站，年權益發電量約70億度，全部為可再生能源，且均為鋁產業自備電。此項收購將進一步提升中鋁的綠色發展、ESG和國際化經營能力，有望擴大中鋁由可再生能源驅動的低碳鋁業務版圖。

這一案例說明，雖然天下充滿變局，但合縱連橫的機會依然存在，只是要把握好到哪里去，以及用什么方式打開機遇之門。

關于出海總方略的一些建議

首先是企業層面的建議。

1.增強可控性意識。

尤其是并購性投資，要從交易結構、履約過程、爭端解決等方面多做考慮，在敏感性領域盡可能不做超出自身規模、需要借外力高杠桿才能完成的并購。有些存在潛在安全風險的投資，可以改為技術合作、服務合作，以規避風險。

2.進一步增強合規經營意識，高度重視“涉外法治”“境外法治”，重視所在地的法律體系，強化爭端預案和多元化解機制，將法律風險防控與評估置于投資經營的全過程之中，防止因沒有透徹掌握游戲規則而被“收割”。

中倫律師事務所建議，體系化防控出海風險，需要建立三個系統：涉外法律合規風控系統，跨文化融合的“合金文化”系統，動態風險預警與應急響應系統。

3.增強本地化意識，在利益均衡和共享方面要為本地留有余地。

近年來，不少圍繞出海的中介服務機構都強調，中企要重視本地監管，理解本地文化，不要把“內卷”的習慣帶出去，不要什么都做，要走差異化道路，給本地留出空間，或通過合作分享利益，否則很容易到處樹敵。

微信公眾號“國際法實踐與批判”指出，中國企業在海外簽署大型特許合同時，往往通過高層公關和政府支持獲取優惠條件，但合同的可持續性最終取決于當地社會的接受度和合法性，應避免尋求過度傾斜自身利益的條款。對外投資合同如果對自己“太有利”，反而會為長期風險埋下隱患。尤其涉及長期壟斷特權、超長期免稅等，要權衡當地公共利益感受。必要時，在項目執行過程中主動讓利、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提高合同的政治與社會可容忍度。

4.注重出口和出海的動態平衡與協同配合，立足中國優勢，以全球布局響應全球變局。

出口和出海都是體現中企對外開拓能力的方式。兩者都需要，兩者相結合，才能更好地響應海外客戶的需要。近年來，國際零售商和品牌商對于“中國+1”的備份要求，以及中國的國內要素成本上升和有效需求不足，加劇了出海之勢。而要出海，就要按照本地化要求，入鄉隨俗。

但同時要看到，中企出海是以制造業、工程建設、數字化產品與服務等為主，這些方面，國內的產業配套、人力資本仍是重要依托，比如很多中間件要從中國進口、很多數字化產品的研發靠在中國的工程師。出海是“出而不離”，出了中國但沒有離開在中國的資源，而且反向帶動了中國的出口。

事實上，立足中國優勢，以全球布局響應全球變局，可能是當下的最優模式。聯想集團、TCL、海爾、海信、美的這樣的出海“常青樹”如此，新一代的大疆、影石創新、拓竹科技等也是如此。他們的根都在中國，有的企業主要市場在海外，但主要研發環節和供應鏈立足中國大地。有的企業既全力出海，以自有品牌打造全球影響力，同時旗下又有代工制造部門，為國際品牌做制造。有出口，有出海，出海中有出口，動態平衡，協同配合，就能在全球變局中敏捷響應，屹立不倒。

其次是國家層面的建議。

1. 將中企出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引擎，在充分了解實際情況、與各類出海企業充分溝通的前提下，集眾智，制定中企出海的總方略和路線圖。

2. 繼續堅持開放、包容、普惠、均衡、共贏的新型經濟全球化理念，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分工，讓中國供應鏈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增強投資互信，為外企進入中國和在中國發展創造良好環境，提供市場準入以及更完善的投資保護。從一個開放可信的中國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海外也會贏得更多認同。

3. 充分認知國家安全、地緣政治等因素對中企出海的擾動，從國家層面有針對性地進行系統部署。如通過自貿協定、雙邊稅收協定、雙邊投資保護機制、國家間投資協定（包括爭端解決機制）等，為中企出海提供兜底支持。與此同時，要做好反制規則的準備，建立有效的工具箱，如《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阻斷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等，并進一步提高可操作性和靈活性。

有一些律師事務所還建議，有必要推動建立中企出海案例庫（包括失敗案例），并將其作為“行業雷區地圖”；對于央國企對外投資，可考慮將涉外法治納入核心考核指標，通過剛性考核倒逼企業重視涉外法治建設、風控與合規，牢固樹立“合規即競爭力”的意識，避免因短期逐利忽視長期風險。

4. 在做好宏觀指引和風險提示后，尊重企業的主體性，對中企出海原則上不做干預，無事不擾，有求則應。這也是為了中企出海時建立起在商言商的市場化形象，易于被所在地更好接受。

總之，未來十年將是中企出海的大時代。自強不息，和合天下，以柔載剛，剛柔并濟，穩中求進，行穩致遠，則中國經濟必將從一個更宏大、更開放的全球性循環中獲得新的滋養，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No.6771 原

創首

發文章

｜作者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歡迎點看【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