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重拳打擊慣偷：偷老人手機最高三年監禁

這一針對慣犯加重刑罰的有機法案建議書，在經過長達一年的博弈后，終于越過了眾議院的最后一道門檻。法案以302票贊成的壓倒性優勢獲得通過，僅有36票反對和8票棄權。

桑切斯在這一刻選擇了背棄其左翼盟友與“匯民黨”，轉而尋求反對派以及民族主義右翼政黨的支持，這種跨越陣營的聯合在當前政治語境下顯得尤為罕見。

隨著眾議院的綠燈開啟，該提案將移交參議院，預計在那里也將獲得廣泛支持。在此次立法進程中，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不惜令其執政伙伴“匯民黨”及其他左翼盟友蒙羞，轉而與人民黨、呼聲黨、納瓦拉人民聯盟、一起為了加泰羅尼亞黨、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及加那利聯盟站在一起，共同構筑了這一堅實的立法防線。

該法案旨在通過修改《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的多項條款，對輕微罪行的多次重復實施者施以更嚴厲的懲戒。新法案規定，對于涉案金額低于400歐元的盜竊行為，若犯罪者此前已因類似罪行被定罪至少三次，最高可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同樣的重罰力度也將適用于以營利為目的的重復性數字詐騙。

此外，法律還賦予了司法機關禁止犯罪者進入特定場所、社區、城鎮或省份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法案特別強調了對手機及各類數字設備盜竊的打擊。立法者認為，此類財物的丟失對受害者隱私與人身安全造成的損害，已遠遠超出了物品本身的經濟價值，傳統的量刑邏輯必須隨之改變。

作為法案的最初推動者，一起為了加泰羅尼亞黨在辯論中強調，這項準則“源于最基層的土地與街頭，而非誕生于密閉的官僚辦公室”。

其發言人瑪爾塔·馬德雷納斯指出，法案是對社會現實的必要回應，旨在終結那些慣犯的“豁免權”。她直言，許多人正是利用了罰款后宣告破產而無需實際支付的漏洞進行反復作案，而新法將為包括老年人在內的最易受侵害群體提供堅實保護。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則試圖在支持法案的同時，維持其意識形態的獨特性。他們一方面援引加泰羅尼亞的犯罪數據和各市市長的呼聲來證明立法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又努力與右翼劃清界限。

社會黨議員弗朗西斯科·阿蘭達辯稱，該準則是從“進步主義”的視角出發，而非采納“極右翼”的政治主張，試圖以此安撫其日益不滿的左翼盟友。

人民黨在支持法案的同時，也并未放棄對執政黨的抨擊。他們回顧了工人社會黨此前在眾議院主席團會議上長期凍結該法案的做法，并諷刺稱，真正嚴重的“累犯”其實存在于工人社會黨的高層之中。

人民黨發言人庫卡·加馬拉指出，連續犯罪的行為不應再是“零成本”，許多人已將扒竊和詐騙變成了其謀生的“職業生涯”，而這種扭曲的盈利邏輯必須被斬斷。

此外，加馬拉還特別提到了“向運毒快艇提供燃料”的行為，認為這種為毒品走私提供便利的環節必須納入嚴懲范疇。她進一步批評社會黨在通過該法案的同時，還在推動大規模移民合法化，認為這可能導致犯罪分子混跡其中。她總結道，居留權應該是應得的獎勵，而非隨意的贈予，守法者享有權利，而違法者必須承擔后果。

呼聲黨投下了贊成票，盡管其議員胡安·何塞·艾斯科爾貝認為目前的力度仍顯“不足”。他試圖通過強調其黨派長期以來對慣犯問題的關注來搶占輿論高地。

呼聲黨認為，如今的街道上充斥著習慣性犯罪者，不能以同情犯罪者為由而忽視受害者的痛苦，國家必須做出強有力的回應并進一步加強邊境安全。

左翼陣營則對這一立法表現出了強烈的抵觸，指責其“助長了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敘事”。我們能黨代表瑪爾蒂娜·貝拉爾德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針對窮人的重拳出擊”，而對那些所謂的“大鱷”卻往往視而不見。她直言，此舉的目的在于將貧困犯罪化，并污名化那些資源匱乏的弱勢群體，本質上是將社會問題簡單地刑法化。

執政聯盟內部的“匯民黨”同樣言辭犀利，將其稱為“針對小偷小摸者的刑罰”。發言人恩里克·圣地亞哥痛斥該法律是“最反動的極右翼思想的產物”，純粹是為了懲罰那些社會底層的不幸者。他認為這種“民粹主義的妄想”只會給呼聲黨等勢力的仇恨言論提供溫床，而真正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增加司法預算并強化應對社會排斥的教育投入。

加泰羅尼亞共和左翼黨雖然表示不認同，但最終選擇了棄權。該黨認為，犯罪數據在加泰羅尼亞實際上有所下降，而公眾感知的危機感并非僅僅依靠懲罰性法律就能解決。議員皮蘭·瓦略格拉辯稱，問題的癥結在于司法的遲滯，應該通過增加法官人數來提高結案效率，而非炮制這種在他們看來缺乏實效的“法治煙幕”。

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則持相反觀點，其代表米克爾·萊加爾達認為，多重累犯正在侵蝕民眾的安全感并破壞鄰里共處的基石。他們認為《刑法典》修改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支持現在的分級量刑。

他們對保護手機和農作物安全的條款表示欣慰，認為這觸及了受害者最核心的隱私權益和生存資料，具有深遠的社會正義意義。

相比之下，巴斯克大團結黨則將其視為“刑事民粹主義”的典型案例，認為這種做法毫無實效。代表容·伊尼亞里圖警告說，單純的嚴刑峻法無法從根源上預防犯罪，反而可能導致司法資源的錯位。

他指責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違背自身信仰，僅僅是為了換取一起為了加泰羅尼亞黨在其他事務上的支持。他堅信，針對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的懲罰不僅顯得不近人情，且在預防犯罪方面也將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