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書帶你走過：莫斯科的孤獨，西班牙兒童的焦慮與阿根廷的間諜

讓我們開始吧。

1939年，西班牙內戰進入最殘酷的階段，雖然還沒公開宣布，但弗朗哥派的叛軍即將獲勝已成定局。在馬德里，克洛蒂爾德在共和派報紙上發表政治漫畫，并撫養著五歲的兒子巴勃羅。她的丈夫奧古斯丁在前線作戰，他提出了一個令人恐懼的想法：把巴勃羅送到莫斯科，直到局勢平息，直到他們能去接他。因為一旦弗朗哥派獲勝——這已是必然——他們夫婦必死無疑。克洛蒂爾德斷然拒絕，她堅持孩子必須留在身邊。

書名《輸掉戰爭的孩子》已經預示了結局。終有一天，奧古斯丁的戰友鮑里斯·彼得羅夫敲開了家門，不再給任何選擇余地。無論愿不愿意，孩子都被帶走了。克洛蒂爾德追逐載著兒子的汽車那一幕令人心碎。那個孩子是她和一個她早已不再愛、如今更覺憎惡的男人的結晶。“透過車窗玻璃，她能看到兒子淚流滿面的臉，絕望地揮舞著雙手。她站起來，不顧周圍發生的一切，追著車跑。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發出了聲音，但在她的嘴邊，兒子的名字從未停止：‘巴勃羅！’‘巴勃羅！’‘巴勃羅！’”

在俄羅斯，巴勃羅至少找到了一個家庭和另一位母親——安雅。安雅是彼得羅夫的妻子，這段婚姻同樣毫無愛意。作為一名藝術家，她也是一位異見者。“蘇聯充滿了沉默。恐懼。她也感到恐懼。恐懼偷偷閱讀禁書。恐懼別人看到她的詩作。恐懼她的音樂被貼上資產階級標簽。恐懼大聲說出任何可能被視為叛國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恐懼被剝奪繼續創作的權利。”

至于巴勃羅呢？這部分就不劇透了。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在被送往各國的37500名兒童中，約有3000人去了俄羅斯。其中許多人，再也沒有回來。

眾所周知，住房問題日益嚴峻，讓人的生存空間備受擠壓。在西班牙，成千上萬的租戶走上街頭游行，超過500人——其中許多人有工作——每晚睡在馬德里巴拉哈斯機場。在其他國家，例如阿根廷，對于年屆四十的“年輕一代”來說，擁有自己的住房幾乎已成奢望。這也是為什么作家沃爾特·勒茲卡諾出版了小說《終有一天，屋頂不再壓垮我》，講述了一位絕望的租戶對房地產公司進行報復的故事。

無處棲身的念頭難道不會糾纏我們、改變我們嗎？當然會。值得注意的是，莎拉·貝倫·奧拉特雖然是心理學家，但她敏銳地指出，困擾我們的往往不是個人創傷或某種化學物質的缺失，而是現實本身。

奧拉特清醒地指出，“只要你想，你就能做到”或“快樂是一種選擇”這類話術，實際上忽略了影響心理健康的結構性因素。她批評心理學為了顯得“科學”，采納了側重于神經遞質失衡的簡單化解釋，卻拋棄了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視角。她解釋說，情緒問題不能僅從生物學角度理解，也不能僅歸因于個人意志，因為工作不穩定、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條件等因素對幸福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奧拉特寫道：“優績主義假設我們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擁有相同的條件和機會，而努力程度是決定成敗的唯一因素。”她認為這一概念的荒謬程度堪比“地平說”。書的推介語發出警告：“心理咨詢室里有一頭大象，它的名字叫‘環境’。”的確如此。

雨果·阿爾科納達·蒙作為一名記者，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雖然讀起來像小說，但這確是事實：十多年來，布宜諾斯艾利斯一直是兩名使用虛假身份的俄羅斯特工的家。路德維希·吉施和瑪麗亞·羅莎·梅耶·穆尼奧斯——這是他們的化名——過著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他們在阿根廷出生的孩子直到多年后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才知道自己原來是俄羅斯人。

正如《Infobae》報道的那樣，阿爾科納達·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展上解釋說，如果不考慮俄羅斯的背景以及曾是克格勃特工的普京這一人物，就無法理解這些間諜的故事。他打趣道：“對我們來說，間諜是像海梅·斯蒂烏索這樣的人……或者是你派去監視別人，結果只會弄得草木皆兵的業余人士，就像當年監視我和我家人的那些人一樣。”

在1900年出版的《夢的解析》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張夢并非毫無意義的幻想，而是通往潛意識的特殊途徑。弗洛伊德認為，夢表達了被壓抑的欲望，特別是那些無法在清醒生活中顯現的欲望，其象征性內容可以通過他稱為“自由聯想”的分析方法來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