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刷短視頻、看熱點評論的老朋友們,對這樣的話肯定不陌生:“美國完了”“美元要崩”“中國馬上超車”。
彈幕和評論區里一片叫好,以為只要鍵盤一敲,世界格局就能改寫。
就在這種情緒越來越熱的時候,有人卻一直在潑冷水,而且潑得特別不討喜,他就是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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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句話刺耳得很:“一味唱衰美國,甚至覺得中國很快就能取代美國,這不是愛國,是害國。”
很多人聽到這話,第一反應可能是:這人是不是“替美國說話”?
但如果回過頭仔細想想,再看看中美這兩年的互動,結合他的經歷和判斷,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在提醒我們:最危險的,并不是美國的打壓,而是我們自己沉迷在“美國不行了”的幻覺里。
2026年2月4日,中美元首通了一次電話。官方表述里有一句話挺有意思,“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說的是要一點一滴積累互信。
這通電話傳遞出的信息是:中美關系在往相對穩定的方向走,但分歧還在,較量也不會停。也就是:既不會“翻臉攤牌”,也談不上“握手言和”。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永年的觀點顯得格外扎眼:別人剛和你通完話、氣氛正往穩定走,你卻跳出來說,別陶醉,別以為對方快不行了。表面上掃興,實際是一種難得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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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憑什么這么說?
這話如果出自一個平時只在網上“云分析”的人,確實沒什么分量。但鄭永年走的路,和很多只在書桌前看世界的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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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他既在中國長大,也在美國待過。既在西方學術圈里混過,也和中國的現實打過交道。這種來回穿梭的經歷,讓他看中美,不太容易被單一視角綁架。
他很清楚美國有哪些問題,但更清楚它哪些東西短時間內倒不了。他知道中國這些年的成績有多難得,同時也敢承認,我們還有不少差距。
正因為這種“看兩邊”的經驗,他才敢說出那句很多人不想聽的話:盯著美國問題看熱鬧,很容易讓自己忘了照鏡子。
所以在他看來,現在國內流行的“美國衰落論”,大致有三層危險的幻覺:
第一層:把短期問題,當成長期趨勢。
美國現在確實亂:社會撕裂、政治對立、頻頻搞“安全審查”,對華科技投資設限,上千家企業被拉進實體清單,這些都是真的。
但問題是,亂不等于垮。
越南戰爭以后,美國經歷過嚴重的滯脹。2008年金融危機時,華爾街塌了一大片。可每次它都靠制度調整和創新活力緩過來了。
到今天,它依然是全球創新體系中最重要的一極,研發投入、頂尖科技公司、人才吸引力,仍然排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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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拿別人的短板,當成自己的長處。
看到美國的問題,有些人條件反射地得出結論:那我們要上位了。以為只要對方咳嗽,我們就自動強壯。
鄭永年用了一句特別簡單的話來形容:“鄰居感冒了,不等于你身體就沒病。”
美國這幾年在焦慮,它擔心失去優勢;但我們這邊,也并不是毫無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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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把情緒當判斷,把爽感當安全感。
“唱衰美國”有一個隱蔽的副作用:它會制造一種廉價的滿足感,讓大家以為不用再埋頭搞科研、搞改革,只要等對方“自然衰落”,我們就能順勢接盤。
這對一個還在爬坡的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心態。戰略誤判,往往都是從自我感覺良好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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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客觀地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不承認的。高速鐵路、5G、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都是扎扎實實干出來的。
按全球創新指數的最新趨勢看,我們已經擠進前十,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幾乎是“天花板”級別的表現。
但問題在于:我們強的,大多在“用得出來”的那一段,應用技術、工程能力、產業組織。而在基礎研究、頂尖高校的全球號召力上,還有距離。人才培養、科研生態、長期投入,這些都不是喊幾句口號就能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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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新技術發展太快,監管跟不上,很多時候創新不是“技術做不出來”,而是“環境不允許它快速長大”。
鄭永年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就點過:一些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生產力的過程中,被繁雜審批和不清晰的政策擋住,這種阻礙看不見,卻非常致命。
這也是他最擔心的地方:如果在這樣的階段,我們選擇沉迷于“對手不行了”的幻覺,而不是收拾好自己的“內務”,那就真的會錯過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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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很多人喜歡把中美關系想象成一場拳擊賽:你一拳我一腳,最后不是你倒,就是我倒。
但現實沒這么簡單。
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1979年建交,再到后來的貿易摩擦、科技封鎖,中美之間吵吵鬧鬧幾十年了,可雙方經貿聯系依然巨大,供應鏈依然交織在一起。
在臺灣問題上,他的態度非常明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底線,美國在軍售等問題上的小動作,是破壞互信的隱患。
但他也反復強調:這并不意味著中美只能對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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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變化、在人工智能安全和倫理這些關系全人類的議題上,兩國必須想辦法合作。尤其是AI這樣高度集中的技術,目前主要掌握在中美兩國手里,如果只想著“斗”,不去想“怎么一起給世界定規矩”,風險只會越積越大。
在他2025年底出版的新書里,就提出過一個觀點:中美在AI領域最理性的選擇,是先坐下來談規則、談底線,再去競爭誰做得更好。
這聽起來沒那么刺激,但從長遠看,反而是對雙方都更有利的選擇。
所以,把鄭永年的這些觀點合在一起,其實指向一個很簡單的結論:中國崛起是大勢,但這條路不能靠“看著美國跌倒”來走,而是要靠我們一步步把自己的地基打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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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是關鍵期:
我們能不能繼續深化改革?
能不能給科研和教育更多耐心,而不是只看短期回報?
能不能讓新技術在合理監管下大膽落地?
能不能在保持底線原則的同時,理性處理與美國的競爭與合作?
這些問題,沒有一個能靠“美國衰落論”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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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熟的大國心態,是既看得見對方的問題,也看得清自己的差距;既不會被美國的打壓嚇倒,也不會因為對方出現麻煩就興奮得控制不住。
當我們不再需要通過放大美國的問題來安慰自己,而是踏踏實實忙著解決自己的問題時,中國的崛起才真正具備了“不可逆轉”的底氣。
到那時,別人是不是“感冒”,已經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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