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南唐亡國，同為藝術亡國，世人同情李煜卻反感徽宗？

李煜和宋徽宗某種程度上確實很像——同樣是拿著畫筆寫字作詩的皇帝，一個成了語文課本里的嘴角一酸，另一個成了歷史課本里的集體嘆氣。

同樣是因愛藝術而丟了江山，為何世人同情李煜，卻瞧不起宋徽宗？

關鍵就在于，李煜更像被命運無情推下牌桌的可憐之人，宋徽宗則更像親手把牌桌掀翻的始作俑者。

李煜這個人最大的問題，不是他愛詞愛到失神，而是他一上來就抽到一張爛簽。

生在五代十國的尾聲，開局就是地獄模式。

上有強宋虎視眈眈，周邊小國你吞我我吞你，南唐本身國力就一般，還一路被打壓成小透明。

換句話說，等他接班時，南唐已經是病號床上的最后一口氧氣瓶。

然后李煜也不是那種天生的政治玩家，他更像一個被硬拉上臺表演的文藝青年。

別人登基是滿腔雄心壯志，他登基更像被催著交畢業作品：該你了，上去。

他也不是完全躺平。

他節儉過，想休養國力，也努力過在夾縫中求生存。

但那會兒的大勢格局是大宋正強勢整合天下，他這點操作，就像拿雨傘去擋山洪，誠意有了，效果幾乎沒有。

歷史的滾輪碾下來，他這個南唐后主，僅僅是個順帶被拍扁的小角色。

偏偏，在這種絕境里，他又擁有了離譜級別的藝術天賦。

一旦亡國，被俘，人在汴京，身不由己。

那種失國失家失自由的三重暴擊，全部化進了詞里。做皇帝，他是笑話；做詩人，他是神話——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不是閑愁，是亡國之君的真情實感。

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一句寫出了多少人醒來才想起現實有多殘忍的感覺。

他沒有為自己的失敗狡辯，也沒有甩鍋別人。

他只是把痛寫成了字，讓后人隔著千年都能感到胸口一悶。

這種坦白，太真。

于是，李煜在歷史敘事里，有了一個很特別的身份：失敗的皇帝，成功的詩人，徹底的受害者。

天下既然早就不是他的了，人們看他，就自然拉低了要求：你守不住江山可以，起碼你是個真誠的人。

這就是他被廣泛同情的底色。

再看宋徽宗。

同樣愛藝術，同樣亡國，問題出在：他不是被動地被時代拋棄，而是一步步親手把王朝推到懸崖邊。

宋徽宗的開局，是典型的富二代模板。

北宋立國百年，有文化，有錢，有城防，有制度。

他接手的是一個雖然有隱患，但還算穩當的大帝國。

結果他干了什么？

一邊把藝術和審美卷到天花板，一邊把政治和財政往深坑里薅。

書法自創瘦金體，宮殿建筑玩出頂級審美，花石綱折騰全國為皇帝湊奇石盆景，大量役夫死在路上，民生叫苦。

對內，他迷信權相，把權力交給蔡京一類的投機政客。

對外，他前期不知收斂，后期又在對遼對金的外交上步步失誤，玩到金兵南下，東京失守，自己和一大家子被俘北上。

理論上，他不是沒有機會止損。

若能早醒一兩年，剎車一點點踩，也許歷史不會那么慘烈。

但他一直沉醉在自己親手打造的繁華里，直到鐵蹄踏進城門。

李煜亡國時，人們會說：時代太難了，他是無力回天。

宋徽宗亡國時，人們會說：這結局，你自己得擔一半以上。

這就是同情和鄙夷的差別。

一個是被命運按在地上摩擦，一個是自己挖坑跳進去。

還有一個重要差別：兩個人在作品里的姿態完全不同。

李煜的詞，是把自己拆開給你看。

他承認自己軟弱，承認自己怕死，承認自己貪戀一點小小歡愉。

那種不掩飾，不粉飾，不裝硬漢的直白，反而讓人覺得真實可愛。

他亡國后，不再擺君王架子。

他在作品里更像一個普通人：會后悔，會自責，會懷念過往，會抬頭看看天命。

這時候，再去評判他執政的得失，人們自然會手下留情。

宋徽宗的藝術，卻很少有這種掏心掏肺。

他的書畫，是極致的審美，是宮廷的風雅，是個人品位的頂格展示。

你能看到美，看到講究，看到閑適，卻很難看到一個帝王對天下蒼生的愧疚，對時代的反思。

到了國破家亡那一步，他在歷史敘事里，始終沒能完成那種從皇帝到普通人的真切轉身。

于是，后人看他，只能把他釘在帝王的座位上打分。

李煜最后像是一個被奪走一切的普通人，宋徽宗則更像一個在崗位上嚴重失職的職業經理人。

一個是可憐，一個是要追責。

最后，兩個人所處的時代氛圍，也拉開了世人審視他們的情緒差距。

五代十國，本身就是群魔亂舞的修羅場。

節度使混戰，王朝壽命動輒十幾二十年，人人都知道，這牌局早晚要散。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多一個南唐少一個南唐，并不改變大趨勢。

李煜身處的是大洗牌末尾的小角色，輸得不算出格。

北宋卻不一樣。

它是一個有制度、有文化、有積累的大帝國。

那么多人在這個系統里兢兢業業地維持平衡，偏偏到宋徽宗手里斷得如此干脆。

這種從穩到崩的強烈反差，本身就帶著控訴的意味。

人們不是單在罵宋徽宗一個人，而是在替這個投入太多情感的大宋王朝惋惜。

惋惜太強烈，就容易轉化成對當事人的不滿。

還有一點很現實：李煜的表達方式，更適合被后世反復感動。

他的名句，就是天然的流量密碼。

一江春水，夢里身客，這些意象太容易和普通人的情緒共振。

失戀了可以讀，失業了可以讀，半夜emo也可以讀。

宋徽宗的藝術，則更偏向專業門類。

要了解書畫史，宮廷藝術史，你才會在那一筆一劃里拍案叫絕。

普通人翻開課本，一邊是刻在心里的愁詞，一邊是一個名字加幾行寥寥的史實。

他倆誰更容易走進大眾內心，不言自明。

但說到底，李煜和宋徽宗，都是時代巨大車輪下的碎片。

一個以受害者姿態，被人溫柔安放在文學史最柔軟的角落。

一個以反面教材的形象，被冷冷寫進王朝興衰的段落。

李煜是那個被命運推下去，還不忘回頭給我們寫下一首首心事的人。

宋徽宗是那個明知道懸崖臨近，卻還低頭畫花、抬頭筑園，最后一腳把全局踢下去的人。

人性總是這樣，對無力反抗的悲劇，我們愿意伸出手，給一點同情。

對本可以避免卻沒有避免的失敗，我們會加一層失望，再添一筆責備。

理解了這一點，你就會發現，那些落在李煜身上的眼淚和落在宋徽宗身上的白眼，其實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來自人心深處對責任的在意，對真誠的偏愛，對命運無常的嘆息。

而這，恰恰是歷史最迷人，也最殘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