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6月,安慶城外的硝煙剛剛散去,曾國荃就遇上了一個讓他后半輩子只要一閉眼就能看見血的大難題。
集賢關和赤崗嶺這兩塊硬骨頭終于被啃下來了,隨之而來的是九千多號放下了刀槍的太平軍。
這幫人成分挺雜,既有剛從田里被拉來湊數的莊稼漢,也有跟著英王陳玉成一路從廣西殺出來的百戰老兵。
這燙手的山芋,該怎么接?
曾國荃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噼啪響,每一筆算出來的都是透骨的寒意。
留著吧?
這可是九千張等著吃飯的嘴,還得防著他們隨時在背后捅刀子搞嘩變。
放了吧?
那不等于是把老虎放回山林,沒準過兩天在戰場上又得挨他們的槍子兒。
思來想去,路好像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條滿是血腥的道。
這位后來被稱為“九帥”的狠角色,這時候露出了讓人牙齒打顫的兇光。
他把心一橫,下了道死命令:這投降的、被抓的九千多號人,一個不留,全部處決。
等人頭落了地,曾國荃自己先心虛了。
老話都說“殺降不祥”,他怕這缺德事干得太絕,將來報應會落到自家兒孫頭上。
于是,他戰戰兢兢地給大哥曾國藩去了封信,把這事兒一五一十說了,字里行間透著一股子后悔勁兒。
誰承想,那位滿口仁義道德、被捧上圣壇的大哥,回信里既沒有責罵也沒有安慰,只有冷得掉渣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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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帶了兵,那就是以殺賊為本分,何必因為殺多了而后悔。”
這話乍一聽,能讓人從頭頂涼到腳后跟。
可你要是把安慶之戰這盤大棋復盤一遍,就能琢磨出味兒來:曾國藩這句“不悔”的背后,其實藏著湘軍能贏下這場生死局的一整套底層邏輯。
說白了,這一仗壓根就不是為了搶地盤,而是為了搞“種族滅絕”式的徹底清洗。
咱們把日歷往回翻個一年。
1860年的安慶,那是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的一顆銅豌豆,又硬又硌牙。
這地界是天京(也就是南京)的西大門,安慶要是守不住,天京就得光著身子挨打。
那會兒戰場上的局勢,看著挺邪門。
按常理推斷,太平軍剛在三河大捷里把湘軍的王牌李續賓部給一口吞了,心氣兒正高。
陳玉成、李秀成這兩根頂梁柱都還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將有將。
反過來看湘軍,剛栽了個大跟頭,主力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到安慶外圍圈。
可曾國藩這人,最擅長的本事就是“結硬寨、打呆仗”。
到了1860年3月,這老頭緩過一口氣,又給安慶布下了一個沒法解的死局。
曾國藩這筆賬算得很精:安慶城墻厚得像鐵桶,守城的張朝爵、葉蕓來又是那種寧死不屈的硬茬子,硬著頭皮攻城,那就是拿人命填坑。
既然進不去,那就把里面的人困成干尸,把外面來救的人活活耗死。
他給老弟曾國荃派的活兒簡單明了:別急著沖鋒陷陣,先當好包工頭,挖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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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荃帶著一萬多號人,跟土撥鼠似的在安慶城外瘋狂刨土,挖出了兩道深溝。
一道朝里,把城里的守軍鎖死;一道朝外,把來救命的援軍擋住。
曾國荃自己就蹲在這兩道溝中間,張著口袋等太平軍往這銅墻鐵壁上撞。
這招數,就是教科書級別的“圍點打援”。
這下子,難題甩給了太平軍這邊的陳玉成:安慶這地方,救還是不救?
不救,天京還得玩完。
救,那就是往曾國荃預設好的絞肉機里跳。
陳玉成沒招了。
1860年12月,他本來正帶著大部隊在湖北西征,琢磨著打武漢搞個“圍魏救趙”。
一聽老巢安慶快斷氣了,陳玉成不得不把自己劈成兩半使:留幾萬人守黃州、德安,自己帶著一萬精銳,火燒眉毛似地往回趕。
這一回頭,正好掉進了曾國藩的口袋。
在回援的半道上,陳玉成撞上了他這輩子最難對付的“攔路虎”——多隆阿。
在晚清那段亂糟糟的歷史里,多隆阿這個名字經常被曾家兄弟的光環給擋住,但在安慶這一仗里,他才是那個真正扭轉乾坤的“勝負手”。
在曾國藩的棋盤上,多隆阿不用攻城,他的任務就兩個字:“打援”。
他手底下那支黑龍江馬隊,跑起來跟風一樣快,專門在安慶外圍獵殺太平軍的救兵。
1861年3月,陳玉成一路殺到了桐城的掛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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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方離安慶已經近在咫尺,可偏偏就是過不去。
多隆阿的騎兵跟瘋狗似的死死咬住陳玉成不放。
兩邊來回沖殺,陳玉成手里的精銳死了一茬又一茬,可就是往前挪不動半步。
這時候,要是換成湘軍碰上這倒霉事,周圍的友軍早就一窩蜂擁上來幫忙了。
你看看湘軍的配置:多隆阿在正面硬扛,剛升官當了安徽按察使的李續宜立馬帶著隊伍趕過來助拳。
這李續宜是誰?
那是三河大捷里戰死的李續賓的親弟弟,人家是帶著滿腔的復仇怒火來的。
多、李兩家兵合一處,陳玉成徹底沒戲唱了。
反過頭看太平軍這邊,就露出了一個要命的組織絕癥。
陳玉成在掛車河被打得頭破血流,他眼巴巴地在等一個人——李秀成。
照理說,安慶要是完了,大家都得完蛋,唇亡齒寒的道理誰都懂,李秀成怎么著也得傾巢出動來救場。
可這會兒李秀成在忙啥呢?
人家正忙著在江浙那片富得流油的地方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一心想建他的“蘇福省”。
在他眼里,保存實力、搶地盤,比去安慶那個絞肉機里送死劃算多了。
這就是湘軍和太平軍最大的差別:湘軍是一張織得密不透風的網,牽一根線全身都動;太平軍是一盤散沙,每個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盤。
陳玉成苦等李秀成不來,只能憋屈地退回集賢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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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他被逼急眼了,做出了一個挺悲壯的決定:既然野戰干不過,那就修碉堡,跟湘軍拼消耗。
他在菱湖北岸一口氣修了13座營壘,派猛將吳定彩帶人鉆進安慶城幫忙守著,打算跟城里搞個犄角之勢。
但這不過是最后的一點撲騰罷了。
熬到1861年5月,太平軍的局勢已經到了崩盤的懸崖邊上。
這時候,干王洪仁玕、靖東主將林紹璋終于帶著救兵露面了。
陳玉成一看來了幫手,心里的火苗又竄上來了,在桐城又湊了三萬多人,營盤扎了二十多里長,準備再玩命沖一次。
結果攔在前面的還是那個老冤家——多隆阿。
在橫山鋪、練潭、掛車河這些地方,多隆阿的騎兵再一次給這幫從天京來的援軍上了一課。
洪仁玕這幫人雖然地位高,但真要論打硬仗的本事,跟陳玉成差了十萬八千里。
一通亂戰下來,援軍損兵折將,狼狽地逃回了桐城。
陳玉成這下徹底絕望了。
他把最后的指望寄托在老家天京,自己親自跑回去搬救兵。
可他這一走,留下的部隊就慘到家了。
1861年6月,安慶外圍打得最慘烈的一戰——赤崗嶺之戰爆發了。
負責守赤崗嶺的,是陳玉成手下的頭號悍將劉玱林。
就連曾國藩在日記里都得罵一句:“這賊頭子最兇悍,是第一號亡命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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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的那邊是湘軍第一猛將鮑超帶著“霆軍”,配合曾國荃的“吉字營”。
這一仗打得有多慘?
湘軍這邊,雖然占著絕對優勢,人多槍炮多,可居然被打死打傷了三千多人。
曾國藩在給家里的信里都驚呼,這種傷亡是從起兵以來沒見過的。
但太平軍更慘。
劉玱林的四千守軍(也有說是兩千),在湘軍瘋了一樣的圍攻下,幾乎全部戰死。
這些人大多是跟著太平軍起家的兩廣老兄弟,打仗經驗那叫一個豐富,可以說是太平天國最后的家底子。
6月9日,彈盡糧絕的劉玱林帶著幾百個殘兵敗將,試圖從赤崗嶺突圍。
一路殺到馬踏石,終于跑不動了,被追兵活捉。
鮑超恨透了這個讓他折了這么多兄弟的對手,下令把劉玱林大卸八塊。
也就是在這一戰之后,曾國荃為了泄私憤,也為了永絕后患,才下令屠了那九千降卒。
赤崗嶺一丟,安慶就真的成了個鐵桶,插翅難飛。
這時候的安慶城,活脫脫就是個人間地獄。
曾國荃不光在陸地上挖溝,還在水上動起了歪腦筋。
他讓人在樅陽修大壩,把內湖的水位強行憋高。
這招太損了,安慶東門外頓時變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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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能在長江里晃悠的湘軍水師,這下可以直接把船開進內湖。
楊載福帶著4000水軍、幾十艘戰艦,整天圍著安慶城轉圈,大炮對著城里狂轟濫炸。
城里的糧食早就斷頓了。
張朝爵和葉蕓來還在死扛,但希望已經徹底滅了。
外面的援軍要么被打散了,要么像李秀成那樣站在岸邊看熱鬧。
糧食進不來,消息出不去。
這就是曾國藩“結硬寨”的最終形態:他不跟你比誰的刀快,他比的是誰命長。
他用強大的后勤補給線、統一的指揮體系、冷酷的殺戮政策,造出了一個巨大的絞肉機。
在這個絞肉機面前,個人的本事——哪怕是陳玉成這樣的天才將領,劉玱林這樣的悍將——都顯得蒼白無力。
回過頭再看,安慶之戰誰輸誰贏,其實早在開打之前就已經注定了。
這不光是打仗打輸了,更是組織決策上的徹底完敗。
當曾國藩為了給弟弟打氣,寫下“何必以多殺為悔”的時候,他展示的是一個龐大的軍事集團為了贏可以不擇手段的統一意志。
而當陳玉成在掛車河苦等李秀成不來,絕望地看著多隆阿的騎兵沖鋒時,他面對的是一個四分五裂、各自為戰的太平天國。
1861年,安慶陷落。
這是湘軍最風光的時刻,也是太平天國敲響喪鐘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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