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周養浩被關白公館，心里涼了半截：這兒原來是葉挺的牢房

1975年春天，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院子里還帶著寒意。對在押戰犯來說，這一年卻像是翻篇的一年，命運忽然拐了個彎。禮堂里人聲嘈雜，不少人已經隱約聽說：中央可能要作出一個重大決定。許多人心里發緊，又隱隱期待，誰都知道，這一批人，大多與舊時代綁得太深，想走出高墻，談何容易。

當廣播里清晰地念出“特赦全部在押戰爭罪犯”的決定時，許多人一時沒反應過來，緊接著才像炸開了鍋一樣，有人抹眼淚，有人大聲鼓掌，還有人呆呆站著，嘴唇卻在發抖。很少有人想過，這樣的結局會落在自己頭上。多年管教，反復思想改造，終究還是走到了這一步。

在這一群激動的人當中，有一個身影顯得格外安靜。他就是曾經的軍統少將、副區長，參與重慶“11·27”大屠殺、欺騙并參與殺害楊虎城將軍的特務——周養浩。按理說，他的命運本不該走到這一刻。在很多人眼里，這樣的人，早就該被歷史“清算”干凈。可事實比想象更復雜，繞了許多圈子，才走到今天這行文字。

一、從法學院到軍統處：斯文面孔后的血腥道路

回到更早一些的時間。周養浩1900年前后出生在浙江江山，青年時進入上海法學院學習，在當時算是很體面的一條出路。學法律的，多半講求邏輯、證據、程序，講究“是非曲直”。有意思的是，周養浩后來的一生，卻幾乎把這一切都踩在腳下，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1933年，他經人介紹加入復興社特務處。因為和戴笠、毛人鳳是同鄉，又有文化，會寫會說，辦事又利落，很快被看中。軍統系統內部，文化水平高的并不算多，一個法學院出身、長得斯文、說話客氣的年輕人，很容易獲得上級信任。職務一路上升，最后做到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

外表文弱，心思卻極為狠厲。久而久之，軍統內部給他起了個綽號——“書生殺手”。這四個字，不是夸他文雅，而是形容他一邊戴著斯文面具，一邊干著最血腥的活兒。很多后來面對他的受害者，初見時都以為這是個“好說話的人”，等反應過來，已經晚了。

1949年年初，李宗仁以代總統身份決定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以表示和談誠意。這件事在當時鬧得不小。但表面上的“誠意”背后，另有一套安排。蔣介石聞訊大怒，要求立即把張學良送往臺灣，楊虎城則要秘密處決。毛人鳳接到命令后，挑人的時候，很快想到周養浩。

在被關押期間，楊虎城對許多特務都十分戒備，只有對周養浩稍微有一點“好感”。原因很簡單，這個年輕人穿著得體，說話有禮，不像一般獄卒那樣兇惡。毛人鳳正是看重這一點，將“最后一程”的任務交給他。形式上，是“護送”，實質上，是“押赴死地”。

有一段流傳下來的情節，很能反映當時的氛圍。臨行前，周養浩對楊虎城說：“老先生，這次總裁在重慶，想當面跟你談一談，多年的事情也該有個結束了，很有希望。”這種說法，既像安撫，又像暗示。楊虎城也許已經隱約察覺不妙，但仍抱著一線希望，帶著家人、秘書宋綺云等人同行。

1949年9月6日下午，這一行人被秘密押往重慶戴公祠。那一日之后，這位曾經叱咤疆場的西北名將，連同家人，一同被特務殺害，并用硝鏹水毀滅遺體。直到建國以后，經過徐遠舉、楊進興等人的交代，人們才終于把這段血案的真相一點點拼接起來，將遺骸線索找出。

對于周養浩來說，從法學院畢業，到親手參與這樣的行動，時間并不算長，不過十多年。這個轉變，本身就折射出當時特務系統的殘酷邏輯：文化和法理，被當作工具，而不是用來約束權力。

二、重慶“11·27”與白公館：殺人者被關進原來的牢房

如果說殺害楊虎城一案，還算是“秘密行動”，那重慶“11·27”大屠殺，就是公開撕破最后一點遮羞布的血案。1949年秋，解放軍已經基本掌握全國戰局，重慶成為國民黨在西南的最后重要據點之一。隨著軍情日緊，特務機關開始考慮“處理”關押在各處監獄的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

相關屠殺行動，從1949年9月就陸續開始，不是只局限在11月27日一天。到11月底，遇難的革命志士已經超過兩百人。周養浩彼時擔任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直接參與具體部署。他親自率領二十多名特務，押送三十二名被關押人員到歌樂山松林坡刑場，集中射殺。

這種“親自帶隊”的方式，既表現出上級對他的信任，也暴露出他在關鍵時刻毫不猶豫的狠勁。對他來說，這不過是一項“任務”，執行完就算交差。甚至在行動前后，他還認為毛人鳳會安排他盡快撤離重慶，以免陷入解放軍的包圍。

事實卻出乎他的意料。毛人鳳率先單獨離開，把他留在重慶擦尾巴。1949年11月底之后，解放軍步步逼近，重慶情勢瞬間崩塌。周養浩收拾得草草，帶著滿身血腥，從重慶飛往成都，再轉道昆明，試圖同老同事沈醉、徐遠舉會合，準備找機會逃往臺灣。

沈醉早在1948年5月就被排擠到云南，擔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長，表面上是監視盧漢，實則風雨飄搖。徐遠舉和周養浩前后腳抵達昆明，兩人同樣想利用民航機票逃命。機票權力掌握在沈醉手上，大家心知肚明，誰能拿到機票，誰就多一分活路。

有一個細節頗為耐人尋味。周養浩人雖然到了昆明，卻死活不敢離開巫家壩機場。他讓沈醉把機票送到機場，說自己“在重慶把事做絕了，幾百號人全殺光了，還是早點走為妙。”這句話，從一個特務口中說出來，帶著一點潛意識的驚懼。殺得太多，他自己也清楚，一旦落到新政權手里，幾乎沒有回旋余地。

然而形勢變化比他們想象更快。1949年12月9日上午，盧漢以軍政會議為名，把省內軍政要員集中起來，當晚宣布起義。沈醉在會議上被控制，隨后被要求在起義通電上簽字。當晚，昆明城內對國民黨特務的搜捕行動迅速展開，局勢瞬間逆轉。

失去指揮核心的特務系統，亂成一團。昆明市警察局奉命全城搜捕，郭旭、成希超等特務在皇后飯店被抓。得知周養浩躲在機場，警方兩次派人前往，先是吃了空軍方面的“軟釘子”，最后由李志正親自帶隊，才在一輛破舊的車里把這個偽裝成普通旅客的少將逮住。

同一時間段內，徐遠舉還在老友朱子英家里睡大覺，對外面的風云變化一無所知。醒來之后發現主人不在，隱約感到不妙，匆忙上車準備逃走，結果剛一出門，就被警員和荷槍實彈的士兵堵個正著。幾把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他只好舉手投降。軍統“西南三劍客”，至此悉數落網。

1950年5月，包括沈醉、徐遠舉、周養浩在內的一批戰犯，被押解回重慶，關進戰犯管理所。值得一提的是，這里正是解放前臭名昭著的白公館監獄。這里曾經關著無數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也關過新四軍軍長葉挺。

走進這個地方時，周養浩心里那一下“涼”，并不難理解。他當年曾在這里“視察工作”，看著特務們用各種刑具折磨革命志士，現在自己卻被推到鐵門后。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他被分配到的牢房，正是當年關押葉挺的那一間。

葉挺在“皖南事變”后被關押，先后輾轉上饒、重慶、恩施、桂林等地。1942年1月，被押解至重慶時，蔣介石對他還抱有幻想，給了一定“優待”，試圖勸降。葉挺態度堅決，寧死不屈，最后被轉押進白公館，生活條件刻意被壓低，以期“慢慢磨掉他的意志”。

也正是在白公館的歲月里，葉挺寫下了《囚歌》。這首詩后來傳得很廣，“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一句，很多人耳熟能詳。站在那間牢房里，周養浩不得不直面一個殘酷現實：當年自己是施壓的一方，如今卻從高位跌落，只能在別人曾經被侮辱的地方，反省自己的過去。

三、改造與特赦：從抗拒到底到拿起筆的那一刻

剛被關進戰犯管理所時，周養浩的態度極為強硬。多年特務生涯養成的多疑、冷酷，一時半會兒不可能消失。審訊時，他借著法學院出身的優勢，頻頻搬出各種“法理”，滔滔不絕，極力為自己辯解。他的話語邏輯往往是：“奉命行事，不負法律責任”，仿佛把“上級命令”當成遮羞布。

有管教干部回憶，當時聽他辯駁，確實一時還真難招架。對方能言善辯，對法律條文也有印象，問到細節就繞回“制度”“命令”，試圖把自己說成“被動執行者”。這種狡辯，在不少特務身上都存在，但像他這么“有系統”的，還算少見。

在生活上，他同樣難以適應新的環境。一度拒絕交代罪行，還采取過絕食方式來表達所謂“不服”。云南方面的軍管會人員，只能先做思想工作，一遍遍解釋政策，強調坦白從寬，主動交代有利于本人和家屬。經過長時間勸導和對證，他才逐步承認自己參與殺害楊虎城、組織屠殺渣滓洞和白公館在押人員的事實。

隨著時間推移，他被先后轉押至北京功德林、撫順戰犯管理所。與一批戰犯長時間集中生活，對許多人來說，既是精神上的折磨，也是思想上的沖擊。有的人很快放下包袱，承認錯誤；也有人在很長時間里死死抱著舊觀念不放。

在重慶戰犯管理所里曾發生過一件小插曲，后來被不少人提起。當時有位首長來給戰犯們作報告，題目叫《脫褲子割尾巴》，實際上是用形象說法來說明“改造舊思想”的必要性。那位首長普通話不夠標準，“尾巴”本該讀成“yǐ”，卻誤讀成“jí”，一字之差，意思完全變了。

話音落地，臺下一下子從喧鬧變成冰冷的寂靜。有人臉色煞白，有人氣得直冒冷汗，還有人噌地站起來，激動地說：“寧可死，也不能受這種侮辱！”直到管教干部搞清楚誤會，反復解釋之后，才算讓情緒慢慢平復下來。這個細節雖小，卻說明了一點：許多戰犯哪怕身陷囚籠，對“尊嚴”的敏感度仍然很強，一提“動刀子”的事，就以為要在身體上動手。

軍統“西南三劍客”在改造中的表現，也各不相同。沈醉在昆明被扣押時，就已經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解放后配合調查，交代了不少潛伏特務的情況，1960年便獲得特赦，是這批國民黨特務中較早出獄的人。

徐遠舉的表現也不算差，對自己的問題承認比較痛快，只是在漫長等待過程中積累了怨氣。1973年，他因工作被批評，當天又因高血壓還用冷水沖澡，走出衛生間時突然倒地，經搶救無效死亡，腦血管破裂，永遠沒等到特赦那一天，有些讓人唏噓。

周養浩比他“幸運”。在功德林和撫順的那些年，他雖然仍舊寡言少語，對人心存戒備，但態度逐漸明顯緩和。接觸他的人發現，他談起戰爭和過去，仍帶著職業慣性，卻不再像早年那樣咄咄逼人。對自己的罪行，他并非每一處都愿多說，不過關鍵事實已被查證，抵賴也沒有空間。

1975年3月，特赦決定正式宣布，周養浩的名字在其中。他從戰犯轉為“特赦釋放人員”，身份一變，生活軌跡也隨之打開了一條新路。拿到文件后，他同蔡省三等十人，向中央提出一個請求：希望能前往臺灣。

表面看，這個要求好像有些“逆向”。從敵方陣營中走出來，又要回去？但了解他家庭情況的工作人員很清楚，他的幾個子女都在臺灣，有的早年就隨國民黨撤退過去，等于是多年未見的骨肉。請求回臺，并非出于政治立場，而是出于親情牽絆。

根據1975年3月20日中央下達的《關于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意見》，確實明確寫著：“凡愿意回臺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也就是說，只要臺灣當局同意，這些人可以自行選擇去向。對其他愿意留在大陸的特赦人員，組織上還要幫助安排工作，解決生活問題，并提供必要路費。

周養浩一行人，經批準后先到香港，準備再看臺灣方面態度。他們在香港整整等了大半年，一次次打聽消息，一次次失望而歸。臺灣當局遲遲不給答復，事實上已經表明態度：不愿接受這批曾被新中國改造、已明確表態承認罪行的“舊人”。政治上的算計，在這里明顯地壓過了辯解的言辭。

時間拖久了；現實面前，他不得不改變計劃。考慮到子女分散海外的情況，他最終選擇轉道美國，與在美國的小女兒生活在一起。從這一步開始，他的軌跡從公開檔案中漸漸淡出，留下的文字記錄很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美國過得相對低調，沒有頻繁露面，更談不上在輿論場上大張旗鼓地發聲。

真正讓他重新出現在公眾視線中的，是另一位舊戰犯的一本書。

四、遠在美國的一句話：對歷史的態度

同樣被特赦的軍統少將段克文，后來也到了美國。他在那邊沒有親屬，通過“國際救濟總會”的幫助才得以登岸，生活相當拮據。為了糊口，他開始給一些報紙供稿，寫自己過去的經歷，又整理出一本名為《戰犯自述》的書，試圖用“親歷者”身份來講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生活。

問題出在內容上。這本書里，他對在押期間的情況大肆歪曲，把自己當年犯下的罪行輕描淡寫，卻著重渲染所謂“受刑”“虐待”，聲稱曾被“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言辭激烈，給人的印象是：自己在新中國獄中遭遇了極其殘酷的待遇，而不是在接受系統的思想改造。

這類說法一旦被傳播，很容易誤導不了解情況的讀者。書稿傳回國內后，在已經獲釋的一批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引起強烈不滿。許多人都清楚，當年的管理制度雖然嚴格，但決不允許私刑和酷刑，更不允許用“辣椒水”“老虎凳”這類手段對待已經戰敗投降、并正在接受改造的戰犯。

文強看完書后，氣得直罵，隨后寫了專文予以駁斥。黃維也寫下《黃維自述》，對當年功德林的生活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回憶，指出段克文在書中“張冠李戴”“憑空捏造”的種種地方。戰犯這個群體內部，在面對事實問題時，出現了某種分野：有人選擇以夸大苦難來掩蓋罪行，有人則認為這樣做既有失公允，也是在否定自己曾經獲得的寬大處理。

在美國的周養浩，也看到了相關報道。原本，他在海外幾乎不接受任何采訪，傾向于“沉默過日子”。但面對段克文的“筆下世界”，他感到不得不站出來說幾句話。畢竟，他在功德林待過多年，對那里有哪些規矩、怎樣管理，清清楚楚。

面對記者，他的評價很直接：“段克文一貫立場反動，不可信。”這句話不長，卻態度分明。緊接著，他補了一句：“能與家人團聚，說到底要感謝毛主席，感謝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對于“特赦”這件事，并非口頭一說，而是真切地意識到：以自己當年的罪行，能夠活著走出大門，本身就是政治上的極大寬恕。

這幾句簡單的話，從一個曾經的軍統少將、曾參與重慶大屠殺和謀害楊虎城的人口中說出，信息量并不小。一方面，他否認了“酷刑說法”，等于從反面證明功德林的改造制度不是靠私刑維系；另一方面，他承認自己獲釋歸根結底依靠的是新政權的政策，而不是所謂“命運安排”。

在這一點上，周養浩和段克文，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選擇用虛構的受難“遮蓋”過往的血債，把自己包裝成“受害者”；另一個沒有美化自己的過去，也沒有否認曾經的罪行，只是在后來平靜地說出那句“要感謝”的話。這種差異，本身就是對歷史態度的分界線。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確鑿的檔案、沒有眾多在押人員互相印證，單憑某一本“回憶錄”，很多人很可能會輕易相信那些聳人聽聞的故事。歷史一旦被這樣“改寫”，死難者的血，便再次被無形中抹去。這也是不少老干部、老戰犯看完段克文的書后憤慨的原因：他們不能接受把真實的管理制度說成酷刑地獄，更不能容忍有人以此來洗白自己的罪行。

回頭看周養浩的一生，從法學院學生，到軍統少將；從書生面孔，到“書生殺手”；從歌樂山槍聲，到白公館鐵門；從拒捕抗拒，到受改造、獲特赦；再到晚年遠在美國，說出那句頗有分寸的話。中間的每一步，都踩在時代的節點上。

他參與了新舊政權更替中最黑暗的一些行動，也親身經歷了新中國對戰犯的改造與特赦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人的命運軌跡，折射出舊特務系統如何一步步走入歷史的陰影，也折射出新政權在處理戰爭罪行時所采取的那種既堅定又有尺度的方式。

今天回看重慶白公館那間牢房，人們最常想到的是葉挺寫下的《囚歌》。很少有人會注意到，曾經有一段時間，這里也關過一個當年的特務少將。對他而言，這里既像是一面鏡子，又像一把秤，把過去的輕狂和冷血，都一寸一寸地照出來，稱清楚。真實的歷史，大多就是由這樣復雜又矛盾的命運拼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