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老"潮席卷中國？警惕！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我們身邊重演！

中國是否正步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式的長期停滯？

這一疑問，正隨著網絡上悄然蔓延的“厭老”情緒，迅速席卷公共輿論場。

但必須清醒認識到：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發展階段與制度邏輯存在本質差異，歷史不會簡單復制，悲劇亦無重演基礎。

所謂“厭老”，并非對老年群體的整體否定，而是部分青年在現實重壓下，借由社交平臺釋放焦慮的一種表達方式，其焦點高度集中于幾類具體困境。

據國家統計局2025年1月最新發布數據，截至2024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達31031萬人，歷史性突破3億關口，占總人口比重升至22.0%。

老齡規模持續擴大，最直接的連鎖反應便是照護供給體系承壓——專業養老護理力量嚴重短缺。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權威測算顯示，當前全國養老護理員缺口高達550萬人，供需失衡已成系統性短板。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入職護理人員年流失率普遍處于40%至50%區間，穩定性極低。

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已將養老護理員明確列入《重點產業急需緊缺高技能人才目錄》，足見該崗位缺口之深、補缺之難。

或許有青年會問：護理員不足，與我何干？實則息息相關——這一缺口終將以隱性成本形式轉嫁至家庭與個體。

當下典型家庭結構已是“421”模式：一對育齡夫婦需同時贍養四位長輩，并撫育一名未成年子女，壓力強度遠超常人想象。

白天職場奔波，晚間育兒照料，還要抽空探視體弱父母；若老人罹患慢性病或失能，要么自掏腰包聘請專業護工，要么頻繁請假居家陪護——無論哪種選擇，都意味著收入縮水、職業中斷與身心透支。

除卻養老責任，青年自身生存空間亦被持續壓縮，壓力層層疊加，令人窒息。

應屆畢業生尚未站穩腳跟，便直面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即便成功入職，多數起薪仍徘徊在每月數千元區間。

在一線城市，單是房租就吞噬近半收入，再扣除基本飲食、通勤及通訊支出，月度結余往往趨近于零。

至于安家置業、締結婚約、養育后代等人生大事，更是橫亙著難以逾越的鴻溝。一線核心城區房價動輒每平方米七八萬元，一套百平米住宅總價輕松突破七百萬元，首付門檻高達百萬元級，許多青年傾盡兩代積蓄仍難企及。

婚俗中的彩禮負擔亦日益沉重，部分地區索要金額達二三十萬元，外加車輛、金飾等硬性要求，“準新郎”被視作移動提款機，心理與經濟雙重承壓已成常態。

而那些已步入職場的青年，長期困于“996”“007”工作節奏之中，深夜加班、周末待命已是日常；既要應對上級指令，又要承受客戶苛責，歸家后常連開口交談的氣力都不復存在。

縱使如此全力以赴，薪資增長緩慢、晉升通道收窄、職業前景模糊，未來圖景愈發黯淡，希望感日漸稀薄。

當現實無處突圍，個別缺乏邊界感的長輩言行，便成為情緒出口的具象投射，“厭老”話語由此在虛擬空間加速發酵、擴散。

提及此，公眾自然聯想到日本——那個以“失落三十年”聞名于世的鄰邦，其代際張力之尖銳、青年疏離感之強烈，確為全球鏡鑒。

我們不妨深入剖析日本路徑：這場曠日持久的衰退究竟如何發生？其青年為何產生真實而深切的代際怨懣？又與中國現狀存在哪些根本分野？

日本的“失落三十年”，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的轟然崩塌。

回溯1980年代，彼時日本經濟狂飆突進，東京地價三年翻三倍，日經指數峰值較十年前暴漲近三倍。

親歷者回憶，在東京留學期間，徹夜排隊替人購房竟成最賺錢兼職，通宵值守可獲2萬日元酬勞，足見市場癲狂程度。

全民陷入“房價只漲不跌”的集體幻覺，工廠主抵押廠房購入多套房產，白領借貸加杠桿殺入股市，篤信資產增值即財富自由。

然而1993年起，地產價格斷崖式下跌，多地房價縮水超50%，昔日天價豪宅淪為負資產。

曾斥資1億日元購置住宅者，數年后估值僅余數百萬，尚不足以覆蓋銀行貸款本息，終生背負債務枷鎖。

更有實業主押上全部身家炒房炒股，泡沫破裂后廠房易主、房產歸零，連子女高等教育經費都化為泡影，最終黯然退場。

泡沫破滅引發連鎖反應：企業大規模裁員、銀行壞賬激增、投資意愿凍結，日本經濟自此陷入長達三十年的低增長泥潭。

青年一代遭遇“就業冰河期”，畢業即失業成為普遍命運，只能輾轉于非正規雇傭崗位，收入微薄、保障缺失、上升無望。

租房尚屬奢侈，購房結婚幾成奢望，整整一代人被困在生存線邊緣，至今未能掙脫。

日本青年“厭老”情緒的深層根源，在于老年群體的高度同質化及其對社會資源的結構性壟斷，實質阻斷了青年向上流動的可能。

“團塊世代”——指1947至1949年戰后嬰兒潮出生人群——恰逢經濟騰飛黃金期，普遍享有終身雇傭、優厚年金、低價置業等多重紅利。

如今這批人平均年齡已逾七十五歲，手握豐厚養老金、持有大量優質不動產，生活從容富足。

反觀當代日本青年，就業不穩定、薪資停滯、無房無產、儲蓄匱乏，連維持基本體面生活都捉襟見肘。

絕望之下，“蟄居族”現象愈演愈烈，據日本內閣府統計，全國約146萬青年長期閉門不出，折射出系統性挫敗感。

更關鍵的是，日本社會保障體系呈現顯著“倒金字塔”結構：財政支出大幅向老年端傾斜，青壯年繳納的稅費中，超六成用于支付養老金與老年醫療支出。

而他們自身卻對未來退休待遇充滿疑慮，甚至擔憂年老后將面臨“零養老金”窘境。

在此背景下，“厭老”早已超越情緒宣泄，升華為對代際公平缺失的理性抗議與價值質疑。

由此催生惡性循環：代際對立加劇社會撕裂，社會撕裂抑制創新活力，創新乏力進一步拖累經濟復蘇，形成難以打破的閉環。

那么，中國是否會步其后塵？代際矛盾是否將持續深化乃至不可調和？

答案是否定的——中日之間存在一個決定性分水嶺，也是最不可忽視的本質區別：

我國老年群體絕非鐵板一塊，更不存在日本式的“清一色富裕長者”，其內部差異之大、階層分化之深，構成理解中國老齡化問題的關鍵前提。

我國老年人口呈現鮮明的“光譜式分布”，無法用單一標簽概括。

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確有部分退休干部、高校教師、央企高管等群體，月均養老金達八千至萬元級別，晚年生活寬裕無憂。

但更廣大的老年群體，尤其是農村戶籍老人，普遍缺乏制度化養老保障。

其基礎養老金每月僅百余元，即便年屆古稀，仍需躬耕田畝、種植蔬果以貼補家用，畢生辛勞卻難享真正頤養天年。

民政部2024年度公報指出，全國農村老齡化率達23.0%，顯著高于城鎮的17.0%。

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務工，留守家庭中常見“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組合，老人既要自我照料，又要承擔隔代撫養重任，生命晚期仍在負重前行。

此外，眾多城市普通職工退休后月領養老金僅兩三千元，僅夠覆蓋基本食藥開銷，一旦遭遇重大疾病，家庭財務即刻面臨崩盤風險。

尤為可貴的是，中國多數老人展現出極強的家庭責任感與代際共情力：主動承擔育兒家務、節衣縮食補貼子女、將畢生積蓄托付下一代——這種樸素而堅韌的付出，構成了中國家庭韌性的底層支撐。

所謂倚老賣老、蠻橫無理者，實為極少數個案，絕不能代表十四億人口中兩億多老年人的整體形象。

與此同時，國家層面正系統性構建積極應對老齡化的制度框架。

教育端發力明顯：全國已有770余個高等院校設立老年服務管理、智慧健康養老服務等新興專業點，定向輸送復合型養老人才。

政策端同步加碼：多部門聯合推動養老護理員薪酬改革，明確落實夜班津貼、失能照護專項補貼、職業年金覆蓋等激勵機制，著力提升崗位吸引力與職業尊嚴。

民生端持續托底：全國23個省份已出臺育兒現金補貼政策，雖尚處起步階段，但釋放出切實減負的明確信號。

歸根結底，當下青年與老年間的張力，既非真正的“厭老”，亦非不可調和的代際仇恨，本質是不同生命階段對現實的認知錯位與溝通斷層。

老一輩親歷物質匱乏年代，饑餓記憶塑造了極度審慎的消費觀與儲蓄本能。

而新生代成長于高速工業化與信息化浪潮中，所承受的壓力維度遠超父輩想象：房價通脹、教育軍備競賽、職場內卷、技術迭代焦慮……

他們渴望人格獨立、價值認同與程序正義，拒絕被傳統孝道話語綁架，抗拒以犧牲個體發展為代價換取家庭穩定。

其對長輩的質疑，并非否定親情本身，而是困惑于：為何歷經時代劇變，部分觀念仍固守舊有范式？為何不能以更包容的姿態，理解新一代的生存邏輯？

網絡空間泛濫的“厭老”段子與夸張吐槽，正是這種認知鴻溝的戲劇化投射。

青年借虛擬身份訴說委屈，老人讀到言論頓感寒心，誤判為道德淪喪，雙方情緒不斷累積，誤解螺旋式加深。

但必須重申：青年與長者從來不是對立陣營，而是血脈相系的命運共同體。

長輩以青春奠基今日基業，青年以奮斗托舉明日銀齡——沒有前者的篳路藍縷，難有今朝發展成果；沒有后者的創新突圍，亦難有未來養老質量躍升。

我們無需被碎片化輿情裹挾，更不必陷入非黑即白的情緒站隊。

至于“中國重蹈日本覆轍”的論調，實屬過度悲觀。

我國經濟雖面臨轉型陣痛，但基本面依然穩健：14億人口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全球最完整工業體系、持續強化的科技創新能力、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機制，共同構筑起抵御系統性風險的堅實堤壩。

只要代際之間增進傾聽、重建信任、協同行動，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積極老齡化之路。

最后想說：世上并無真正的“厭老潮”，只有被現實圍困的青年，和亟待被看見、被理解的長者。

放下對立執念，回歸共情本心，以尊重為橋，以理解為舟，一家人同心同行，方能共渡時代風浪，共享發展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