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4年，日本再次打破默契，扣押中國漁船、逮捕船長！

據日本共同社2月13日報道，日本水產廳九州漁業調整事務所于2月12日中午12時23分左右，在長崎縣五島市女島燈塔西南約165至170公里的所謂“日本專屬經濟區（EEZ）”內，以涉嫌無視停船命令并駕船逃逸為由，強行扣押一艘載有11人的中國大陸漁船“瓊東漁11998”號，并逮捕47歲的中國籍船長鄭念立。這是日本水產廳2026年首次扣押外國漁船，也是自2022年以來首次針對中國大陸漁船采取此類行動。

此次事件的發生時間節點極為敏感。當前，中日關系正處于低谷，日本極右翼首相高市早苗上臺后，正實質性推進修改和平憲法，試圖為日本軍事松綁。與此同時，日本眾議院選舉中，超過81%的受訪者支持將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顯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抬頭，對華政策趨于強硬。在此背景下，日本選擇此時扣押中國漁船，難免讓人懷疑其背后存在政治操弄的意圖。

歷史糾葛：漁業協定下的暗流涌動

中日漁業爭議并非新鮮話題。1997年簽署、2000年正式生效的《中日漁業協定》曾一度有效緩解了東海海域的漁業糾紛。根據協定，雙方在北緯27度以北的“暫定措施水域”內采取“船旗國主義”，即由各自國家的執法機關管理本國漁船，避免直接沖突。對于長崎以南、包括釣魚島周邊在內的敏感水域，協定則采取模糊處理，維持現狀，避免將國內法令強加于對方國民。

然而，協定簽署以來，日方并未完全遵守“船旗國主義”原則。尤其是在中日關系緊張時期，日本頻繁以“違規作業”“拒絕檢查”等理由扣押中國漁船，試圖通過執法手段擴大自身海洋權益主張。例如：

• 2011年12月，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長崎縣附近海域扣押一艘采捕珊瑚的中國漁船，并逮捕船長；

• 2016年2月，日本水產廳以違規作業為由扣押中國漁船，并要求中方削減在相關海域的漁船數量；

• 2017年，日本扣押4艘中國漁船，達到近年來的一個小高峰；

• 2020年，日本海上保安廳對138艘中國漁船發出警告驅離令。

這些案件的頻發時間幾乎都與中日關系的變化密切相關：2011年撞船事件、2012年日本“購島”鬧劇、2016-2017年沖之鳥礁填島事件，以及2020年中國海警對釣魚島實現常態化巡航后，日本均試圖通過漁業執法手段進行反制。此次扣押事件，是否意味著日本在漁業問題上再次打破“船旗國主義”的短暫平衡，轉向更加強硬的立場？

法律爭議：專屬經濟區與執法權的博弈

日本此次扣押中國漁船的理由是“涉嫌違反日本《漁業主權法》，妨礙公務”。然而，中國從未承認日本單方面劃定的所謂“專屬經濟區”。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專屬經濟區的劃定需基于沿海國的大陸架主張，而中日兩國在東海的大陸架劃界存在爭議，尤其是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歸屬問題尚未解決。因此，日本所謂的“專屬經濟區”主張缺乏國際法依據，其執法行動的合法性存疑。

此外，日本在執法過程中頻繁使用“追逐”“扣押”等強硬手段，甚至動用海上保安廳艦艇對中國漁船進行圍堵，極易引發海上對峙甚至沖突。這種“以執法為名，行擴張之實”的做法，不僅違反了《中日漁業協定》的精神，也違背了國際法中“比例原則”和“人道主義”要求。中國漁船在傳統漁場作業，日本卻以“違規”為由進行扣押，實質上是試圖通過執法手段壓縮中國漁民的作業空間，進而擴大自身海洋權益主張。

政治操弄：漁業問題成為右翼工具

此次扣押事件的發生，與日本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密不可分。高市早苗上臺后，日本右翼勢力加速推動修憲，試圖將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為日本軍事擴張鋪路。與此同時，日本在東海、南海等問題上頻繁挑釁中國，試圖通過制造“中國威脅論”來轉移國內矛盾，鞏固執政基礎。

漁業問題作為中日關系中的“老問題”，極易被日本右翼勢力利用，成為對華施壓的工具。通過扣押中國漁船、炒作“中國漁船違規”等話題，日本可以塑造自身“受害者”形象，爭取國際社會同情，同時為自身強化海洋執法、擴大軍事存在尋找借口。這種將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的做法，不僅無助于解決漁業爭議，反而會進一步激化中日矛盾，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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