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戰到朝鮮戰爭，再到伊拉克戰爭，為何歐美精英越來越慫？

1916年1月1日，駐扎在比利時的蘇格蘭步槍團第六營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前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丘吉爾此行并非為了視察，而是主動要求前往前線，擔任一名英軍基層指揮官。

來到前線后，他無視部下的勸阻，不僅每天巡視最前沿的戰壕，還親自執行了三十余次夜間巡邏，深入雙方陣地之間的“死亡無人區”。一戰期間，不僅是這位貴族出身的未來首相，將自己的生命押在西線戰場上，大量歐美的基層軍官也由貴族子弟充任。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歐美的政治精英們卻再也不可能親臨戰場。為何如今的歐美精英越來越“慫”？這種差異背后，觸及的是歐美社會一個極為冷酷的現實。

丘吉爾的案例并非孤例。事實上，以貴族子弟為代表的上流階級直接參戰，是一戰中的普遍現象，而且他們的參戰動機并非簡單地“刷資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對榮譽的追求。以英國為例，在一戰中，英國武裝部隊的總體陣亡率約為11.5%，而參戰的英國貴族階層成員的陣亡率高達19%。不僅比例上，一戰時期的英國貴族比平民承擔著更高的陣亡風險；數量上，貴族陣亡也絕非個別現象。

一戰期間，僅牛津大學畢業的貴族校友中，就有14,561人參加了戰爭，陣亡人數超過2,000人，陣亡率達到驚人的17.7%。英國貴族歷來崇尚尚武精神與騎士傳統，他們多擔任基層軍官，沖鋒在前、撤退在后，這也導致其陣亡率遠高于普通士兵。在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中，英軍損失的45萬士兵中，就有6萬是貴族子弟，足見其犧牲之巨。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沒有傳統貴族階層的美國，參戰在當時也是自上而下的共識。

當美國于1917年4月正式加入協約國陣營后，包含大資本家后代與政治家族后代在內的美國精英二代們，也表現出極高的參戰熱情與犧牲精神。哈佛大學約有11,319名學生和校友參戰，其中373人陣亡，陣亡率約為3.3%；耶魯大學約有9,548名學生和校友參戰，其中227人陣亡，陣亡率約為2.4%。在這些參戰者中，不乏當時的知名人物，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將四個兒子都送上了戰場，小兒子昆汀·羅斯福加入空軍后不幸陣亡，年僅二十歲。

事實上，無論是一戰還是更早的歷史中，在歐美國家，戰爭并不完全是貴族驅使平民送死。貴族在享有更多社會收益的同時，也承擔著與普通平民相等甚至更高的生命危險。然而，一戰其實是這種古老貴族精神的謝幕。隨著時間推移，事情開始悄然發生變化。接下來，我們將目光投向這種變化最為顯著的美國。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美國宣布加入二戰。盡管二戰期間美國動員的人數與比例遠超一戰，但從陣亡率來看，無論是歐洲戰場還是太平洋戰場，美軍面對的戰爭強度都無法與一戰西線或二戰蘇德戰場相提并論。美軍在二戰中的總體戰斗陣亡率僅為1.8%。

盡管參戰者中不乏約翰·肯尼迪、老布什與福特這些未來的總統，但他們面臨的風險已較一戰時期的英國貴族大幅降低。不過，二戰中的美國精英二代們至少還會“演一演”；等到二戰結束，他們便徹底不再偽裝。

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再次動員大量軍事人員介入朝鮮半島局勢。據統計，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先后動員了572萬名戰斗與非戰斗人員，其中僅被正式部署到朝鮮戰區的美軍總人次就達到178.9萬。這一數字雖不及二戰時期的兵力規模，但也絕非小數目。

然而，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精英的參戰人數與比例均出現斷崖式下滑。在數萬名陣亡的美軍名單中，僅有約200人畢業于常春藤盟校，且再未出現類似昆汀·羅斯福那樣的精英子弟陣亡案例。美國精英拒絕參戰，并非因為他們認為朝鮮戰爭是不道義或錯誤的戰爭，而是開始畏懼戰爭帶來的傷亡。

朝鮮戰爭期間，針對美國名牌大學學生的緩征制度開始被廣泛利用。對精英家庭的子弟而言，留在耶魯、哈佛等名校完成學業，不僅不必冒陣亡風險，從利益角度看，也是一條比奔赴前線更具吸引力的人生道路。自朝鮮戰爭起，戰爭成為美國精英與平民之間的一道鴻溝：美國的權力者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自身意志，而無論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還是因戰爭犧牲的軍人，都與美國精英階層毫無關聯。

越南戰爭爆發后，美軍動員的人力比朝鮮戰爭更多，但在被動員的美軍中，不僅貧困的下層階級是前線的絕對主力，陣亡名單中幾乎找不到任何權貴階級子女的身影。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被送往越南戰場，權貴們通過在國會推動一系列政策，將戰爭與自己徹底隔離。

首先，越南戰爭期間，只要是美國的在校大學生且成績合格，即可獲得2S身份，暫緩服役。后來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正是借此方式躲過兵役。其次，因身體或心理原因不適合服役者，可獲得“4F”身份，免服兵役。然而，這一規則在執行中被大量濫用，現任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便是靠“腳后跟長骨刺”的醫療報告逃過征兵。

最后，美國權貴子女還可通過主動運作，在戰爭期間加入國民警衛隊或預備役，加入這些單位在名義上算服兵役，但實際被派往越南參戰的概率極低。另一位美國總統小布什，正是利用這一途徑避開越南戰爭。最終，越南戰爭成了一場徹頭徹尾的工薪階層戰爭。

越南戰爭的巨額耗費與慘痛傷亡，如同一股洶涌巨浪，最終在1968年反噬了推動戰爭的民主黨政府。然而，繼任的尼克松政府雖著手結束越戰，卻未解決兩個核心問題：越戰結束后，美國的對外軍事干涉并未徹底停止；另一方面，美國精英遠離戰場的趨勢仍在持續加深。

為配合結束越南戰爭，尼克松政府在1973年正式廢除征兵制，美國由此進入全志愿兵役時代。這一政策初衷良好，但執行中產生了三個直接后果：第一，美國總統和國會發動戰爭時，不再需要面對來自普通家庭子女的輿論壓力，發動戰爭的政治成本迅速下降；第二，美軍從一個由各階層公民組成的“熔爐”，轉變為由長期服役的職業軍人構成的專門團體；第三，美軍身份不再是美國公民的義務，而變成了一份純粹的工作。

既然是工作，賺錢便成為核心目標。于是，1973年以后，美軍的一線戰斗部隊與美國精英階層徹底切割。在海灣戰爭時期，政商兩界的精英子女幾乎零參與；在漫長且波及面更廣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精英階層更是幾乎完全缺席。在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中，合計陣亡的七千余名美軍中，幾乎沒有一位出身美國政治或商業豪門的后代。

在此背景下，到軍隊“露個臉”，甚至成了美國精英博取政治資本的作秀手段。美國前總統拜登曾多次宣稱，自己的兒子參加了伊拉克戰爭并最終為國捐軀。然而，這并非事實：拜登的長子博·拜登加入的是特拉華州國民警衛隊，專業為軍事律師，并非一線戰斗人員。2008年，他隨部隊派駐伊拉克，駐扎在巴格達附近的勝利營，不僅長期處于保護之下，工作內容也只是協助訓練伊拉克的法官與檢察官。

在老拜登的運作下，博·拜登在服役結束后獲得了銅星勛章。如果不是他在2015年因腦癌去世，必將憑借這段作秀性質的服役經歷，在未來繼承老拜登的政治遺產。新任美國副總統萬斯同樣是鉆兵役空子的高手。2003年，他出于解決就業、賺取學費的目的，高中畢業后直接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但崗位并非前線士兵，而是海軍陸戰隊第二航空聯隊公共事務部下士，負責戰地通訊報道。

在四年的服役期內，他僅有六個月被派往伊拉克執行任務。任務結束后，他憑借這段服役經歷，不僅成功入讀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還通過大肆宣揚自己的服役經歷，一步步登上美國副總統的高位。

客觀來看，美國軍隊中精英缺位的變化，并非因為美國精英階層變得“慫”，而是他們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徹底拋棄了傳統的榮譽感與國家觀念，變得越來越自私、越來越功利。如今，美國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成了徹頭徹尾的“精英遙控，平民送命”。這樣一支失去精英擔當、僅靠平民子弟支撐的美軍，是否還能繼續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無疑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