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周邊3大“豺狼”國家，如果有戰(zhàn)必須先解決，留一個都是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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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都是重要貿易伙伴，口口聲聲歡迎中國投資、期待合作，真到了安全議題上，這三個國家一個比一個上頭。

要是哪天真到了不得不動刀兵的地步，誰先收拾、誰能先放一放？

對我們來說，面對真正的戰(zhàn)爭，到時候這三個國家留誰，都會變成最大隱患。

日本，還在東海加碼

聊周邊安全，這個名字繞不過去。

日本的問題，不是單個事件，而是歷史疊加，是一條越來越偏向軍事化的路線。

往回翻，最初的陰影其實在明朝時期就有了。

倭寇沿著東南沿海一帶跑來跑去，搶掠燒殺，給當時的沿海百姓造成不小傷害。到了近代，這種零散劫掠升級成有組織、有國家機器撐腰的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方自導自演鐵路爆破，立刻以此為借口吞下整個東北，把三省當成后方基地，開始大規(guī)模軍事集結。

再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全面侵華拉開帷幕。南京大屠殺的數字，30多萬生命不是一個抽象符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城市被屠空。

731部隊則徹底突破人類底線，搞細菌武器，拿活人當試驗品。對中國來說，這一段歷史不是普通舊賬，而是不可能被輕易翻過去的一道傷口。

戰(zhàn)后情況看著似乎有緩和。

日本在盟軍占領下被迫解除軍備，和平憲法寫進書本，表面上只剩一支“自衛(wèi)隊”。

但美國拉著日本迅速重建，把它當成在西太平洋遏制蘇聯、后來又牽制中國的前沿，錢和技術一股腦砸進去。

到今天，日本自衛(wèi)隊早就不是簡單守家護院的規(guī)模，海空軍裝備在全球排得上號，自衛(wèi)二字越來越像一個包裝。

具體到對華方向，釣魚島是個清晰的分界點。島嶼在歷史文獻里寫得很清楚，長期歸屬中國海防體系，日本戰(zhàn)后趁著形勢復雜硬往里擠。

2012年日本政府搞出個所謂“國有化”，把釣魚島從手里認定的私人名下買回來，轉一圈拉旗子，本質上就是想用行政動作給既成事實找個臺階。

此后十來年，日本公務船、飛機在島附近的活動越來越頻，動輒在海上“驅離”中國漁船，海空對峙漸漸成了常態(tài)。

2021年，安倍晉三拋出那句“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說白了就是在公開場合把自己和臺海局勢綁死。

安倍本身就是玩安全議題的老手，兩次出任首相，一次在2006年，一次從2012年開始，把修憲和擴軍當成遺產。

他在2022年遇刺，這條路線卻沒斷，后面上來的幾屆內閣，基本都沿著拉高安全政策、強化對華防備這條路往前走。

在地理上，日本卡的位置非常巧。它一字排開在中國東側，隔著東海，看著就是一道橫在太平洋通道上的屏障。

美國在這里布了不少基地，沖繩的嘉手納就是典型代表，大量戰(zhàn)斗機、偵察機在那里常年駐扎。

東海有事，日本配合美軍從空中、海上掐向中國沿海，長三角、珠三角這些全國最重要的經濟重心就會立刻感到壓力。

換句話說，日本不只是麻煩，而是切實影響中國東部安全和經濟穩(wěn)定的直接來源。

真到極端情況，誰先被按住，誰先喪失反制能力，日本顯然會被優(yōu)先納入考慮。

印度邊境纏斗沒完，西南高原不能掉以輕心

相對日本那，印度的問題更集中在一個字上：拖。

拖邊界線，拖談判，拖時間，用邊境緊張給中國長期制造消耗，讓中國不得不在西南方向保持大量精力，難以全身心向海上轉。

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zhàn)爭，是這段糾葛的一個拐點。

印度獨立之后在邊界劃定上采取了相當主動的做法，把手伸到爭議地帶，尤其是所謂藏南地區(qū)，大約九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他們改名叫阿魯納恰爾邦，納入行政體系。

中國方面當時進行自衛(wèi)反擊，打了一場高原作戰(zhàn)，印軍在多個方向被壓制，兵力被迫撤回。

不過戰(zhàn)場勝負歸勝負，真正復雜的問題在于，戰(zhàn)爭結束后邊界并沒有徹底劃清，一大塊爭議地帶就這么被擱著，成了幾十年反復發(fā)作的病根。

進入21世紀之后，印度在邊境基礎設施上明顯加速。修路、修橋、修前沿哨所，各種工程往前推，目的就是讓印軍能更快向前線機動。

道路一通，補給就容易，部隊可以更頻繁地在高海拔地區(qū)活動。與此同時，增兵、輪換、演習也都沒停過，邊境高地時不時就冒出新的摩擦點。

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對峙，就是這一系列動作的集中爆發(fā)。印度士兵越線，雙方在河谷里產生猛烈沖突，雖然沒有開槍，但鐵棍、石塊、肉搏混在一起，最終導致雙方都有傷亡。

事后兩國通過多輪軍長級和外交渠道會談，達成部分撤軍共識，一些地點的兵力往后撤了幾公里，但緊張氣氛并沒有因此自動消失。

邊境地區(qū)海拔高、條件惡劣，哪一方多駐一點兵，哪一方推一個哨所，心理感受很容易被放大。

在大國定位上，印度一直想扮演南亞領頭羊的角色。對周邊像不丹、尼泊爾這樣的小國，長期通過經濟、基礎設施和安全合作施加影響，希望把這片地區(qū)牢牢鎖在自己的勢力范圍之內。

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在南亞和印度洋周邊展開港口、鐵路、公路等合作時，印度立刻感到空間被壓縮，許多原本默認屬于它的“后院”，開始出現中國項目的標志牌。

于是就能看到，印度在外交和安全上更主動往外走一步，拉著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搞起了所謂四方安全對話。

印度海軍本身也在擴張，通過購買和自研雙軌推進艦艇建設，努力在印度洋上形成更大存在感。

從中國的安全觀來說，印度的難點不僅是軍力規(guī)模和人口基數，而是它所處的位置。西南方向的高原本身就是天然屏障，可一旦對方在山那頭持續(xù)集結兵力、完善道路，中國就必須在本已艱苦的環(huán)境里，配備足夠兵力和裝備做應對。

這個方向任何一點閃失，都可能被對手放大成戰(zhàn)略突破口。在美國試圖在中國周邊多點施壓的背景下，印度的位置就成了一個可供利用的杠桿。

越南體量不大，位置卻卡在要害

說到周邊安全，越南常常被忽視，但從地圖和具體事件看，它的存在感一點都不低。

歷史上兩國往來很早，文化聯系深，但到了近現代尤其是冷戰(zhàn)之后，越南對外政策轉向，逐漸在中國南側形成一條比較強硬的線。

1970年代末，越南在柬埔寨采取了軍事行動，直接出兵推翻當地政權，同時在中越邊境也有不少摩擦。

1979年，中國發(fā)動對越自衛(wèi)反擊，持續(xù)時間大約從2月17日到3月16日。這場戰(zhàn)爭打得很硬，雙方都出現較大傷亡和物資消耗。

中國在完成既定目的后宣布撤軍，但邊境形勢長期并不平靜，地雷、工事、哨所問題又纏了很多年。

進入新世紀，雙方在陸上邊界問題上通過談判有了一定進展，標劃和管理都比以前規(guī)范了一些。

不過真正敏感的地帶，卻轉到了海上。南沙群島方向，本就是中國長期主張的傳統(tǒng)海域范圍，越南卻趁著國際形勢復雜、一些西方國家介入的時機，占據了多座島礁，在上面修跑道、修碼頭、建雷達，盡可能把既成事實固化下來。

中國漁民到附近作業(yè)，經常遇到越南執(zhí)法船的盤查甚至扣押，這類事件在新聞里時不時會冒頭。

資源爭奪是另一個焦點。南海海底被認為蘊藏較多油氣資源，對沿岸國家都很有誘惑力。

越南與一些能源公司簽合同，在有爭議的海域劃區(qū)開采，和中國的勘探船、海警船頻繁發(fā)生對峙。

這些行為從越南角度看，是發(fā)展經濟的一個抓手；從中國角度看，則是對權益的侵蝕，也是安全上的隱患。

近些年，它積極和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國開展聯合演訓，名目是海上安全、反海盜、搜救之類，但演練科目里常常包括聯合機動、聯合打擊，這種訓練一旦配合輿論上對中國的渲染，很容易被包裝成“共同對抗”的信號。

2016年南海仲裁案時，菲律賓把中國拉上被告席，越南在整個過程中站在菲律賓那邊，輿論和外交上給予不少聲援。

中國當時明確表示不接受、不承認仲裁結果，這場風波也暴露出南海沿岸國家中最不安分的是哪幾家。

越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在中國安全和發(fā)展里扮演的獨特角色。看一下海上交通線就知道，從中東和非洲運來的大宗原油，要穿過馬六甲，再沿著南海北上，進入中國華南沿海的港口。

文中提到，大約90%的石油進口要走這條路。

越南靠著南海西岸，島礁布局又貼近航道，如果形勢惡化，它哪怕不正式封鎖，只是縱容各種“執(zhí)法”和騷擾行動，對能源輸送的安全感影響就很大。

同時，越南國內民意對中國并不友好，這是一個長期積累的問題。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在多個國家中，越南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比例名列前茅。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很多軍評在模擬極端沖突時，會把越南和日本、印度放在同一個“必須解決”的名單里。

戰(zhàn)爭不是目標，但一旦和平被逼到墻角，該先解決誰、怎么解決，不是那時候臨時拍腦袋能定的，而是現在就要想清楚、準備好。

這樣，反而更有底氣把危險擋在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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