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商業化,正在變成一場越來越昂貴的“請客吃飯”。
2026年初的財報季,AI支出非但沒有成為科技股的護城河,反而成了估值下殺的觸發器。
一邊是亞馬遜、谷歌、微軟等巨頭拋出合計超6500億美元的年度資本開支計劃,規模堪比一個中等國家GDP;另一邊,是中國互聯網大廠在春節前后密集投放數十億元規模的AI應用補貼,試圖用“紅包”換取市場、時間和用戶習慣。
資本市場的反應卻異常一致。在激進的支出計劃公布后,這些科技巨頭的股價應聲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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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突然看空“AI”?并非如此。但是投資者第一次明確表態,不再為“看不到兌現路徑的長期投入”無條件買單。
無論是美國押注的算力基建,還是中國推動的應用補貼,這場愈演愈烈的AI競賽,“燒錢搶占未來市場”的邏輯,都令人聯想到當年的“外賣/打車大戰”。但問題在于,這場戰爭,可能并不具備規模即勝利的前提。
從“害怕錯過”到“害怕支出”,AI敘事發生轉折。
過去兩年,資本市場為AI敘事買單的核心邏輯是“先占位、先布局”,估值更多與想象力掛鉤。
但進入2026年,情況急轉直下。“沾AI就漲”的粗放投資階段宣告結束,市場開始集中關注兩個最現實的財務指標:自由現金流和資本開支的不可逆性。
比如,過去12個月,亞馬遜自由現金流僅112億美元,同比大幅縮水70.7%,2026年高達2000億美元的資本支出計劃,讓市場擔憂其自由現金流可能重回負值區間。
AI不再只是充滿魅力的增長故事,市場第一次重視起基建的“重資產、長折舊、低靈活性”。
國內爆發的新一輪應用補貼大戰,也讓這場全球科技競賽的資本邏輯,浮現出與昔日“外賣大戰”驚人的相似性。
AI競賽與外賣大戰的相似性,并不在業務形態,而在資本邏輯。
首先,是“提前定價”的思維,即在需求被完全驗證之前,通過巨額投入搶占未來市場的定價權。
是爭奪“入口”與“生態”,無論是美國巨頭斥巨資建設數據中心和自研芯片,還是中國公司補貼開發者和應用,終極目標都是爭奪未來AI世界的調度權。
最后,則是背后隱含的“贏家通吃”預期,資本相信在如此高的門檻下,最終只會剩下少數幾家掌控基礎設施或核心生態的寡頭。
市場擔憂的是,AI不具備“外賣”最關鍵的兩個前提。
第一,AI缺乏一個“高頻剛需”的底座。
外賣是確定性的高頻剛需,補貼能迅速驗證留存與復購。相比之下,AI的“剛需”還極不清晰。面向企業端的大模型落地成功率依舊不高,艾瑞咨詢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企業級AI應用數據質量及可用性不足。而C端用戶更是長期受互聯網“免費+增值服務”模式影響,付費的認知和意愿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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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是更危險的一點,是AI的巨額投入具有極強的不可逆性。
外賣補貼可以隨時調整、收縮甚至叫停,業務杠桿相對靈活。但AI的投入,尤其是以數據中心、服務器集群和定制芯片為代表的基礎設施,是高度沉沒的。這些資產不僅單位成本極高,還背負著漫長的折舊周期,通常在三到五年。即使未來需求不及預期,企業也很難像關停一個外賣業務那樣“快速剎車”止損。
“高頻剛需”和“可快速止損”這兩個關鍵安全墊都不存在時,資本市場的謹慎心理便被放大。
也正是在這一節點,中美科技公司展現出完全不同的,應對這種謹慎的方式。
2月初,中美科技股的估值同步回調,但市場拋售的背后,實際上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擔憂。一個是對“有限支出”能否換來真實價值的懷疑,一個卻是對“無盡支出”可能吞噬一切現金流的恐懼。
之所以有這種差異,是中美科技巨頭的戰略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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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了一條寬闊但偏偏無車駛過的道路后,中國公司的核心邏輯是“需求可以被快速創造和驗證”。于是,國內巨頭們一邊把路修好,一邊自己造車。
阿里、騰訊、字節跳動等巨頭的資源,密集地投向了補貼開發者、發放用戶紅包和提供算力扶持。在現有的AI“路網”上,通過巨額補貼快速投放“車輛”(AI應用),爭奪C端的“流量調度權”與用戶習慣。
市場的疑慮也在于此。未來,紅包雨停歇、算力優惠退坡,這些被吸引來的流量,有多少能沉淀為真實的用戶留存與付費意愿?業內的一個共識是,在中國市場,讓用戶為C端AI工具直接付費非常困難。這場戰役拷問著AI應用本身是不是“偽需求”。
相比之下,同樣在這條路上的美國巨頭,選擇進行一場更加徹底的“基建豪賭”:提前十年修筑更豪華的“高速公路”,等待整個數字經濟的“車流”自然遷移至此。
亞馬遜、谷歌、微軟和Meta的資本支出,高度聚焦于算力底座,數據中心、自研AI芯片和云平臺。他們從“基礎設施調度權”自上而下構建壁壘,相信一個確定性未來:AI將如電力和互聯網一樣,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通用技術平臺。
對此,市場的質疑是,如果AI沒有如期成為“必需品”,這套萬億級基建,是否會長期拖累現金流與回報率?
從不同的質疑角度中,可以看出,中美科技的產業基因與市場環境存在巨大差異,這也意味著估值分歧的加劇。
中國互聯網產業歷經多次流量大戰,擅長以敏捷的產品和場景創新,在快速試錯中倒逼需求。而美國科技公司則沿襲了從操作系統到云計算的成功經驗,習慣于先構建強大的底層平臺與標準,再等待生態繁榮。
前者是應用效率優先的“現在進行時”,后者是基礎設施先行的“未來完成時”。這決定了,資本市場對兩者的重新定價,不可能走向同一個終點。
對于中國公司,估值的錨點是應用轉化的效率與速度。而對美國巨頭,估值錨點則是對遠期統治力和回報率的貼現計算。
股價下跌表象下,一場關于技術路線與商業哲學的分化,才剛剛拉開序幕。
可以預見的是,這輪財報季之后,一個時代性的估值分野正在形成。
美股市場對“AI值不值得修這么多路”的猜疑,還要持續很長時間。港股市場則成為重估AI應用“有沒有車真的跑起來”的關鍵市場。
在美股,科技巨頭將面臨長期重估。
市場恐懼的不是AI的潛力,而是其顛覆傳統商業模式和產生經濟效益的“時間框架”與“經濟學”。摩根士丹利報告預計,到2028年,全球人工智能相關支出將接近3萬億美元。而按典型軟件利潤率計算,2028年人工智能軟件收入將達到1.1萬億美元,差額依舊明顯。
微軟、谷歌、亞馬遜和Meta等公司的巨額資本開支一旦啟動,基本不可逆,現金流與資產負債表,都會長期被AI投入重塑。一旦AI需求曲線的爬升速度慢于折舊曲線的侵蝕速度,市場對這些科技巨頭的“殺估值”還將持續。
近期,微軟的遠期市盈率在近期降至23.0倍,甚至低于以軟件和服務為核心的IBM,這是自2013年以來的首次倒掛。這說明在投資者眼中,一個背負著沉重折舊包袱的“新微軟”,可能在進行“永久性的重資產轉型”,定價邏輯也越來越“重”。
相比之下,中國公司當前的重估,呈現出更鮮明的階段性驗證特征。
春節期間的“紅包補貼”戰術,投入規模相對可控,試錯周期也更短。市場的反饋會像潮水一樣,迅速而直接地反映在股價上。
這讓港股成為觀察中國AI戰略成敗的“風暴眼”。這里上演的,是一場關于應用效率、用戶留存和付費意愿的“中場戰事”。港股還有大量AI應用公司會受到巨頭重估效應的帶動,估值在垂直場景中隨著商業轉化效率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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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小周期重估”的邏輯,與美股那種基于十年基礎設施回報的“長周期定價”,共同構成了AI產業化之路的資本藍圖。
兩種重估邏輯共同上演,也意味著,AI產業正在從上半場邁向下半場。巨頭逐漸燒掉資本市場對“未來敘事”的耐心,而當全球資本開始厭倦“宏大敘事”,“能不能跑出來”本身,就成了稀缺的資產。
這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是,越來越多AI公司無需證明自己能像巨頭那樣統治整個AI世界,只需要證明,在醫療、營銷、設計等某一類場景中,產品能夠創造可持續的商業價值,就能迎來價值兌現。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技術革命的贏家,未必是最早、最激進、最燒錢的公司。那些善于把技術轉化為穩定現金流的公司,往往能穿越起起伏伏的周期,贏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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